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烦恼与我无缘

　　1970年，我在干校劳动，妻子大专毕业在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患难中，我们认识、相爱而结合了。1972年，妻子生了个儿子，她被上调在一个织布厂当保全工。我们相亲相爱，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关系融洽，生活过得也挺美满的。然而，1977年，当我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却遇到了不幸。
　　那是初春3月的一天早晨，街上人影稀疏，我搀扶腆着大肚子的妻子，往医院走去。妻子的身体很健壮，送到医院不多久，就生了个女孩。一男一女，挺称心的。我高高兴兴地领着儿子去买东西。不想，刚跨进家门，却见母亲正伤心地落泪。原来，当我刚离开妻子不一会儿，她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昏死了过去。
　　艰难的生活就此开始了。妻子昏死，直到26天后才慢慢苏醒过来。抢救时，她的身上插了氧气管、输液管、胃管、导尿管，我日日夜夜守护在她身边，妻子患的是脑出血，虽然活过来了，但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小脑共济失调使她走路不稳，我尽心去安慰她，照料她，使她对生活产生了信心。
　　然而，不幸的事又接连着发生，妻子在医院住了3个多月，病情有了很大好转。有一天，隔壁病房一个病人死了，病人家属对主治医生大打出手，一直打到我妻子病床边，而那位医生也正是我妻子的主治医生。在这样的惊险场面中，妻子吓坏了，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病没有好，她却大吵大闹，说什么“再呆在医院里要被人杀了”等等，我只得背着她乘车，回到了家里。
　　妻子的精神分裂症越来越厉害，有时，她一个人站在弄堂口哇啦哇啦不停地胡叫乱说，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嘴唇干裂还是不停；有时，猜疑我母亲在她的饭菜里放了毒药，把碗往地上摔；有时，整夜不睡倚在门上，说是不让坏人进来害她……妻子、孩子、母亲都靠我一人照料，我处于三面夹攻的境地。尤其是妻子，她那些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病态，我悉心看护她，既怕她在外面伤害别人，又要防止她寻短见，我想，当妻子遇到不幸时，做丈夫的更应该百倍去疼爱她，只有在精神上很好地去安慰她，在生活上精心照顾她，才能使她的病很快好转。所以，尽管妻子发病很厉害时，我也没有打过她，骂过她。
　　我还要照顾我的母亲。母亲70多岁了，体弱多病，常常因胃粘膜脱垂疼痛而卧床不起，她老人家上了年纪，不理解我妻子的病，经常同她对骂，甚至跪在地上哭我殁了的父亲，而我妻子一受刺激，病情就明显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耐心对母亲解释，同时请我表姐来住几天，专门照顾我母亲。
　　当时，我儿子只有5岁，女儿才半岁。谁来带领他们呢？我妻子所在厂的领导很关心，同意我女儿在厂里全托，这样，我还得三天两头去厂托儿所送东西。逢厂休日，又得将女儿抱回家来照料。
　　我爱我的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爱，终于促使他们更理解我所处的“三面夹攻”的处境，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谅解，缓和了矛盾。为了使老母亲安度晚年，有个安定的住处，我就同表姐调换了住房，让表姐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还把女儿寄放在表姐家里。而我们住的公房却是三家合用灶间、卫生间。搬到了新居，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一天我下班回家，刚跨进大门，邻居一位老太太气呼呼地对说，我妻子在她的水壶中放了一块肥皂，烧啊，烧啊，直到一壶水都烧开了，她才发觉。以后，接二连三又发生了不少“侵犯”邻居的事情。这显然是我妻子在犯病了。于是，我耐心地向住在一个大套间里的另外两家作道歉和解释。9年来，我妻子4次被送到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住院治疗，每次住院一个月左右，医院由于病床十分紧张要“赶”她出来，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医生认为我妻子的精神病是因为脑出血所引起，很难治好，要么作为一个废人送社会福利院，要么回家去静养，我把这些情况向邻居说了，在平时也尽量从各方面搞好关系。邻居对我这个既做爸爸、又做妈妈的男人十分同情，从买菜、烧菜、照顾孩子等各方面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这种友爱、和睦的气氛，使我妻子的病有了一些好转。她有时做了“侵犯”邻居的事，邻居非但不骂她、打她，还很客气地送馄饨、饼什么的给她吃。就这样，我同我母亲分居之后，妻子反倒多了不少照顾她的“亲人”。我在妻子住精神病院时，了解到不少精神病患者由于家属、邻居的歧视以至打骂致病情愈益严重的情况，为此我深深感到，如果把爱倾注到这些病人身上，那将会比吃各种镇静剂要好许多倍。因为，他们是人，有一定的思维能力，也懂得好恶，懂得爱和关怀。
　　妻子的不幸，家务的劳累，并没有使我沉浸在苦恼之中而置事业于不顾。我时常感到身上有一股奋发的力量。我从来没有主动向组织和同志诉说过自己的困难和苦恼，也不需要旁人含有怜悯的同情和照顾，我希望自己在事业上有新的发现和成就。
　　我在儿童杂志的编辑部工作，并担任编辑部主任，我热爱这项工作，因为儿童的心灵是纯洁的，而作为一个儿童杂志的编辑更需要有一颗欢乐的童心。每天下班回家，帮助妻子做家务，直忙到8点。8点半一过，我就催促着妻子吃药片和儿子一起睡觉，这时，四周显得特别的安静。我就忙开了看稿、改稿以及写稿的工作，往往搞到11~12点才睡。第二天，6点不到就要起床，去买菜，做早点，我的家离编辑部很远，乘车需要有1个半小时。路上，我设法背些外语单词，或对儿童科学小品、童话或关于儿童文学理论文章进行创作构思。9年来，我为各地少儿出版社编著了10多本书，有科学文艺《太阳之谜》、《爱发脾气的炸药》、《在你身边的力学》、《益智物理故事100个》、童话《两个蚂蚁小姐妹》、儿童文学理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选》及有关中国古代童话的论文等，还写了几百篇文章，在儿童文学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更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我把这些成绩告诉我妻子，并用稿酬为她添置她所喜爱的东西，使她很高兴。
　　对妻子、对事业所倾注的爱，必然会带来欣慰的收获。9年来，妻子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她虽然还不能工作，但在家里能做饭、洗衣服、打毛衣、缝衣服，成了我的贤内助，使我在儿童文学事业上能做更多的事。如果我整日处于苦恼、灰心、焦躁之中，那生活也不会向我敞开幸福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