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婚后之恋

　　结婚
　　我自幼失怙，是母亲和外婆用她们那手工劳动的点滴收入，把我抚养长大。十八岁时，去江南芦镇某商店做学徒，适遇房东侄女，情性相投，因每月交收房租而有了些接触、来往。
　　消息迅速传到了故乡合沛，并添枝插叶搀进一些谰言。母亲很快来信，说已在家乡给我请了媒人，定了亲事，叫我立即回去结婚。信后继之以电报，电报之后母亲又躬亲前来，见面除了系列的懿训，还交给我一件东西——一只牛骨陀螺，那是外婆从事手工劳动的主要工具之一。用它替作坊加工纺绩麻线，工资所得便是抚养我长大成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在把它交给我时附了这么一句话：“外婆拿不动笔，这就算是她写的信。”
　　慈命本已不可违，再加上外婆这无字胜千钧的督令，我第二天便束装随母回家了。
　　家中一切准备就绪。吉日良辰，花轿进门，我从轿中迎下新娘，和她一起在司仪的唱礼声中，拜了天地、祖先、尊长并互拜之后，双双步入洞房。再在“三天不分大小尊卑”的众亲诸邻那长时间的嬉戏哄闹的“闹房”之后，双双入席，吃团圆饭，喝交杯酒。
　　新娘姓柳名玉淑，也是父亲早逝，劳累母亲鞠育长大，此时之成为我的妻子，也是遵从慈母之命、红媒之言。不过此前她比我多一桩心事：她母亲在应亲时，曾要了我一张照片，那时摄影技术不佳，在我照片上那鼻子底下现有一块阴影。对此她一直担心，害怕那是个大疤，或是“兔唇”。所以在临到喝交杯酒时，她壮着胆子，带着怦怦心跳，从眼角迅速睇视我一下。看到我不是免唇，那里也没有疤，这才暗道一声侥幸，放下心来。
　　我对她连这一眼也没看，看与不看，安全一个样。“乾坤定矣，钟鼓乐之”，那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得的。（我若真是免唇，她也只有认命。）
　　吃罢团圆饭，筵收客散，已是深液，洞房里只有妻子和我二人，可她还和刚进洞房之时那样，仍然垂着头儿，脸对里，背朝外，站在床架与侧墙之间那个小小的三角地带，一声未吭，半步不动，简直像个木头人。
　　其实这些日子里我何尝不也是个木头人，被牵着引着干这干那，辗转在繁文缛礼之中。这时陡然安静下来，才顿即感到浑身酸痛，极想休息。可是遵章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要去把妻子那大襟红袄靠腋下的一个钮扣解开。
　　这一程序名曰“解怀”，一定要等待新郎亲手进行；经过这一程序，新娘才可以继续慢慢地宽衣舒带，准备就寝。这宽衣一定要慢，越慢才越表示出尊严、庄重。并且一定要待到新郎上床睡稳了，她才可以慢慢放下帐子，掀起被子，捱到床的那头，蜷伏于新郎脚边。直到新郎示意，才慢慢向新郎身侧移近。这一切动作全都要慢，更要静悄悄无响动。
　　随着“解怀”，我又把她戴在耳朵上的那对金耳环取下，放到妆台上，用我所戴的礼帽把它们盖住。——外婆和母亲一再对我叮嘱，说这一举措至关紧要，只有如此这般，用我的帽子盖住她的耳环，今后我和她在共同生活里，我才可以镇住她、压住她。
　　我唯唯依示而行。不料第二早晨我起床穿衣戴帽时，发现那对耳环的位置有了变动。原来她在备嫁时，她的母亲和其他亲长也一再叮嘱她，要她在我取下她的耳环、放于我的帽下之后，一定要尽量设法，暗暗把耳环从帽下挪到帽上来。说此举至关紧要，只有如此这般，今后她和我在共同生活里，她才可以镇住我、压住我。
　　这话她听了，记下了，只是在执行时，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更改。她把那对耳环从我的帽下拿出来，却没有放到我的帽上去，而是和我的帽子并排放在妆台中央。她的想法是：这么做了，我俩在今后的共同生活里，便谁也不镇谁，谁也不压谁，平等相待，互为依傍。
　　我觉得这一细节非常有趣，转身找她想问问说说，她已经不在房里，去我母亲内室呈交那方白绢巾了。
　　古代有一种“守宫朱”——女孩儿从小就在手腕上用银针刺破一处，涂上一种特地用七斤朱砂喂得通体尽赤的守宫（又名蜓、壁虎）血，让它留下一个痣粒一般的红点点，可以和贞操一起永葆晶莹，直到“破身”才消失。
　　初恋
　　婚后我和她第一次交谈，便坦诚地说清了我和芦镇那房东侄女的关系，并把那姑娘给我的唯一一件有纪念性质的物品交给她。她安全相信我的话，并珍重地把那件物品放进了她自己专门收藏心爱东西的那只精美的小匣子里。
