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拯救开放的精神

　　今天，我想谈谈“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个词在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中的种种遭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通约性少得可怜的时代，不夸张地说，哈佛商学院的哲学就是统治当今世界的哲学，不过我们不要轻易地怪罪它。根据这种哲学，世间万物都是通约的，或者说都可以用美元这一标准来衡量，而美元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测量的，它们被归为彼此间不可通约的民族的种种特征。学术界则反复地强调“他性”(Otherness)，以至于它被视为一条基本原则，得像英文中上帝一词一样大写。那么，为什么人们如此推崇不可通约性呢？
　　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昔日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经大肆攻击六七十年代的学者，把“走向封闭的美国学术精神”归咎于调制德国经院哲学和摇滚音乐这杯毒酒的一群学者身上，而他自己却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锁住，然后丢掉钥匙。难怪这位哲学家会深受一群痛恨精神开放之人的爱戴了。但是，我认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hun)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才是罪魁祸首。
　　“不可通约性”是个学术用语，一个学究味很浓的词，一个专业行话，但你没必要非得是个学者，才能了解它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当它通过翻译从学术研究介绍到世界各地时，当它从假说变成教条时，它最终意味着差异性高于一切，让寻求差异成为知识探求中最重要的模式。随着这个概念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服者，它缓慢但毫无疑问地影响着西方人走向封闭的精神，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危险的部族主义开始在西方很多国家兴起。正是不可通约性这种思维方式把世界分割成不同的认同群体，先是在西方，然后又让西方与中国对立，换句话说，不可通约性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敌人。
　　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来源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这个神秘而又狭小的领域，看看它的变迁，我们便不难发现把认识论(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和过程的学说)和道德规范(人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混为一谈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何等危险的境地。
　　“不可通约性”产生于一九六二年，当时库恩在他的专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库恩试图了解新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当它出现时为什么会受到诸多抵抗。根据库恩的观点，在不同范式中，不仅科学家的种种概念相去甚远，而且他们研究的客体对象也大相径庭。
　　在美国、加拿大甚至可能包括欧洲在内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能是过去的几十年里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本书。在西方过去的十五年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价值的思想大辩论，现在被我们称之为“科学战争”，但是假使没有库恩思想的广为流传，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能爆发，没有库恩，所有人文主义者的那些被认为矛头指向科学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根本就没有生长的土壤。
　　我斗胆地根据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把我们可能即将告别的时期称为“不可通约时代”，因为它是那个时代尤其发人深省的产物。这一观念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它占尽天时、应运而生，那么，到底它什么地方吸引人呢？
　　我是在世界史和二十世纪三个世界级战争阶段的视野下来思考一系列思想变化的，这三个战争阶段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自从越战以来全球范围内从未停止过的战争。
　　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扼杀了维也纳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提出的、不现实但却令人兴奋的理想，即一系列统一所有科学学科的理念。他们当时认为，科学是可以统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要解释的东西都可以简化成二十世纪初以来物理学一直在揭示的真理，这与哈佛商学院的哲学如出一辙。后来崛起的库恩则同时对理性和“二战”后的维也纳学派构成了威胁，我认为他想用一种全新的对知识累积的乐观的阐释来代替已经岌岌可危的乐观主义，对于他自己的影响能否超出哲学，他可能不抱有太大希望或不感兴趣，他的论著伟大却不过分彰显，他所关心的问题纯属认识论范畴。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用直线发展来描述历史的理论变得不堪一击，而大战前可不是这种情况，十九世纪时许多人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正如黑格尔说过的那样，“世界史正是意识不断进步的历史”，当时的社会领导也坚信是思想和科学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的进步。斯宾格勒对西方历史的思考使一些知识分子——那些不明白战壕里发生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知识分子——明白了一点：世界大战把人类进步史这一理想给毁灭了，这个理想曾相信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是不断前进的。
