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秘书长与我的红吉普

　　那天，关于达格·汉温斯裘尔［注］及我那辆老掉牙的吉普车的故事，可分成三幕。
　　第一幕
　　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国际间谈判的文章，并已约定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秘书处大厦采访联合国秘书长。一些饱经风雨的外交记者警告我说，我将采访的是个难对付的角色。
　　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我意料。他很随便地穿着衬衣迎接我，嘴上衔着烟斗，而不是他平时抽的高级雪茄。当他站起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随和而不失风度。
　　我们坐定后，谈话立即进入了正题。
　　“如果我们低估了每天在这里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各种调停与和解工作，那将是一个错误。”他说，“在不用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受损害的尊严得到了恢复，怒气被平息而不造成任何破坏，冲突最后变成了妥协。”
　　谈话将要结束时，电话铃响了。从电话谈话中，我听出汉曼斯裘尔本计划与之共进晚餐的人病了。他显得很失望。我脱口说道：“如果能同您一起用晚餐，我将感到很荣幸。”
　　我想秘书长可能会拒绝，但他却轻快地答道：“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一起下楼时，我告诉他，我是开着我的老式红吉普来的。
　　“一辆红吉普！”他说：“很有意思。”
　　我建议去曼哈顿僻静地区的一个小餐馆，因为它出售挺不错的克里奥尔食品。
　　“啊，克里奥尔！”他叫道：“虾和大米。让我们去那儿。我已让我的司机下班了，但我们可以坐你的红吉普去。”
　　“它实在不雅观。”我急忙说，“车窗没帘子，挂慢挡时震动得很厉害，而且……”
　　汉曼斯裘尔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说：“拿出勇气来！”
　　第二幕
　　正当我们在拥挤的车流中吃力地驶出闹市区的时候，我车后突然响起一阵尖厉的喇叭声，紧接着一辆出租汽车从我左边飞快地掠过，又横插在我车头前面。我急忙按喇叭，使劲踩刹车，狠命把方向盘拨向右边——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我的吉普车——载着联合国秘书长，还有我——撞翻了一个铁皮垃圾桶，顶在一个灯柱上停了下来。
　　不可思议的是，车和人居然都没有一点损伤。那辆出租车也停了下来，车上的司机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抢在他前面一把抓住了他：“你为什么不先发出信号？你没看到你正好挡了我的车头吗？你这蠢货！”
　　“你对我乱喊乱叫什么！你犯什么病了？瞎眼了吗？脑子到哪儿去了？”他也忿忿地喊道。
　　我的窘迫全变成了怒火：“你差点把我们撞死，你这疯子！”
　　我可以看出他全身肌肉都在紧绷，我也把双腿扎稳在人行道上。人群围了上来。出租车司机背向我去跟汉曼斯裘尔讲话。“我要是你，就不会乘这小子的车。”他轻蔑地说，“像他那种乡下司机，还有那种吉普车，只该呆在乡下，那儿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
　　我正要反唇相讥，汉曼斯裘尔平静地开口了：“每天在这市里开出租车真是件艰苦的事情。我真高兴我没有做这种工作——因我忍受不了”
　　出租车司机吃了一惊，汉曼斯裘尔竟能对他表示同情。
　　“是呀，确实难哪。”他说，“如果遇到下雨、下雪、警察……麻烦事就更多了。在这里开车从没轻松过！”
　　我本准备继续争吵下去，但现在我大概可以后退一些了，我用同情的口吻说：“这确实不是一件好干的活儿。”
　　汉曼斯裘尔朝我点了点头。
　　“我干了件傻事，让你坐了我的车。”我对汉曼斯裘尔说，“也许我今天做事有些鲁莽。”
　　汉曼斯裘尔转向出租车司机。“我的朋友觉得他也许是鲁莽了一点，请原谅。”
　　“噢，可能是由于我挡了他的道。”出租车司机承认说，“我早料到他是乡下的司机，他可能不大懂纽约的交通信号。”
　　我立刻想告诉他，我出生在纽约，在纽约长大，取得纽约市的汽车驾驶执照已有15年了。可突然我发现，汉曼斯裘尔为了使两个因一起交通小事故将要打起来的人平静下来，便解释起在国际谈判中调停者必须牢记的三点，只听他说：
　　“第一，不要泄气，即使形势看起来已不可收拾。说到底，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双方都表示同情和理解，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一直要和两方都保持联系。
　　“第二，力争使怒气冲冲的双方把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怒火发泄到一些非人为的或抽象的目标上去。辞令的不同解释与选择，无法避免的经济压力甚至气候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都可以用来作为尖锐冲突中的‘空调器’。
　　“第三，找出一些双方有共同点的领域，使他们在这些领域内进行有益的会谈。这些领域也许与当前迫切的矛盾毫无关系，可一旦你让他们说出诸如‘你这话有些道理’之类的话，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好机会便来了。
　　“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他最后说道：“但历史往往证明曾一度处于战争边缘的两国可以成为好伙伴，甚至互相援助。”
　　听了这些话，我的怒容慢慢收敛了，出租车司机的火气也消退了好多。“我想我们两人都应该仔细一点。”他对我微笑着说。我点了点头。他回到了自己的车上，一边再三向汉曼斯裘尔道歉，一边徐徐开动了车。
　　第三幕
　　驶过约十个街区后，吉普车一下熄了火。我瞥了一下油量表，指针指向了零。
　　“伙计，坏事了，我把事情弄成了一团糟！”我沮丧地说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提议乘出租车去餐馆。我刚喊了声“出租车！”有辆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无巧不成书——车内坐的正是几分钟前与我短兵相接的司机。
　　“二位又遇到麻烦了？”他问。
　　“没汽油了。”我闷闷不乐地答道。
　　“上车吧。”他说，“前面不远有个加油站。”
　　汉曼斯裘尔在吉普车里等着。我坐车去加油站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你那位同车的朋友挺不错！”
　　在加油站，我买了一桶汽油；出租车司机等着我买了油，又开车把我送到停着的吉普车旁。我伸手掏钱包，但我发现车上计程表的指针还停在原来的地方——车费没有被记录。
　　“这钱归我付。朋友，再见！”他说着便愉快地挥了挥手，开车走了。
　　所有这些发生在1960年的一天。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知道我那次与达格·汉曼斯裘尔同车的经历并没有什么震撼世界的大意义，但不知怎的，它总是使我不能忘怀。
　　［注］达格·汉曼斯裘尔，1953年至196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他在去非洲中部行使一次和平使命中，因空难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