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黑格尔、中国学术和现代性

　　也许因为他创立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论来源的缘故，黑格尔是我国读书界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之一。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往往停留在马列经典作家水平。先辈们替我们定做好了一个标准黑格尔镜像，他们的解读几乎成了标准解读。当我们谈起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其合理内核。在一个推崇革命和斗争的年代，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和保守性成为黑格尔哲学是否具合理性的主要理由。保守性成为从科学唯物主义角度改造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动因。
　　同二十年以前或四十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开始在一个全新语境中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重新解读必然涉及马克思哲学来源的重新评价问题。因此，对黑格尔哲学也有作出重新评价的必要。
　　就在现代意义上对黑格尔作出重新解读而言，西方学者在黑格尔哲学走向完成之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在这众多的解释者当中，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在《黑格尔》中，泰勒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细致而富于创见的探讨，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合理性作了有力辩护，并且对黑格尔哲学的各种批判和误读做了必要的回应和澄清。
　　首先，泰勒认为，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的感伤意识(苦恼意识)和浪漫派的表现主义是黑格尔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正因如此，泰勒赋予了黑格尔早期思想，尤其是《精神现象学》之前的基督教思想以特别重要的地位。泰勒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带着宗教家或神学家面孔的黑格尔。其次，泰勒认为，在哲学史上，有三位哲学家对黑格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自因理论，以及全部的肯定即否定理论；康德的批判哲学和二律背反理论，尤其是他的美学理论，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第三，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人与上帝、思维与存在、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等等的对立统一问题，即这些各自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双方最终如何达成和解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代性的最根本问题。第四，在黑格尔哲学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那就是思想上的激进性和实践上的保守性的矛盾。但是，那种保守性有其合理性，尤其当黑格尔直接面对着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黑格尔对过火革命所给予的适当的或中肯的回应是其合理的和可贵的方面。黑格尔主张超越革命，这并不是简单地向反动势力的投降。恰恰相反，黑格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革命的局限性和暂时性。而在这一点上，回顾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不承认黑格尔的态度的深刻性。在这一方面，泰勒也做了深入探讨。最后，就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而言，泰勒认为，尽管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黑格尔的信徒，尽管黑格尔哲学已经成为我们衡量学术活动的合理性的一把消极尺度。但是，黑格尔所揭示的真理远远没有成为过去，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内涵也远远没有被我们所穷尽。我们仍然生活在黑格尔所揭示的时代里。然而，由于黑格尔哲学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获得了很不相同的解读，尤其在一些流派中，黑格尔哲学遭到了重大的误读。因此，黑格尔是一个值得重读的人物。而这种重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从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历史背景之下来审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含义，尤其是审视黑格尔哲学在提出和解决现代性问题上的贡献。
　　在泰勒的《黑格尔》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黑格尔哲学是对当时欧洲思想界一些基本渴望进行调和努力的结果。基于对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理论的片面性、以歌德和赫德尔为代表的德国狂飚突进运动表现主义理论的片面性、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思想的消极主体观和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可怕后果的深刻反省和批判，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法哲学思想。这给予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以鲜明的时代感，也使得前人加之于其上的“庸人说”和“保守说”难以成立。
　　首先，应该承认，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折衷的调和的哲学理论。其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在绝对精神那里，万物都得到了实现，得到了完成。基本的矛盾得到了和解或解决。当这种理论用于论证现实的社会状态和制度的时候，必然导致对于现实的肯定。因而具有了一定的保守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黑格尔所理解的现实，所肯定的普鲁士王国，是在经历了法国革命的冲击之后的现实。这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可怕后果，雅各宾派的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狂暴有了切身体会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因此，它不是一个对普鲁士王国的简单维护或肯定，而是在总结了(否定了)法国革命之后的必然选择。并且，黑格尔对普鲁士王国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不存在为之做辩护甚至献媚的情形。因此，当我们理解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这一特定语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折衷和调和不是哲学体系的需要，而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他对于人类历史的实际总结。在一个推崇革命的时代里，尤其是在一个推崇革命的彻底性一劳永逸性的时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哲学体系之间的矛盾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成了后人批判和攻击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动机。但是，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和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之后，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黑格尔哲学和法哲学这种保守性的合理性。
　　其次，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古代希腊城邦一直是黑格尔进行反省的一个极端历史范例。古希腊人的城邦伦理之治发生在人类文明之初的年代。青年黑格尔曾经对它流连忘返。但是，在其成熟思想中，黑格尔看到古希腊城邦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因为尽管古希腊人在治理城邦方面达到了尽善尽美，但是，他们是依据伦理进行治理的。古希腊人建立了一个伦理实体，人们在其中有充分的自在感。他们的整个同一性与其城邦的公共现实休戚相关。所有人都完全地同一于城邦，愿意为它而生，为它而死。但是随着古希腊城邦个体意识的诞生，尤其是随着苏格拉底对于一种普遍意识和普遍理性的追求的触动，古希腊城邦的片面性也就暴露出来了。随着同一性的消解，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便不得不走向解体。也就是说，古希腊人治理城邦的伦理原则不具有普遍性。诚如查尔斯·泰勒对黑格尔思想所做的复述那样：“古希腊城邦这个优美的统一已经解体。由于它的局限性，由于它的囿于一隅之见的片面性，它注定要解体。世界精神不得不向前推进。所以一旦城邦得到了实现，理性的诡计便呼吁历史的个体去超越城邦。这个我行我素的人物便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转向了对于普遍理性的忠诚。虽然他想要仍然服从他的城邦的法律，但是他试图把它们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尽管他誓死保留着对雅典的忠诚，然而他的教导却不能不败坏了青年人，因为它摧毁了城邦所依赖的与公共生活保持的直接同一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的而非同一性的社会，由于古希腊人治理城邦时的同质性已经消失，所以，那种按伦理治国的模式无法在现代国家里得到恢复和重现。用我们现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异质性的现代社会里，伦理之治是不可能的。
