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原子弹落下那一天

　　门踢开了，卫兵喝道：“快！天亮了！”接着他从小木屋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一路用棍子敲打屋里的80张双层床。那时是早上6点，我醒了，又开始了另一天愁苦无奈的战俘生活——我被日军俘虏至今已经3年半了，被俘时，我是高射炮连士官，在太平洋帝汶岛服务。
　　我没精打采，有臂肘撑着身躯，将卷起来当枕头用的绿色工装裤打开，套在灰白色的长内裤外面，再将穿着睡觉挡跳蚤的卡其衬衫尾塞进裤头。然后我卷起草席，这是唯一将木床板和我瘦弱的躯体隔开的东西。
　　每天都这样开始。大家已大然地接受了粗暴的叫醒方式、饥饿、疾病、虚弱，甚至挨打。
　　早晨空气清新，太阳从环绕营地的山后升起，天空湛碧如洗。司令官走出办公室，向垂挂在杆顶的旭日旗敬礼，然后转过身来面向集合的战俘——有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中国人、荷兰人、印度人和马来亚人。我们奉命眼向前望，弓腰鞠躬。他举手答礼，又带领随从在行列间检阅，然后自回办公室。
　　接着分发食物——木盒中装着糙米饭、几粒黄豆和几片萝卜，还有两条小沙丁鱼大小的干鱼。我们带着食物出发，每辆敞篷卡车装载20名战俘和两名武装卫兵，前往煤矿或铁厂做一天苦工，不然就是去掘取蔬菜，或是下码头卸货。
　　我们在弯曲多坑的山路颠簸前进，卡车不时停住，让工作的人下车。行驶了30多公里，最后抵达太田川三角洲的码头。
　　我跳下车来，日本班长将我派到一艘停泊在码头的生锈的5000吨货轮。这艘船我很熟悉，我已经一连两天在此起卸船上的红糖。我们这一工作队共有8人，4人下舱，4人在上面将糖包送进邻接的仓库。我们抛钱币，决定谁先下去搬取头两批货物。我输了，于是和凯斯、布鲁与寇尔利一同登船，他们都是澳大利亚人。上船的战俘只有我是英国人。
　　我们爬下金属长梯，进入窒闷的货舱。仅有的光源是一只悬晃的灯泡，以及能从上方约10米处的货舱口望见的一小片青天。我们脱去上衣，把每包糖搬上起重机放下来的载板。在粘腻粗麻布袋外麇集的苍蝇现在纷纷飞起，把注意力转至我们汗湿的身躯。堆好4包后，我们招呼甲板上的战俘，然后退至一旁，让摇荡的载板吊出舱去。
　　休息片刻，又吊出4包，是换班的时候了。我们正在缘梯而上之际，班长却命我们回去再搬一批。我们向他叫嚷，表示已干完份内的工作，他出言恐吓，我们只好退回下面。
　　忽然，强烈的白光照亮了全舱每一角落。钯我们都耀盲了。船被吸下沉，我们踉跄后退，倒在地上。强大的力量使船摇摆震动，然后开始向右猛倾，船身撞着混凝土码头，发出响亮的刮擦声。大片大片的金属剥离了生锈的舱壁，落在我们身上。外面传来的隆隆声不断增强。
　　海浪冲击船身，我们听见甲板上的索具被强风扯断。电灯熄灭，我们在黑暗中躺着，吓得不敢动弹，船被抛得晃荡跳跃。我们攀住粘腻的糖包，非人间的怪异巨响不绝于耳。
　　狂暴恐怖的动乱慢慢地平息，船稳住了，倾向一旁。我仰望舱口，青天已变成铅灰色。在耳鸣声中，我听见澳大利亚人在说话。
　　“吓死人！是怎么回事？”
　　“恐怕是炸弹落在了码头上。”
　　“我没听到爆炸。你们呢？”没有人听见爆炸，那不可能是炸弹。
　　“那么是什么呢？”
　　我们用手拢着嘴大声呼唤，想让别人听见。结果毫无反应。舱内气温陡然升高，热得简直无法忍受。我们决计爬出去。布鲁抓住梯子，随即一声大叫放开了手。金属梯烫得不容手握；连水下的舱壁摸起来也是热的。我们只好待在这烤箱似的货舱里。
　　不久我们听见了雨声，巨大的黑色雨点从舱口落入舱内。我们觉出不妙，急忙退避，雨点变成如泼如泻的大雨，打湿并染黑了起重机载板上的糖包，我们远远避开，恐惧莫名，只有坐看这怪异的滂沱黑雨。雨停了，它来得突然，去得仓促。
　　现在外面静得出奇，不时听见砖石破裂然后坍塌的声音。我们再次呼唤，但是只有自己的回声在这热不可当的暗窟内荡漾。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听见甲板上有人走动。我们跳起来，再次呼唤。一个戴白口罩的脸由舱口望下来。他用日本话叫道：“等着！等着！不要出来。”
　　“出了什么事？”
　　“危险之至！火！很多人死了。等着！”他说着走开了。
　　我们等待，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大约一小时后，这名码头管理员回来了，他用绳索吊下一只篮子。里面有一瓶水和几盒饭。我们坐下吃饭，倾听远处的铲土声和嚷声。接着甲板上也有了更多的人声和脚步声。