　　从这件事开始，我们俩便进入了恋爱的第一阶段——初恋。
　　那是初春的朝阳，不火暴，不炽烈，温馨和煦；那是临风的晨露，皎洁而闪烁，含羞复带怯，长长的一个时期里，她人前背后都没有正面大声跟我说过话，一开口脸就红，头就低。洗脸、洗脚、净身，她们叫做“用水”，从来是躲进门角、帐后，不出一点声响。和我同阵走路，总是尾随我后相距五七步，路上如遇熟人，总是尽量回避……而我如从外面买来什么物件给她，总是要经外婆或母亲代交；和她一起去看戏看电影，总是领她寻找一条僻静小巷子走；她怀孕时想吃酸东西，我跑了十多里到乡下买来杏子、李子，总是悄悄塞到她的枕边……
　　这不是疏远，更不是冷淡，其中满满充塞着恬适的、甜蜜的、具有其特异情趣的爱。
　　热恋
　　是初恋不是蜜月，所以这婚后的第一阶段，持续了甜甜的几年又甜甜的几年……
　　解放后，1955年因胡风错案我和她分开，先后共达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四年里，我被捕、下狱、劳教、劳改、遣送农村，她领着五个孩子在家，我们之间横着一堵高墙、两扇铁门，浑如千重山、万重水。虽非海角天涯，胜似海角天涯，纵是海角天涯，也未能妨碍我们的爱情生活。我和玉淑互相信任，她相信我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我相信她品格、情操的纯正；同时我们又都相信，冬天过后一定会有美好的春天，所以这悠悠二十四载，仍然作为我俩的热恋时期，载于家史。
　　开始我被关押在看守所，任何折腾我全能忍受，最可怕的是牢房里弥漫着的那种空虚感对心灵意志的啮食。正当我觉得无法再做抵御即将陷于崩溃之时，突然收到我妻子送来的书。
　　——一位和我同过牢房、先我出去的同志向她告知了我的危急和需要，她便一回、两回、三回、四回，去寻找门路；但东墙、西墙、南墙、北墙，到处都碰了壁。最后，天不负人，在遇了多少冷脸、讨了多少没趣、吞下多少屈辱之后，她终于撞上了一位好心肠的领导，求得了批准，使我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援助去抗击那空虚。此后她每半月左右便送一次（只许送入，不准还出，怕有夹带），我那间牢房的四个墙角都高高地摞起书。
　　而我在看这每一本书时，在它们的字里行间，总是能或隐或现地看到玉淑的倩影。这是想象，是幻觉，更多的是书中人物的转化，例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吉提、《罪与罚》里的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那许多美丽善良的女子……她们——我的玉淑，一直依依伴着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
　　接下是劳教劳改，我和玉淑可以见面了。不过这种叫做“接见”的见面，其实比不见面更加痛苦辛酸。
　　——玉淑来了，带着我也深深想念的五个孩子。每来之前，她总是往东邻、去西舍、从好心的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那里，借一些新衣，给自己和孩子们换上，让我看了不致挂念家庭生活。
　　——玉淑来了，带给我各种增加营养的食物，熟鸡蛋，炒面粉，煎馅饼，炕锅巴……临来前约略分给每个孩子一点，先装在各自的口袋，等到我接受东西要礼让给他们时，他们地一起掏出来吃：“那是爸爸的，我们都有、都有。”
　　——玉淑来了，为了避免影响我，总是严格约束自己，也反复叮咛孩子们，见了爸爸不许哭，连眼泪也不准有。这也是接见制度的规定。可在每次接见之后，目送我返回那大铁门、高围墙，她又总是再也克制不住，拖着孩子们跑到远处，一起抱头痛声大哭。有时为了抑制自己，便狠狠去咬自己的臂膀，借皮肉痛楚以减轻内心悲戚，至今臂膀上仍留有累累伤痕。
　　有一次，玉淑只是一个人来，没带孩子；送的食物也很特别，一只五磅保温瓶，里面满满装着清炖老鸡汤。由于瓶口小，她把鸡肉撕碎塞在瓶里。我刚到，她便打开瓶盖，用准备好的碗筷倒给我吃：“请趁热吧。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三十五周岁，家里做了长寿面，让孩子们在家里给爸爸祝寿。”
　　……后来知道，她在外的那痛楚悲戚还远远不止于此，而她之眷我顾我惠我，也远远不止于此处叙述的这一些啊!
