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南人讲述的苏南故事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苏南乡镇企业被全世界关心中国的人所关注。《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就是由一位苏南人讲述的发生在苏南的故事。在中国，苏南有着历史最为悠久的工商业传统，人才荟萃。苏南人浸润义利并重，秀慧和智巧兼备的吴文化，天生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相契合。正是这些，成就了苏南从明清之际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商业辉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以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曾经是全国的典范。然而当市场经济的洪流滚滚向前，苏南经济在旧有的轨道上却曾经一度转不过弯来。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凤凰涅?，乘风破浪地前进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南人利用比邻上海的优势，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乡镇企业。它像燎原的星星之火，促使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在一九八三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
　　苏南模式的特征是乡镇企业，它由政府主导，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s t a t e c o r p o r a t i s m)”。在转轨初期，乡镇企业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开始露出窘境。表现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在基层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低水平地重复布点和恶性竞争，在经营管理上也向国有企业靠拢。于是这些乡镇企业也渐渐显出旧制度下国营企业的缺点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每当中国国民经济出现经济衰退，江苏总是凭借乡镇企业的优势在全国带头复苏。可是由于苏南这种由基层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模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在二十世纪末的一次经济波动中，它不仅没有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在了后面。不过，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在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苏南的县市领导和一般干部放下架子，不耻下问，向搞得好的地方学习，成群结队地到温州、台州去考察。通过学习交流，他们从善如流，用一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乡镇企业的改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企业的活力得到了释放，二○○○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经济界和理论界对于苏南模式的反思，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这种反思虽然被主流歌颂的声音所遮蔽，甚至批判，但是汇入这种思考的人越来越多，直到二○○○年上半年新望将《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一文在网上发表，将这种反思推上了前台，围绕它，引起了一场争论。尘埃落定，苏南人已不再留恋那曾经有过的辉煌，经过一九九八年和二○○○年对乡镇企业的两次改制，走上了创造新的辉煌的道路。
　　虽然苏南的转型还在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通过制度创新，民营经济的巨大威力已经在这里显现。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浙江、江苏、广东这三个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27%、民营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省份来看，他们在二○○○年成为全国经济摆脱通缩的阴影、向好发展的龙头，至今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贸易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化解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找到了出路，包括：成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解决农民贫困、农村偏枯和农业停滞的“三农问题”；发挥“供给对需求的乘数效应”，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为提高我国严重偏低的城市化水平提供物质生产基础等等。不仅如此，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投身于西部大开发、走向世界市场，还在一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大显身手。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能够从宪法上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改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民营经济还将进一步发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的祖籍在苏南。自然，对于苏南，我有特殊的感情。早在几年前，理论界还在为苏南模式的历史命运进行激辩时，我就读到了新望的文章，并且深为他对苏南模式局限性的犀利剖析所吸引。至于他那些讲究理据、纵横古今、提供了不同于单纯经济学家的视角的文章，也很能给人以启发。比如，他从徽商的衰亡看到，即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萌芽”也终究夭折。书中，作者也表达了对于企业改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忧心，诸如：“改制的不彻底性”，“政府推动下的私营经济”。这些都不只是苏南一地的问题，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当然，书中所集文章，有时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论述往往从一条大河突然进入一个支流，甚至陷在漩涡里。当然，这种疵点并不能掩盖作者观察的细微，也许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他对苏南的真实情意。
　　我期待着苏南人以其天然的和学成的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解，在苏南这块热土上，成就改革和发展的伟业。
　　二○○二年九月五日
　　(《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新望著，即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