　　但是不久以后，比十八和十九世纪更明显缺乏理智的关于进步的观念便在东欧、西欧和亚洲(我指日本)抬头，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爆发。
　　正如本雅明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主义不需要复杂的理论。实际上，它的特点就是简单，对历史主义而言，历史就是一条永远向上的直线，但是这条直线却为那些挡路者准备了一样刀刃般锋利的东西——断头台。“二战”后，即《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库恩的脑海里酝酿的那段岁月里，人们突然停止了对历史的回忆，过于简单化的历史观让人觉得这个复杂的世界一片纷乱、毫无头绪，“二战”的幸存者们想尽许多理论解释才接受活生生的现实，《实践》(Praxis)成为众矢之的，伤痕累累，而在此之前，由于毫无劲敌，它却如日中天，“进步”一词变成了诅咒，除了凶残的刽子手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历史”呢？
　　那么，历史是按什么模式进行的呢？对此，库恩提出了一整套超越斯宾格勒、历史没落论调(一条先是上升然后便永远下降的曲线)和历史主义的新理论，他对历史的意向可以理解为乐观，但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历史在他看来不是持续向前，而是前进两步，后退或偏离一步。如果人们要在坐标图上描绘历史，我不知道历史会呈现何种形状，但对库恩来说绝对不可能是条直线。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学者，对历史模式进行探索的历史主义者，都试图从历史中找到或勾勒出一条直线，而他们面对的就是断头台。
　　库恩的成功在于当人们重新从现在的角度审视过去、展望未来时，他考虑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现在不仅仅被看作是个过渡和中断。“二战”后人们很少怀恋过去，毕竟从一九四五年至少一直到一九六○年，过去给人们带来的恐怖和毁坏随处可见。作为一种历史理论，不可通约论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那段危机时期，人们可以把过去的耻辱和罪恶洗刷干净，虽然不能抹煞恐怖的过去以及产生这种恐怖的愚蠢，但毕竟可以与它们一刀两断，毫无瓜葛。战后，学术和道德界危机四伏，我个人认为库恩激进的史学论就是要“让历史的持续性”(历史的持续性论调曾是法西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爆炸”。见鬼去吧，直线论！
　　正是库恩在历史主义穷途末路之际表现出了极大的胆识：他为历史提出了一种矛盾模式，即在总的前进模式中出现异常变化。正是这样的反常给整个世界，也给即将成为物理学研究生的库恩的生活天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深深地震撼了库恩的整个心灵，而库恩的老师就是研制原子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原子弹使政治和军事涉入理论界，反过来亦如此：理论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当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时，核裂变理论产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物理学史的研究者。
　　熟悉美国文学研究情况的人会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文学在拒绝后结构主义之后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新历史主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时，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在美国非常流行，但同时在许多思想家中掀起了反理论浪潮，他们在核心出版物如《艺术批评》(Critical Inquiry)中大肆攻击理论，学生中也盛行理论，而那些一度赞成理论的学生不得不承认学术圈内举足轻重的职位都被反理论者所占据。量化分析、市场价值、经验主义科学压倒被我所称作的新浪漫主义者时，经验主义者也相应地战胜了理论家。我经常要问“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学研究方法的倡导者对历史了解多少，当他们再兴由来已久的历史主义时，他们是否想过自己正在到处摆弄非常危险的理论，从这个学派代表人物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费希尔(Philip Fisher)新近的作品来看，他们很清楚自己赞成新旧历史主义的核心思想，即“创造性的毁灭”。实际上，这个学派怂恿人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应该忘记过去和现在，这简直道出了哈佛商学院暗含但却未曾明言的世界观。对新历史主义者来说——其中很多人就来自哈佛，他们总是欣然接受变化，历史是一条直线，今天就是起点，你们要么跟上历史潮流，要么就进历史垃圾堆吧。
