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如实最好

　　著述是以自己的见解引导(影响)他人，所谓他人，实即社会。这也就是学者著述的本意，亦即预期其有的功用。既是这样，就有一个以何种态度、方式从事著述方为正确、恰当的问题。
　　学术著述与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从功用上说不无相近之处，实则严其区别才是尽到了对社会的责任。
　　舆论必有导向。我们现在看到，即便那极力宣称自己如何自由的国家，也存在(从事着)舆论导向。我们终于认识到，那或多或少是无可避免的了。学术呢？窃以为学术研究应不因一时之需而为说。因为惟有这样，学术工作才会长久有益于社会，才不致使后世之人陷于困惑。
　　上面的话自是有感而发。我们曾经急切地追求政治效应，使学术工作有类于政治工作。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逆反心理而不得不然。因此之故，也就虽颇见改变又犹有余绪。而保留下来的照老方式办，未必出于著述者的本意。即，在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又一个不得不然。
　　政治上必有左中右，成了思维守则。这个“必有”，平心而论缘出于事实。但却不能(不应)反过来以之规范事实。
　　顷见《梁漱溟思想评传》(郑大华著，一九九九年二月出版)，在第五章《历史地位》(论及梁氏历史地位)的第三节《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第297页)中，有引自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很长一段话。原文是说，研究东西文化问题自己注意到了“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以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态而变迁”，又得到“吾友李守常(大钊)很恳切的忠告”，应留意文化形成的客观原因，“胡适之君也有同样的告诫于我”，“他们的好意我极心领，只是我已经有成竹在胸”。(梁氏认为人类活动有主动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因意欲不同而有不同的走向，不尽受环境的支配)郑先生在引用时特意将胡适之也有相同的告诫那半句话以删节号略去，即避免让读者知道李、胡意见相同。在这样做了之后，遂又不得不将“他们的好意”中的“们”字也删了去，以便从文字上看不出提出告诫者不止李大钊一人。
　　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做此删节。忠于原文将使另一公认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站到正确的一方去了。经此一改，倒是合乎惯用的左中右框架，却丧失了真实性。
　　为不背离事实必须把胡适之保留下来吗？窃以为重要的不在不“委屈”胡适之，或使胡适之竟而“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我们尊重历史非因历史有何神圣。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它与我们的今天和未来是相连相续的关系。前述引文涉及的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似是不重要的情节。“省”去一个人怕什么呢？别说省去一个人，再多省去几个于那影响了中国命运的大运动也是无损的。但须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大，就大在其发动与开展曾无左中右之分。
　　我们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同时也肯定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所开创的学风——兼容并包。假如蔡先生只支持自己中意的某些人出来说话，即便仍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其声势、其作用必将远逊于历史上的那个运动。事实上不仅蔡先生不曾将他请来的充满锐气的教授们做何划分，教授们自己就不划分。(胡梁之间发生激烈辩驳，但在同一讲演中梁氏有如下语：“我们同胡适之、陈独秀都是难得遇着的好朋友呀！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极好的。你们在前努力，我在吆喝助声鼓励你们。因为，你们要领导着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见《梁漱溟全集》卷四，第739页)后来意见渐形有别，怎样看待才好呢？如实就好。这如实，包括后来有别，也包括虽有别仍非敌对性的关系。对后来的敌对性，亦毋庸避忌。纵观数千年历史和中国近代史，有时事成在合，有时事成在分。一味求合或一味求分都无益于成事。史实如是，道理亦如是。
　　后世之人也许比我们有眼光，越过我们留下的框架领悟了合与分之间关系，或有人不免纳闷前人见事如此不行。倘那有几分呆气的相信书上所写，岂非我们做了误导！窃以为好莫过于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