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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古文诗词曲赋精选
中国历代古文诗词曲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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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八声甘州 · 读诸葛武侯传 [词]

作者王质 [宋](1135年-1189年)
王质,字景文,号雪山,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寓居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著名经学家、诗人、文学家。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出生。靖康之变后,迁徙兴国(今湖北阳新),二十三岁时游太学,与张孝祥父子有往来,与九江王阮齐名,王阮说:“听景文论古,如读郦道元《水经》,名川支川,贯穿周匝,无有间断”。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进士,张浚聘为幕僚。虞允文聘为幕属。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入京为太学正。博通经史,著《朴论》五十卷、《西征丛纪》、《雪山集》四十卷等。淳熙十六年卒。

正文
  过隆中。桑柘倚斜阳,禾黍战悲风。世若无徐庶,更无庞统,沉了英雄。本计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

  他日杂耕渭上,忽一星飞堕,万事成空。使一曹三马,云雨动蛟龙。看璀璨、出师一表,照乾坤、牛斗气常冲。千年后,锦城相吊,遇草堂翁。

译文
  经过隆中,斜阳下的桑麻绿油油的,秋风高歌,非常凄凉。假如世上没有徐庶则一定没有庞统,这些夭折的英雄们。本来谋划攻取荆门,静静等待他们的战功。在栗地中转悠了一圈,竟然发现没有了道路。

  当年在渭地屯兵的诸葛,忽然一颗彗星降落,他的一切的谋划都成了空谈。曹氏大权被司马氏家掌握,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欣赏出师表这样光彩照人,牛气冲天的作品。等过了数千年之后,我在草庐旁凭吊,看到堂前有一老翁。

赏析
  王质其人博通经史,曾著《朴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之事。此词是他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感受,不妨看作以文学作品形式写成的一篇《朴论》。

  《八声甘州》起处通常为八言、五言两句,至五言句末字叶韵。本篇有所新变,破为“三、五、五”三句,且于三言句添叶一韵。“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寓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中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上海辞书出版社 - 唐宋词鉴赏辞典(新一版) - 钟振振)

评析
  《八声甘州·读诸葛武侯传》是宋代词人王质的词作。此词是作者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的感受,对诸葛亮未能完成统一大业表示极度遗憾。

注释
  甘州:唐教坊曲名。《唐书·礼乐志》:“天宝间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
  诸葛武侯:即诸葛亮(181年9月17日—234年10月8日),字孔明,中国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散文家、发明家。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
  隆中:古隆中已有1800年历史。因诸葛亮“躬耕陇亩”、刘备“三顾茅庐”,引发《隆中对策》,被世人称为智者摇篮,三分天下的策源地。
  禾黍战悲风:禾黍颤粟于秋风中。
  徐庶:元直,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汉末三国时期人物,本名福,后因为友杀人而逃难,改名徐庶。
  庞统:179年-214年),字士元,三国时刘备帐下谋士,官拜军师中郎将。才智与诸葛亮齐名,人称“凤雏”。
  东荆西益:荆、益二州。
  取奇功:出其不意的攻占方式,这里是夸耀诸葛亮的功绩。
  杂耕渭上: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诸葛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两岸,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
  一星飞堕:这里用的暗喻,就是流行坠落代表一个人死亡。这里指诸葛亮之死。
  一曹三马:“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
  蛟龙:蛟龙就是中国传说中的水龙,由于蛟龙常被人们目击,而应为人知,蛟栖息在湖渊等聚水处,也会悄悄地隐居在离民家很远的池塘或河流的水底。隐栖在池塘与河川的蛟龙,一般会被称作“潜蛟”。
  出师一表:即《出师表》,它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国寄予的期望,言辞恳切,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
  乾坤:乾坤,八卦中的两卦,乾为天,坤为地,乾坤代表天地。
  牛斗:指牛宿和斗宿。传说吴灭晋兴之际,牛斗间常有紫气。雷焕告诉尚书张华,说是宝剑之气上冲于天,在豫东丰城。张华派雷为丰城令,得两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两人各持其一。张华被诛后,失所持剑。后雷焕子持剑过延平津,剑入水,但见两龙各长数丈,光彩照人。见《晋书.张华传》。后常用以为典。
  遇草堂翁: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

辑评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周汝昌曾点评此诗:此篇在宋词中虽然算不得上乘之作,且将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归结为纯粹的历史偶然性(全靠徐庶等推荐),并过分夸大其“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历史作用(设想如天假斯人以永年,司马氏集团便不得崛起),犹未能摆脱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无法摆脱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词笔一丝不苟,叙事井井有序,剪裁史料能做到披沙拣金,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理性的思考与感情的挥发互为理志,抽象的议论与形象的描绘交相辉映,仍不失为一篇杰作。尤其值得称道者,以自己秋日过隆中造访卧龙故里起光,以杜甫春日在成都凭吊侯祠堂作结,时代一宋一唐,季节或秋或春,地点在襄在蜀,人物为己为杜,不无差异,但缅怀诸葛亮其人其事则一也,缅怀其人其事时之心情则一也,首尾呼应,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