　　“好汉难填三张嘴”，她原是一个家庭妇女，身后跟着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生计自是十分艰难，尽管她及时走出家室，投身劳动，白天去壮工队做壮工，上火车站当脚夫，到搬运公司拉板车，夜晚率领孩子们从事结毛衣、纳鞋底、绞手套、洗鸭肫等各种各样外加工，仍然入不敷出，深陷贫困，脚板被大铁钉戳穿，血流满地，她不歇息；负重过度，伤身吐血，她不歇息；各种疾病，医生开给她成百张休假条，她不歇息，最后直至去血库卖血。
　　而她这流血、吐血、卖血的收入所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接济我，甚至在那三年“自然灾害”过关时，让我吃到胜过龙肝凤髓的干鲜肉、红枣炼猪油，使我在劳改农场那盛行的时疫中，一直没被传染，健壮如牛。
　　在我离家时，大儿子刚九岁，最小的那个才九个月，妈妈要上工，姐姐哥哥要上学，为了他一人在家不着急，养了一只小鸡陪他。渐渐小鸡长大了，会跑了，便用绳子拴住它的脚系到床腿上。不幸被老鼠咬伤，伤热很重好不了。玉淑那次送给我的那瓶清炖鸡即是来源于此。
　　我身在缧绁，对于这一切毫无所知，但对玉淑的思念和惦记之情却无时或已，与日俱增。表达方式受限制，仅有两种，一是写信，二是做梦。而写信只许用明信片，于是在那方寸之地的几十个字里，我让每一个字的一笔一画，都灌注我缠绵的情意。做梦则是谁也无法约束的，可不知怎么，我每夜不论做什么梦，梦的结尾都是在一片凄凉、满布荆棘的荒野里寻觅回家的路，而又总是在即将找到、望见家门、看到我的玉淑之时，我正待揣着火一般的激情扑过去，投入她的怀抱，倾诉离衷之时，忽然，梦醒了，留下的只是一汪泪水，满心怅惘……
　　深化
　　1962年，原单位接我回来甄别，中途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熬车，要我自谋生路。
　　一开始我在家做“家庭妇男”，为玉淑和孩子们料理饮食茶饭。过去许多年，玉淑一人在家，忙里忙外，辛苦劳瘁，现在能够分担一下她的家务，侍候侍候她和孩子们，觉得十分恰当也十分应该。
　　可是这种活计没有经济收入，形同寄生，有辱须眉，不久我改而帮玉淑做“小背”——用一根粗绳拴板车一侧，从旁背绳曳车，给拉车者一些助力。我和玉淑一拉一背，配合默契，从早到晚，形影不离，甚得“凤凰于飞”、“妇拉夫随”伉俪之乐。但它毕竟是附属活儿，只能减轻拉车人一点劳动强度，自己仍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不能对窘困家庭做贡献。于是我再度转业，先当壮工，因收入太少，再进而成为玉淑的同行，也拉起小板车。
　　拉板车是当今世界上最笨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我两腿僵硬，两臂麻木，右肩上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这使我对玉淑更加钦佩，更加敬爱，那么多年她就是干着这类、甚至比它更重的活儿啊!为了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让车站辘能够继续滚动，素来滴酒不沾的我，竟渐渐贪上了杯中物。玉淑对我染上这一嗜好，从无怨言，知道我之饮酒固为了解乏，更用以浇愁。所以经常在她匆匆下班到家之后，放下车把，汗没擦，喘未定，伸手往米桶里一摸，米桶空的；随之提起我那酒瓶一看，也是空的。便立即撑着两腿、老着脸皮（出面的次数太多太多）。往东邻借两元，去西舍掇一块，回来把酒瓶和米袋往某一孩子手里一交：