　　第三，在黑格尔哲学中，刚刚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是黑格尔进行深刻反省的另一个极端范例。青年黑格尔也曾为那场革命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然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逐渐开展，尤其是随着大恐怖的实施，黑格尔由同情和支持革命转向了对革命的怀疑和恐惧。黑格尔成为对它作出最早理论总结并扬弃它的哲学家。当古希腊的全民参与的伦理之治已经成为不可能之后，黑格尔进一步论证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谈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大恐怖。他论证道，追求绝对自由招致的可怕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无法接受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它的空洞性注定要对社会造成绝对的破坏。黑格尔后来多次谈到法国大革命，但是它都是作为他想要建立一种现代国家理论的对立面出现。黑格尔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的社会。现代国家也只能是承认异质性的国家，只能是承认社会等级差异的国家。反对直接的全民参与是黑格尔由法国大革命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因此现代国家只能是由不同阶级和社会等级共同参与的一个折衷的综合的君主制度。黑格尔尤其看到了一个普遍的阶级，它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献身于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僚阶级。我们从这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出发点，也看到了韦伯科层理论的出发点。而这也构成了黑格尔现代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四，黑格尔尖锐地看到了革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当革命成为过去之后，摆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收拾革命残局，愈合革命创伤，从革命转向建设，把革命热情转化为建设热情，把革命者改造为或转变为建设者的问题。黑格尔由革命而趋于保守的思想路线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黑格尔朦胧地意识到，革命的逻辑不同于建设的逻辑。如果对这一思想略作引申，那么我们可以说，“进行革命”的思维和观念不同于“进行建设”的思维和观念。革命是你死我活的，它强调的是原则性和彻底性，革命总是容易走向极端；而建设强调的是和解性和妥协性，建设总是趋向折衷。革命的基础科学是哲学、政治学和军事学，搞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建设的基础科学是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搞革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搞建设不得不计算最基本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是依靠某一个阶级，而是依赖于所有阶级的和解和合作。而其中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化和改造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但是黑格尔认为这个阶级终究不是主导的阶级。
　　最后，黑格尔哲学不是一种革命的国家理论，而是一种承认社会等级差异和阶级差异的国家理论。黑格尔对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持着一种怀疑、忧虑和恐惧的心理。他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普遍阶级，但是他仍然主张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社会动荡甚至暴乱将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里，黑格尔寄予希望的是称之为普遍阶级的另一个阶级，即官僚阶级，那是一个献身于国家，替国家服务的惟一阶级。在一个异质性社会里，他们扮演着普遍性角色。无论一个社会由谁来统治，无论一个社会由哪一个阶级来主导，这个普遍阶级都将是管理或治理社会的主要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里，像古希腊城邦那样的或伦理之治的模式是不适当的，也是行不通的。这是黑格尔法哲学的精髓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急切地对其进行改造的关键所在。
　　上述方面构成我们从现代性意义上重读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理由。而如此的重读可以在泰勒的《黑格尔》中清晰地找到。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出版的学术巨著竟然长期在一些重要的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者视野之外。我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在最近三十年由盛而衰的历史也值得深思。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兴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兴衰，反映了整个中国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兴衰。改革开放究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兴盛，还是导致了它的衰落？这也许是我们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更大话题。黑格尔似乎是一个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人物，我们套用黑格尔比喻斯宾诺莎的话来说，黑格尔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成了“一条死狗”。
　　然而，黑格尔哲学并没有成为过去。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在最近的《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的一个基本哲学研究倾向是反黑格尔哲学。诚然，无论是科学哲学中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人文主义思潮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存在主义(直接发源于黑格尔哲学且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以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哲学流派)、现象学运动(以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且与存在主义纠缠在一起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还是近期的后现代主义(以利奥塔、罗蒂为代表)，黑格尔哲学都是他们攻击的一个基本目标。他们组成了一个反黑格尔家族，尽管其间存在着诸多纷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黑格尔。因此，反黑格尔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主题之一。诸如形而上学、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国家至上的整体主义、对自由和理性的过分推崇、绝对主义、历史主义、折衷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罪过。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黑格尔哲学却在一片反对声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经过近两百年的斗争，黑格尔哲学仍然在那里坚强地活着！
　　只要现代性话语仍然被提起，我们便无法跳出黑格尔哲学。这儿是黑格尔，就在这儿跳吧！
　　(《黑格尔》，查尔斯·泰勒著，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二○○二年五月版，4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