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错置的焦虑

　　女性主义本土化这样一个口号，在当代的中国，究竟是何人在何时首先提出的，这还有待考察。至少在我与国内同行接触的十多年经历中，从一开始，就听到了要把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提法。无论是在大型或小型的研讨会上，还是会下的交谈中，都会听到这一愿望被经意或不经意地提出，但是每次又似乎都是提过而已，不了了之。给人的印象是，愿望强烈，但却少有具体深入的探讨。尽管近年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在逐渐增强，但真正的讨论仍未展开。迄今为止，“本土化”的诉求，几乎仍然停留为一种愿望。除了从“本土”历史中找出“花木兰”、“杨门女将”、“李清照”等传说和历史人物，或者从近代史中寻找“本土”女性的历史以外，还少有人在社会和历史层面上追问：为什么要提“本土化”？在什么意义上提才真有意义？提倡“本土化”，对中国妇女问题的思考有什么指导作用？
　　引发这一强烈愿望的历史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它反映出，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面临着双重的困难：既希望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来反观当下中国国内的性别政治和妇女地位及其变化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又要抵制或者反抗一种以西方为准则的权力关系。因此，这种愿望的产生来源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来源于中国女性主义者的特定心态——她们期望既得益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同时又不被这些理论背后的西方霸权结构所制约。
　　从一方面来看，西方女性主义被介绍进中国的过程中，“本土化”不可避免地同时(非自觉地)产生了。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潮从某个语境转入另一个语境中时，取舍在发生，误译在发生，误读也在发生。而这些取舍、误译、误读又都与“本土”中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有人希望能完全准确无误地把西方的观点介绍进来，但是，当那些观点离开了它们原有的“本土”被移植进另外一个“本土”时，变化就在所难免了。例如，国内近年来对所谓身体写作的关注与炒作，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绍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的批评观点时产生的(非自觉的)“本土化”现象。西苏的观点在西方有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争议。但在中国的介绍中，西方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对她的批评却基本上没有被同时引进，即使有所介绍，也很少引起国内人的注意。对西苏的所谓“身体”观点的放大和聚焦性的介绍，既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女性化”的“回归”思潮相关，又与中国媒体的炒作有关。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西苏的观点被简化成了“身体写作”，进而又变成女性的“身体(写作)”。这一“本土化”现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苏关于身体的思考的批判力，也给国内的女性主义者或妇女问题研究者出了个大难题。“身体(写作)”在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并不直指或单指女性的身体，而是指一切被父系男权制度边缘化了的人和人群。“身体”是作为“理性”的霸权的对立面而提出的。是一种挑战，一种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在西苏看来，“理性”的话语代表了男权中心的权威，为了抵制这样的权威，就只有通过一种与之不同的“非理性”的形式或话语来写作。西苏的批判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中。如果没有将质疑西苏理论的批评也一同介绍进中国，就会在对西苏观点的理解上出现一个关键性的盲点。一旦把“身体”用来等同于“非理性”，再把“身体”和“非理性”同女人结合起来，就会出现女人就是身体就是非理性也就仍然是被窥视的他者这样一个公式。这样，西苏的观点不仅在中国本土上异变成了简单的“身体写作”，它原有的批判性在这样的等式中也有完全被消解的可能性。
　　再举一例。有关“社会性别(gender)”的介绍，对中国妇女研究的影响甚大，不少人甚至把它直接等同于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概念的介绍可以说是“本土化”的又一个典型例子。确实，“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给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它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也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在介绍和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颇有反讽意义的现象，即，“社会性别”这一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被拿来等同甚至取代女性主义本身。不但女性主义中其他丰富的理论资源、观点、概念，以及围绕“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本身产生的争论，在这一过程中被相对淡化甚至忽略，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社会性别”竟然成了“女性主义”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本身却并未由于国内对前者的接受而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反而继续被视为不祥之物，继续被大多数人拒绝认同，且拒斥者中实不乏妇女研究的参与者。当人们对“社会性别”的热情接受竟是伴随着对女性主义的逃避和拒绝时，这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的革命性就多少被架空或削弱了，成为一种中性的东西。不少朋友对我说，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换句话说也就是“本土”的需要。如果说，对“社会性别”的接受和对“女性主义”的拒绝，也属于一种本土化现象的话，那么，这种中国式的理解接受也许恰恰从另一方面显现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这样一种现象，对女性主义理论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挑战。实际上，如果真有一种自觉的女性主义“本土化”，那么，对类似问题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就应该成为其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方面的思考至今仍不多见。总而言之，类似上述的(非自觉的)“本土化”现象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也许并不少。它们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基本上取决于国内的历史语境，这种经过“本土化”的理论和思潮，经常一不小心就作为一种风行一时的思潮或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影响。
　　如果说这类非自觉的“本土化”现象是向来有之的话，那就证明，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本土化”其实是不可避免地无时不在地发生着。既然如此，中国女性主义者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意义：如何自觉地使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至今为止，有意识地将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愿望，基本还停留在意愿的层面上。不但如此，这样的愿望甚至还给人一种不知从何入手的感觉。追其根源，乃在于“女性主义该如何本土化”这一问题，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在理论层面上，仍然存在着诸多主要观点和概念方面的障碍，亟待突破。其中在一个关键环节上，中国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却始终未能提出质疑，或者说根本认为无需质疑，即，如何看待所谓“自上而下”的中国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性主义强调的“自下而上”的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要自觉地使女性主义本土化，对这二者关系的认识是关键的一环。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会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伴随着对西方理论的大量介绍，一场争论也同时产生：中国妇女的历史、现状和地位究竟如何？对之如何评估？在这一发展与争论并进的过程中，出现了立场的分化，逐渐形成妇联、民间和学院间的立场区别(当然这三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也不是说它们各自内部就没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在这些争论中，人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其实并无很大的分歧，比如对妇女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有些问题上则有分歧但也有共识，比如对国家的妇女政策的关注，对媒体和大众文化之影响的关注，对妇女与发展的关注等等。但是，对另一些问题的看法，则可能存在关键性的分歧，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些分歧至今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及其经验，换言之，就是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经验的认识和评估。事实上，这一类评估早已存在，并大都被广泛接受。然而，我以为，正是这些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国际政治大环境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下，需要重新加以检视。