　　现代社会的早期，理性大概战胜了神话和神秘主义，自从那时候起，理性就是现代西方生活的特征。许多批评家认为库恩的论著是要与理性分庭抗礼，其实库恩只是想通过多元理性这一概念来重振理性的雄风。单单理性一个标准就可能容纳、测量、评估万物，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曾是许多哲学家的梦想。但是“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不管这种理性多么万能，它也招架不住太多过于复杂的事情，库恩和他的同辈们迫切感到他们需要重新提出有效的理论来解释理性。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为什么要将世间万物进行比较，根据这些比较所提出的理论有何意义，现在学者都放弃这些努力了。大致来说，一九四五年前，人文学科研究者在寻找规律中往往无视或压制反常，一九四五年后，他们纷纷把注意力集中于反常事例，以便证明理论的错误。不幸的是，一百五十年来作为学术研究特征之一的比较研究受到人们的歧视，比如比较文学于十九世纪兴起，“二战”刚刚结束后还迅速发展，而一旦不可通约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出现时，比较文学便开始衰落，从此一蹶不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充斥着暴力——这里我特别指美国，那时美国北部的大部分城市都发生暴乱、枪击，大量建筑物在洛杉矶、底特律、纽约被毁掉，这为不可通约论的走俏提供了契机。我个人认为，不可通约论成了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认同政治的核心思想，它没有煽动暴力事件，但它出身学术名门，为人类堕入喧嚣提出了正当理由。当试图建立一个融合各民族的尝试失败后，不可通约性为人们纷纷采取分离主义立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们聚集在不同的角落里，无法自拔。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弱势群体为了加强他们的政治力量，为了同仇敌忾，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集结在一起，当整个美国的白种人纷纷起来反对社会的大一统时，这些人不得不重新组成群体，甚至按照他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标准(如肤色)聚集在一起。
　　不可通约性不仅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时间界域的人们毫无联系，而且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不同地方的人来说，只要他们能证实彼此生活在不同范式之中，他们之间就是完全不同、彼此不受影响。不可通约性为重新抬头的部族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论证，民族间的隔阂之墙越堆越高。
　　当时在美国，我们先是远离而后就完全忘记“融合”不同民族和阶级这一社会理想；在国际上，普世价值这一观念也受到了上到高层学术分子下到密林战士的攻击，甚至在苏联帝国，特殊主义也慢慢但不可逆转地取代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普遍性，直到一九八九年在苏联大获全胜。
　　“不可通约性”在认同政治合法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认同政治坚持认为跨越群体思考问题是不可能的。不可通约性使一种视野狭窄、蛮横专制、反对多元化的相对主义变得光明正大，这标志着某种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六十年代时，随着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发生的一起起暴乱，所有试图推动美国融合的努力都放弃了，七十年代伊斯兰民族公然宣称与西方为敌，所有这些都对新浪漫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种新浪漫主义已经蜕变成反现代主义，即一种认为群体认同凌驾于国家间互助团结的思潮，任何在不同族群中找到某方面的对等物的尝试都被看作是毁灭灵魂的还原论。
　　库恩对他的理论被如此地运用表示极大的震惊：“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书会拥有这么多读者，会被如此广泛地阅读，而且说实话，被这么多读者所误读。”他尽可以抱怨，但是不同民族间的不可通约性从六十年代中期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很流行，拥有众多的信服者，鲜有人加以批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屠杀事件使人流离颠沛，到处寻找避难所，这些难民往往依据某种族群身份聚集在一起。八十年代以来，一种新保守的认同政治开始崛起，比如说塞缪尔·亨廷顿的作品——显然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正确，这种认为社会群体不可通约的极端观点值得我们怀疑。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一批自称为左派的教授和学生试图发展一种跨学科范型，以文化研究为名在人文和社会学科中首开先河，但九十年代末以人文院系为基地的文化研究陷入一片混乱，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当时作为冷战思想领袖之一的亨廷顿就曾主张文化研究应归于社会科学旗下。亨廷顿和其他人提议为白种人设计一种“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这种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世界上八个或九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绝对的、不可通约的。文化研究的范式竟然被非左派所挪用，对此有些左派人士表示震惊，但是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这种震惊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不诚实：文化研究一开始在伯明翰大学时就暗含着一种倾向，即以单一文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工程，而亨廷顿和他的同伴们则让这种倾向更加彰显。不管这些文化研究者对他们的劲敌如何大声地叫嚷，让文化而不是“市场”成为支配社会思想的框架终究是一种保守策略。