　　舱口出现了3个戴口罩的脸。其中一人用美国口音的话说他是医生，那两位是他的日本助手。他丢下4件油布雨衣，叫我们穿好再上来。梯子已经凉了，我们爬了上来，看见到处是焚毁残破的景象。
　　弯曲的起重杆摇摇欲坠地斜在我们头上，司机死在操作舱内。船的烟囱横卧着，倾侧的甲板上索具凌乱，船桥全毁，我们看见左栏杆下的河流中，几十具烧焦的浮尸向大海漂去，有的还互相拥抱，形成死状凄惨的尸群。
　　向上游望去。我们看到了广岛市的劫后情景。一片大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已夷为平地，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铅灰色的烟尘笼罩着这片破碎的地方。
　　医生（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陆战队少校）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是一颗炸弹造成的，这超出了我们的常识。空气恶臭难闻，我们迅速戴上口罩，挡住了刺鼻的浓烟以及火烧人肉的气息。班长的焦黑尸体倒在船头附近，向起重机司机传达信号的战俘倒在散乱的索具中。我们默默地看着他，想起被迫退回舱内的情景，随后我们爬上码头，去找另外3个伙伴。
　　仓库的顶盖掀掉了。墙上的时钟还在走，指针在变黑了的钟面指着8点15分。民防工作人员在搬运码头上散布的死尸。他们想把尸首抬起，不料那烧焦的皮肤却象外衣似的剥落下来。
　　我们觉得恶心。我们向仓库走去，找到了那几个战俘的尸体。两个倒在地上，第3个仍在坐着，茫然睁着眼睛，眼珠则慢慢融成蜡状液汁，流下肿胀发红的脸，我们望着他，惊骇得说不出话来。
　　“走吧！”少校查明了我们是仅有的劫后余生者后，变得焦急不安起来，“我们帮不了忙，不如走吧。”他的意思是，今天见到的情况太可怕，须防幸存的日本人对我们报复，于是我们跟随他沿堤岸前行。我们藉油布雨衣掩蔽身份，不免热得汗流浃背。我们从一群正在挖掘砖瓦堆寻找幸存者的日本兵身旁匆匆走过，然后又经过一堵烧黑了的墙壁，墙上有个灰色的人身轮廓，看来象幽灵似的，这人在闪光出现时刚好靠墙站着。少校的脸上也曾刮破流血，途中他告诉我们，他服务的医院倒塌了，而他居然不可思议地逃过一劫。他被砖瓦所埋，自己奋力钻了出来，参加救护工作。他告诉我们在炸弹爆炸时，有两个妇人正在往医院里走。一个死于闪光，另一个的衣服则全被吹掉，但她却保全了性命，裸露的肌肤上并没有伤痕。
　　我们走过市郊一处广场，那里已改为医疗站。挤满了排队候诊的人，有许多人身上烧伤，还在流血，赤裸的躯体肿起来了，悬吊着长条的皮肤。没有人歇斯底里或惊慌失措，只有急救队在默默地紧张工作，另有些人在茫然旁观。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可怜，并替他们难过。“看看这种可怕的折磨吧，”少校摇头说，“难道有必要吗？他们反正已差不多战败了。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为什么？”这是军人时常提出的问题。
　　少校带我们到集合地点，那里停放了几辆军用卡车，他向当值军官说明原委。一名十几岁的兵提着步枪押我们上车。我们上车后脱掉雨衣，还给少校。多亏他及时搭救，我们感激不尽。
　　我们回到战俘营，只见四周的篱垣倒塌了，一栋贮藏室掀掉了屋顶。他们说是一阵怪风吹坏的。我们告诉他们那是炸弹炸的，大家都不信。
　　我们去至水槽，一再用水冲洗身体，涤除这一天接触到的景象和气味，然后倒在床铺上，觉得疲惫不堪。战俘中的美国上校走进来了，叫我们去找战俘医生，接受检验。我们虽然心力交瘁，身体倒毫无损伤。
　　晚上点名时少了4个人，他们猝死的惨状只有凯斯、布鲁、寇尔利和我知晓。随后卫兵叫我们去操场集合。司令官带领随从出去，我们照常弯腰鞠躬。他举手答礼，下令稍息，并开始用英语讲话。
　　“今天，美国在广岛投了个大炸弹……”讲到生命财产的损失时，他激愤得提高了声音，并且又搬出挑衅的口吻，“要是日本有大炸弹，日本会去炸旧金山。”
　　他翻来覆去这么说，遍数他想得起的每一个美国城市，我们则望着那挺有人把守的机枪，越来越惶恐不安。接着，他宣布俘虏营撤离，要押解我们乘火车去本州西北岸的新泻，我们这才感到如释重负。
　　在上卡车去车站之前，我挪开一个床板，将藏在下面的小笔记簿摸出，那是我花了3年半时间用铅笔写的日记，我把日记和未婚妻玛丽的那张卷了角的照片，一并塞进衬衫，然后去排队准备上卡车。
　　黄昏时分，我们开始了北上的漫长旅程。我听着车轮在铁轨上辗出的有韵律的声响，心头泛起了一丝希望，觉得这也许是回返自由的第一段行程，是不人道奴役岁月结束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