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同列宁的一次谈话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规定，艺术家应当在工厂、工会和红军俱乐部承担演出任务。有时一个晚上必须演上四场之多。音乐家和戏剧演员小组乘着雪橇或者骑马从一处跑到别一处。
　　时间过得飞快。在革命的旗帜之下任何旧的东西都不容许继续存在。城市和街道的旧名字都必须改换。在艺术领域也要重新命名的时候，我同其他同事被邀请去参加一次集会。会是由文化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主持的。在那些最重要的机构定出新名之后，有人建议；四重奏团，我也是成员之一，应该命名为“列宁四重奏团”。“为什么不叫作‘贝多芬四重奏团’?”我那幼稚的声音传遍了会场。当即有人在桌子底下撞了我一下。于是我们就定名为“列宁四重奏团”。
　　其后，这一伙荣幸地带着列宁的名字的人物被邀请进入克里姆林宫。列宁非常亲切地欢迎我们。我们演奏了格里格四重奏的一个乐章。当我们告辞的时候，列宁送我们到前厅，而且帮助蔡特林穿大衣。他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说：“谢谢，同志们，”然后对我说，“您要留下。”我担心地靠近蔡特林的耳朵细声说：“要是我不能很快出来，那就请你来接我吧。”
　　我跟着列宁走过一条狭长的过道，进入一间小书房。“请坐下。”我把大提琴搁在我身边。他看了一眼，“那是好的大提琴吗？”
　　“不怎么样。”
　　“那些最好的乐器从前总是落在有钱的业余爱好者的手里。它们不久就会转到专业音乐家的手里，那些只是在才能上富有的音乐家手里。”在他身上一点不会使人感到，这是一个掌握充分权力的人。他的衣服和他的鞋好像是在商店里现成购买的，他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慈爱的乡村老大爷。我局促不安的感觉消失了。
　　“您还很年青，可是您却有一个责任重大的职务。说来也怪，只有在音乐和数学上年轻的人才能够一下子出名。您可曾听到过一个小孩子已经成为建筑师或者外科医生的？”他微笑地说。
　　“不，我只听到过儿童棋手。”
　　“完全正确。你下棋吗？”不等我的回答他立刻转换了话题：“是不是真的，您在会议上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我很遗憾，”我结结巴巴地说。
　　“像您这样年纪的人，总是先把话说出来然后才去想的。”他说，可绝不含有任何一点嘲讽的意思。“我对音乐是一无所知，可是我知道，就一个四重奏团而论，再没有比以‘贝多芬’命名更为合适的了。”
　　“我真高兴，那您就不生我的气了？”
　　“不”，他诙谐地说，又笑起来了。“我很愿意同您谈谈。只有合理的事情才能够维持长久。时间会筛掉一切不纯的东西而且纠正种种错误，特别是像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列宁四重奏团将不会存在下去，存在下去的也许还是贝多芬。”他说话多用比喻而又不牵涉到什么重大问题，合情合理，使人心悦诚服。
　　后来我们的四重奏团在一次庆祝会上参加演出，列宁和托洛斯基都在会上讲了话，而且列宁的名字第一次没有同四重奏团连在一起。我走上前去向他致敬。他被许多人围着，可是他一看见我，就指着节目单上的那行字，字是这样写着的：“第一国家四重奏团”。“你看见了吗？”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