　　一旦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超出认识论、科学和史学而进入道德领域，它便深深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举美国小说家奥西克(Cynthia Ozick)这个例子，好几年前，奥西克在她的《隐喻与回忆》中说犹太人应该区别于古希腊人，因为他们对自己认同族群之外、始终被古代社会所排斥的边缘人抱有很深的同情，但是现在奥西克却肆意指责这种同情心，尤其是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同情，比如他们读《安妮日记》时候所流露出的那份同情。对奥西克来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无耻的盗用”：“‘认同’就是变成他者，变成他者就是篡夺，篡夺就是占有，那么究竟谁真的占有安妮呢？谁能为她代言呢？”非犹太人不应该认为他们能体会到“二战”期间纳粹的大屠杀给犹太人所带来的灾难，哪怕只是丝毫的体会，那些觉得自己能同情安妮遭遇的人令奥西克感到恶心，她得出甚至令自己也感到震惊的结论：“如果这本书被烧毁，突然不见，丢失，我们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希特勒大概是死了，但他的愿望却真真切切地实现了，这个愿望就是确保民族之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成为身份认同的囚犯，终日躲在军营里以防外敌入侵。当民族间严禁任何沟通和同情时，身份“变成了一件可以独占、炫耀的东西”，身份是“一个无声符码，它封闭了防御森严的特殊岛屿与同样防御森严的邻居们逾越天堑交流的任何可能性”。
　　不幸的是，库恩的理论从变化理论变成静止理论，被那些喜欢维持现状的人所利用。如果思想能够左右历史，历史也会对它们以牙还牙。库恩的理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被误读。为了便于阐述，库恩把他的理论简单化了——他自己也承认，结果他的理论偏离了他的初衷，暗示着任何人也摆脱不了大一统范式结构的笼罩。
　　我希望不可通约论的遭遇能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思想理论会产生影响，但结果不一定是原先预期的那样。譬如，有些人认为政治和伦理的不可通约性是进步的理论，但是道德伦理不可通约性却正中政治保守派下怀，为他们所利用。
　　不可通约论本身就有一个重大变化。六十年代末期时它带来了很好的影响，但到了九十年代，当它被倾向价值中立的商业和政府所把持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它曾是一种新保守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但《华尔街日报》很久以前就不再宣传这种观点了。我们当中赞成不可通约论的人恐怕有点像参与曼哈顿工程的那些物理学家，他们的成果被人研制成原子弹而投向广岛和长崎，因此，我们予以厚望的思想到头来可能会毁灭生活，而不像预期那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九一一”纽约世贸大楼被毁时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基地”组织制造了这一事件，他们是想阻止温和的穆斯林人与西方重修旧好，想让美国宣称自己赞成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而这正中布什下怀，当他自觉地以美国口音宣布“你们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时，他感激都还来不及，他希望这句毫无歧义的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库恩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究范式革命是怎样发生的，直到他去世为止。这里，我想谈谈本雅明和保罗·德曼(Paulde M a n)作品中对不可通约论的阐释。不可通约论的问题在于它强调差异和特殊，如果我们寄希望于普遍主义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样做会使我们在普遍主义和不可通约性之间进退维谷。历史主义提出全球通史时可谓是登峰造极了，全球通史意味着历史所有事件之间都有因果关系。不可通约论和随后的认同政治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对历史结构的看法同殖民主义者、新殖民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如出一辙：它们选择特殊而非普遍，但是“特殊”和“普遍”这类字眼同属于一个语言系统，一个词汇暗含着另一个词汇的意思。因此，不可通约性和可通约性这种表达现在行不通了，我们需要新的词汇。
　　认识论和道德规范以及纯粹之人和实用之人之间都不是互补的。科学的可通约性与伦理道德的不可通约性或许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互补，这种关系已经被人用来加强认同政治的权威性。实际上，库恩怀疑过伦理道德的不可通约性，因为人类经常为他们的自以为是所左右。科学和道德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叙述、故事、范式和词汇，更不要说艺术了，我们应该识别这些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范式，它们有自己的意志和生命，通过观察自己怎样与这些范式奋力拼搏，我们可以了解作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即便有，它也不会挽救我们人类，但是我们可以试图理解我们怎样与不同语言的词汇打交道，这样我们便可以一次次地体会到人作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所有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人类与这个异己世界的暂时妥协，“这个异己世界对人类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战”以后，不同社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有些社会先前几乎与外世隔绝，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想出一个很好的借口，得以冠冕堂皇地拒绝与别的民族进行交流，真是个讽刺。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林赛水(Lindsay Waters)，美国社会—政治学者，哈佛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编辑过《帝国》等著作。本文是作者二○○二年五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和上海大学时的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