　　简单说来，过去二十年对中国妇女的现状和地位的重新认识和批评，主要体现为：对此前也就是解放以后三十年的所谓过于强调男女平等的妇女政策的质疑，以及对“女性”性别特征和性别身份的新思考，对“女性本质或特征”的回归的呼吁，还有则是，近年来的以“社会性别”为关键词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实践。与此同时，尽管妇联以及与其相关的部门和学者仍然坚持一个观点，即要充分认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但是，很多学者出于对妇联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质疑，而不屑对这一意见加以认可或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在一部分妇女研究学者中，出现了一种思维倾向或定势。这一思维定势，就是基本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看待中国妇女解放的观点：中国妇女解放既然是自上而下的，那么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就应该是(西方式的)自下而上的。对于不少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来说，一旦接受这一立场，便意味着要义无反顾地把中国妇女解放的“反方向”问题给以根本解决。于是，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就不但是介绍其理论和实践，而且还要承认它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的终极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一旦被肯定，“自下而上”的衡量标准及其内在的逻辑定势也就被肯定下来了：真正的妇女解放只能而且一定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若非如此，就不是真正的或者彻底的妇女解放，也就不值得加以认真的对待和认识。我以为，正是这一逻辑定势帮了部分中国女性主义者的倒忙，割断和架空了她们对自己的历史经验的充分认知，使她们的“本土化”愿望无法真正根植于历史的土壤中，也就无法转换成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实践。明确地讲，从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的“定论”，正是阻碍或者影响中国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旧话”至今仍有重提的必要。
　　“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解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重要的，对于认识和接受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充分地梳理和认识本国妇女解放的道路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应当是我们出发的基础。否则，就会出现当下实际存在的一个悖论现象，即把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愿望”建构在一个由西方特定的本土经验决定的逻辑范畴内。经常听到有人在说，只有把女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关键：什么才是中国的实际国情？实际国情应该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轨迹和现状。自觉的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实践首先应当基于对这一切的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身也是源自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验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女性主义本身不曾有过“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的经验，因此它的理论对此少有关照。如果有所关照，也主要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层次：在与西方的本土经验(二元)对立的前提下，简单地把中国(以及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笼统地界定为“自上而下”，在理论上却并不加以足够的阐释。简单地接受这一观点的结果，就是在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对中国本国经验的否认、轻视，或者视而不见。实际上，诸如“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这样的定论，是否可以简单地用来界定不同地域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妇女解放运动，二者究竟是如何定义的，不同的妇女解放的历史结果和局限性是否可以简单地非此(自下而上)即彼(自上而下)，非此不可，这诸多问题，都还值得深入探讨。
　　事实上，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很多现象是复杂的。比如说，概念笼统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在提高妇女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觉悟上，其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那种“中国式”的提倡男女平等和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行动，也无法简单地用“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去界定。如果武断地将其认定为“自上而下”，因而不予肯定或充分认识的话，那就不仅抹煞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提高女性觉悟上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否认了妇女的觉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提高这一事实，以及提高了觉悟的妇女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当然，我们可以对提高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盲点等等，提出质疑并加以分析)。再比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各类相关的具体政策，是不是因为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牵连，就无论其历史效果如何，均应一概予以否定？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互相的作用是什么？对妇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评流派相呼应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早已指出，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国家机器和政府的宣传中，更表现在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意识形态作用于后者这一情况，往往不为人察觉。依据这种观念，简单地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把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是无法真正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的，也无法真正认识个人与它的关系。
　　部分中国女性主义者一方面有着“本土化”的焦虑，一方面又对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的历史不予足够的正视；一方面自己是妇女解放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历史割断不看，或者带着藐视的眼光加以审视。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都对自己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资源不屑一顾，在这种状态下又如何能看清西方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和中国本土的历史资源，从而真正实现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呢？如果盲目地认定“自下而上”的终极合理性，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解放的实践、政策和理论当然也就一文不值了。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只有让中国妇女的地位“符合历史规律”地下降，然后再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下而上”地去争取妇女的权益。这一说法听来似乎荒唐，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实际上早就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在所谓“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中形成的女性的独立向上的精神，遭到简单笼统的否认，被看作是“雄性化”而遭到了丑化。很少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自下而上”模式的逻辑发出质疑，同时，面对当今中国妇女面临的各种问题，人们却又普遍感到无力回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该把近现代中国每个历史阶段对妇女解放所做的努力和带来的历史结果都纳入我们的认识视野。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回到“花木兰”、“杨门女将”，或者二十世纪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和妇女解放的诉求与实践，同时却又把中国革命历史阶段的妇女解放运动加以割断。这一切的历史和文化经验都应加以梳理，因为它们不但是历史，也是当下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存在。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才能首先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历史资源，进而真正弄清，为什么有将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必要，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这样，就有望通过找到自己的立场，来摆脱目前状态下的本土化焦虑，进而在超越一种思维定势和单一模式的前提下，展开对中国女性主义的思考和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