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留在照片上的记忆

　　1988年，当阿什被证实得了爱滋病时，他并不特别为自己难过，因为自从9年前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死神就一直跟随着他。他真正担心的是女儿卡米拉，他对她的关切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病。
　　那时卡米拉刚刚两岁，阿什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死会带给女儿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生活中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的生身母亲几乎没有印象。母亲死时他才6岁。他不愿让女儿和他一样，他要让女儿知道爸爸是多么爱她，他要让女儿永远记住爸爸。
　　于是，他让妻子珍妮——一位职业摄影师，用镜头、胶片来记录他们一家的生活。珍妮回忆说：“这件事他做得那么认真，他是在竭尽全力使卡米拉对爸爸有一个清晰而美好的记忆。”
　　卡米拉在镜头前一天天长大，阿什和珍妮对女儿的担心也一天天增加。他们并不是怕阿什的病会传染给她，因为经化验她和妈妈一样，对爱滋病毒的反应为阴性。他们真正担心的，乃是阿什的病情公开后随之而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卡米拉能接受“爸爸是爱滋病患者”这个事实吗?爸爸在她心目中一直是最棒的，她总爱骄傲地对人说：“我爸爸是冠军!”她经受得起周围人的指指点点甚至恶语相加吗?她还会像从前那样尊敬并爱她的爸爸吗?这件事对她今后的生活、对她的一生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担忧一直压在他们的心头。
　　终于有一天，事情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1992年4月，一家报社得到了阿什被确诊为爱滋病的消息并准备公布这一新闻。为了使女儿即将受到的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他决定在记者招待会上亲自向世人宣布这件事。
　　当他为记者招待会写发言稿时，5岁的卡米拉就在他身边玩耍。阿什在他的后来成为畅销书的遗作《美好的日子》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情：“我简直不忍看到她如此天真无邪的脸，我不能想象这个无辜的孩子能否接受即将发生的事情。然而，对她的伤害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阿什平静地站在众多的镜头前。念着自己的声明，当他念到卡米拉的名字时，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得念不下去了。珍妮接过那张纸继续念道：“尽管我们一直在设法使卡米拉理解今晚就要被公开的这个不幸的消息，但她毕竟只是个刚满5岁的孩子，我们还必须帮助她，让她学会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事情和残酷的现实。”
　　几天后，卡米拉的一个同学对她讲：“我在电视新闻中看见你爸爸了，他有爱滋病。”
　　“我知道。”卡米拉回答得很自然，她并不清楚别人对爱滋病的看法。然而，成人的闲言碎语、小伙伴们说到“爱滋病”这个字眼儿时神秘兮兮的神色，使她觉得阿什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显然也会对卡米拉产生影响。阿什和妻子商定，应该让卡米拉的小伙伴们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妈妈问卡米拉是否愿意给小朋友写一本书，告诉他们，同得了爱滋病的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当阿什像往常一样抱女儿去她的卧室的时候，卡米拉问：“爸爸，你是怎样染上爱滋病的?”阿什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出来。他告诉女儿，他是在做心血管疏导手术时，因输血感染爱滋病的。
　　沉默了片刻，卡米拉又问：“你能肯定吗?”
　　“是的，孩子，我能肯定，那就是我染上爱滋病的原因。”
　　卡米拉这才放心地睡了。
　　阿什住院越来越频繁了。1993年1月20日，他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表达了他对女儿全部的爱，期望和担忧：“我已经不可能陪你走过你的成长道路，连多陪你一段路甚至都不可能了。但是，卡米拉，无论何时何地，当你感到伤心、感到厌倦的时候，当你遇到挫折不知道自己能否战胜它的时候，想想爸爸吧，爸爸将会永远看着你，对你微笑，给你鼓励。”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93年2月7日，阿什终于离开了他心爱的女儿，肺炎引起的并发症在24小时之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没来得及同女儿作最后的告别，那封信成了他对女儿的临终遗言。
　　“为什么爸爸不对我说‘goodbye’?”
　　“我们已经跟爸爸说过再见了，”妈妈告诉她，“我们是用我们的爱，用我们为他做的一切来跟他告别的。他知道我们是多么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