　　“快!先打酒，后买米。”
　　买来的米，除了年节，极少煮饭；最好的是稀粥，大都是熬菜糊、萝卜糊。而吃粥吃糊时，玉淑和大孩子们总是从锅面上舀，把沉在锅底那稠一点的留给我和最小的那个儿子，吃青菜时，玉淑如果捡到菜心，总是递进我碗里，此法亦带动了孩子们，全都仿效着这么做……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列入“死狗“群，但仍旧要被专政、受惩处。惩处之一是清扫街道。
　　分配给我那段街面大约一千米，要把它打扫收拾得“三清三净”，我一人至少要花五个小时。就算夜里三点起床，不为不早，也得干到上午八点，劳累姑且不说，还会影响我的拉车劳动——迟了接不到雇主的活儿。
　　这是个大难题，玉淑替我解决了，她带领孩子们一起帮我干。
　　我坚决阻止：“不行不行!你是人民，孩子们是祖国花朵。”
　　她坚决不让步：“人民又怎么样?祖国花朵又怎么样?要你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
　　我说：“不不，做这种事是会揪心滴血的。”
　　她说：“要揪心一起揪心，要滴血一起滴血，不然要亲人干什么……”
　　最笨重的劳动，最严酷的惩罚，也无法夺走我们生活中的乐趣。每逢阴雨天不能出工，我和玉淑便在家里带孩子们做各种游戏玩乐，拔河，较腕力，比赛俯卧撑，唱歌，说话，讲故事……此外，我还在前院里种葡萄，后院里栽忍冬花。葡萄熟了时，我总是把最大的几串那顶尖上最大的几颗挑下洗净，留给玉淑。忍冬花藤繁花密，四季都开，我把它从窗隙牵进室内，绕在玉淑的床头枕畔让她常年沉浸于花的芬芳。
　　1969年，为了纯洁人民城市，我这盆污水被泼向农村，遣送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原籍某公社离城约四十里。玉淑特地误工请假送我，这是她劳动岁月中仅有的一次误工。我们一直步行着去。
　　一去就是整整十个春秋。其间一年，国庆节、中秋节正巧和我的生日十分接近。过去逢我生日，不论我在哪里，玉淑在家都领着孩子们为我做“缺席祝寿”活动；这次趁着这两大佳节，她一心想全家来个大团圆，隆重庆贺一番。
　　诸事准备停当，专门派孩子把我接回家。可是城里有关部门不准我报“临时户口”，说国庆前后正须加强治安，我这种人不得在城内滞留。我怕惹来麻烦，提出返回农村，玉淑决意不肯，于是我就偷偷摸摸住了下来。
　　夜间十时许，我们刚睡下，问题出来了，“群众专政队”来查户口了。雪亮的手电筒，粗大的水火棍，严厉的寻查、盘问——
　　“家里有些什么人?”
　　玉淑大声回答：“我和孩子们。”
　　“还有别人吗?”
　　“没有。”
　　“某某某不是回来了么?”
　　“报不上户口，走了。”
　　“真走了?”
　　“真走了。”
　　“查出来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便怎么办。”
　　“杀你头!”
