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先读过朱学渊博士的一篇文章《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他说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谻閜”族。他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勾画出了一个“民族”的始末来，旁征博引，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性。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鲜卑、匈奴、柔然、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一共收辑了九篇论文，形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一八六五——一九四三)、沙畹(
douard Chavannes，一八六五——一九一八)、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八七八——一九四五)、马伯乐(Henrri Maspero，一八八三——一九四五)等尤为显著。中国的冯承钧(一八八七——一九四七)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羡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轻一代。
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真是难能可贵。读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之后，不免有许多感想，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中国人“族”的观念起源很早。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标一枝或两枝“矢”(“箭”)。丁山解释得很对，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这种现象在北方诸族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的：
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为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这里的“箭”，本义为“权状”或“军令”，后来则转义为“部落”了。又像满洲“八旗制度”，将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niru，义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族”与“矢”的这种关系，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息息相通的。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
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语中是nyil，芬兰语中为nuoli，爱沙尼亚语中为nool，竟都与满语的niru如此相近；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纈”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中国古文字研究，重“形”和“义”之解释，固然有其特殊贡献，但忽略“语音”的构拟，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关于唐太宗征辽东(高丽)的战争，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在《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朱学渊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多年前，好像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他根据高丽方面的记载，说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六月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战，因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谻閜兵十五万来救，直抵城东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抵抗唐军。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眔，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后来因为太宗中箭，只得在九月班师。
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我只能从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真相。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实在离真事很远。据《资治通鉴》说安市之战时，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高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死”，但“特赦汝耳”。据我看，太宗中箭，大约即在此时。而谻閜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谻閜之箭。
《新唐书·黑水谻閜传》说：“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谻閜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谻閜兵三千余，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谻閜三千余人”，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丽军都很宽恕，独对谻閜人仇恨，必非无故。九月班师，《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通鉴》又说，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痈疽，“御步辇而行”；“至并州，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行者数日”。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太宗居然用“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政”的罪名，赐他自尽。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竟惹来了杀身之祸！
《通鉴》还说，二十年二月，“(太宗)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逻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采怪药异石”，以求“延年之药”。据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五月己巳(阳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药反应崩驾。他死后四天才发丧。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实际只有五十岁。
中国后世史家，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就怀疑官方的说辞。他说：
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
当然，他还没有注意到高丽方面的记录，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了。
第三，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前人也有些研究。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一文反驳。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来答复。陈说：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其子李虎自系汉族，虎妻梁氏固为汉姓，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陈寅恪是依传统，以男性血缘为主，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
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张姓本多杂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高宗的母亲)，是拔拔氏(史亦称拓拔氏，也就是拓跋氏)，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据陈寅恪考订，高宗做太子时，即?(上淫曰?)于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这虽像掩耳盗铃，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皇族还可略加追索，至于一般老百姓，当然更是一篇糊涂账。
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姓氏之学……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北朝胡姓考》，于《绪言》中说自己是“以蚊负山”，也不为无故。
第四，这里还必须指出，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实年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身为皇后的她，既好读书，又反对外戚弄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她向太宗说：“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后传》)太宗不听，任无忌为尚书仆射，即宰相之职；她却强要哥哥辞谢了。她一死，无忌就当了权，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亲征高丽时，有人建议直取平壤，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结果有太宗的中箭。
后来高宗因常患“风眩”，一切由武则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和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褚遂良则死于贬所。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做了皇帝。说来，在玄武门事变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崩驾，可谓报应不爽。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时元吉仅二十三岁，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小孩又有何罪？
赵翼在《廿二史諸记》里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通鉴》则评得更痛快：“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仪刑(模范)也，后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摹拟)，以为口实(借口)乎！”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难，方能继位。太宗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了坏规矩。上述的这些恶果，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前。太宗在战事失败后，曾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药丧命，也是皇室的坏榜样，赵翼的书中就有“唐诸帝多饵丹药”一条。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吊唁，房玄龄谏阻，“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多年后，李藩对唐宪宗(八○六——八二○在位)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至于好色和乱伦，更是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
最后，我想质疑学渊在《Magyar人的远东祖源》的一个说法。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并且推论说：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五○八年被高车族重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一支叫Avars的亚洲部落于五六八年进入东欧，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二百年之久，八六五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Avars是柔然之一部；学渊以为Avars就是匈牙利姓氏Ovars，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九世纪末，Avars与Magyar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引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说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马氏所根据的《魏书·长孙肥传》附其子长孙翰传曰：
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四二四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今属内蒙。
据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初版，第198页)说：
《魏书·官氏志》说：“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误。《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误。《广韵》七歌误作“于”。陈氏又说：
《魏书·高祖纪》云：“延兴二年(公元四七二)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召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伏干率千余落来降。”
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来陈氏又将“阿大干”错写作“阿伏干”了，他们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阿伏干”读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图语(Pashtu)。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须查实，一九七○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说Afghan的名称是六世纪印度天文学家Varaha－mihira首先提到，当时用的是Avagana。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魏书·西域传》记载过“阎浮谒，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尔(Kabul)；莫非“阎浮谒”就是阿富汗？此事还需做进一步探索。
我这里要强调的有几点：一，凡对外、对内关系或战争，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平衡判断。二，官方的宣传和记载，不可尽信。三，偶发事故，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
二○○二年十月五日写成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朱学渊著，中华书局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