　　“杀我头就杀我头。”
　　那些人把墙拐、灶后、桌底、床肚等凡可藏人之处，一一用手电照了，拿水火棍捅了，一无所获。因为玉淑在去开门之前，把我塞进孩子们的小床，让我在孩子们的被窝中间躲过了。
　　升华
　　1979年我改正平反，回到合沛，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人们常说：“久别如新婚。”我和玉淑这两个被红绳拴到一处的孤儿、木头人，如今穿风过雨，经历了初恋、热恋、深化，年岁已近花甲，在这再次“欢度新婚”之时，爱情生活真正趋于纯净、圣洁，从而进入了它们的成熟期、升华期。
　　平反后，单位给我安排的第一件事，是游览黄山；我给自己安排的第一件事，是让玉淑退休。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对黄山的奇云、奇松、奇石、奇爆，我倾慕久矣，但我一再辞谢，没有玉淑同在，我不能独自做任何享受。
　　玉淑的退休，手续多，很费事，但我决心努力办成。在玉淑那洒满着汗迹、泪迹、血迹的道路上，我不能让她再多踏一步。
　　新时期十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我和玉淑的这一家庭也欣欣向荣，重振生机，众子女、众孙子女，瓜瓞绵绵，已经拥有二十多位成员。
　　子女们都大了，各自成家分住出去了，我们老两口则互护互持，夜则大床大被，共枕同眠。
　　我睡后好打鼾，声音很大很吵人；可是只有听到我这鼾声，玉淑才能睡得踏实、甜熟。而我每夜每一梦醒，便立即探出手去，只有得知玉淑安然在我身旁，我才能怡然继续入梦。
　　我爱吃牛羊肉和黄鳝，玉淑自幼便畏忌这些腥膻食物；但知道它们营养丰富，便咬牙屏息，做给我一个人吃，常常为此而偷偷打哕作呕。
　　玉淑爱吃无核蜜枣，我跑遍了全市商店，尝试了多种产品，挑其中最佳者，便一直没让她那只枣罐儿空过。
　　我患眼疾，百药无效。她听说人的唾液能治眼，便不顾我再三拒绝、反对，多次趁我睡熟，用舌头吮舐我的病眼；我的眼病真的这么被她医好了。
　　那次她患阑尾炎，进了医院手术室。我在门外守候，一分钟犹如一年。随着“一年一年”过去，我在心里做了决定：万一噩耗传来，我立即跑到东门外跳大河。
　　在日常生活里，她洗衣，我晾晒；她做饭，我择菜；她浇花，我提水。我洗澡时，她替我搓背，每一次都发现我胖了些或瘦了些，为此而高兴或是发愁。我给她添置新衣时，她随口说了句：“我早讲别再买了，这么多我穿不完。”便受到我重重的批评：“你在胡说些啥!怎么穿不完?到一百二十岁，还有五十年，我还得不断给你添新衣哩!”
　　出门走路，她不再和“初恋”时那样尾后几步了，而是比肩挨臂，同步同趋。路上我怕她湿了鞋，常常搀扶她绕过泥坪水洼，她怕我近视眼看不见，常常替我踢开脚前的石子砖块。
　　偶尔我一个人上街办事，刚出门便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匆匆去，匆匆回。回到家才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这么匆忙，是因为丢她一个人在家。
　　她有时自己去邻舍串门子，或是上菜市买菜，去传达室拿报纸，时间长了些（其实不一定真长），我便觉得着急，怨她怪她：“怎么这么久?上北京玩儿呐?”有时她感到委屈，生气了：“我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你是我公公、婆婆?”说罢把我推到一个春光不致外泄之处，抓起我的手亲一下。——快七十岁的人了，她仍然不懂得接吻，亲昵、眷恋、怜爱的最高表示，只是挽胳膊，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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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生活是复杂的，捉摸不定的，如今在玉淑和我心里，也并非毫无矛盾。
　　我的矛盾是：“死后是进天堂还是去地狱，想进天堂的人太多，太拥挤；地狱太阴暗，我一生里阴暗的日子过得不少了。”
　　玉淑的矛盾是：“是死在他前还是死在他后?死在他前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死在他后舍不得让他一个人先走。”
　　她的矛盾终于有结论了：“和他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同一时死。”
　　我的矛盾那结论也出来了：“依她而定，她进天堂我去天堂，她往地狱我入地狱。”
　　——岁月是无情的，严酷的。说来是到考虑以“死”为名的那一驿站之时了。不过，玉淑在祈求菩萨，我在祈求马克思在天之灵，希望能把我们那一驿站安排得远一点、再远一点，让我的玉淑和我，能一起多走一些年，再多走一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