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显学还是末流？

　　去年年底，左翼巴西工人党领袖卢拉(Lula)高票当选新一届巴西总统，矢志扭转实行多年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并解决失业问题。在先前的市长选举中，工人党的候选人已夺得多个包括拉美最大金融中心圣保罗市的市长宝座。巴西在八九十年代一直被视为自由化改革的典范和最佳客户，现在却突然向左转，这对于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已随前苏联阵营的瓦解而结束的“历史终结”论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八月卢拉选情看涨、国际投资者开始出现恐慌时，便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以同情左派的口吻指出，工人党在巴西节节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的政策失误所致。
　　他认为，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一些闭门造车，企图以抽象的自由市场理论强加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决策者，是巴西经济一蹶不振的主因。在实行了十多年私有化、减少政府开支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后，今天的巴西经济相对于二十年前几乎毫无改善，但国内的贫富差距却增长了好几倍。换句话说，对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巴西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二十年一直都在下降。当年被华盛顿政府大力吹嘘为能创造奇迹的市场化改革已彻底失败，这大大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公信力。克氏因此认为，在实际生活水平恶化与美国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巴西人民支持左翼政党、积极求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巴西大选所带来的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反思，并非只是一个特殊例子。曾凭其量子基金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肆意投机，差点使英国银行倒闭，更被认为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引发者的著名国际炒家索罗斯(George Soros)，近年竟四出演讲，著书立说，向大众讲解自由市场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所能带来的祸害。他甚至在二○○○年出版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Open Society：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中，称毫无保留支持自由化政策者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
　　索罗斯的主要论点是，虽然在任何自由竞争的市场里，都必会有“赢家”和“输家”，但若“输家”变得一无所有，翻身无望，他们往往会被绝望驱使，想尽办法将游戏破坏，与赢家同归于尽。他认为现时的全球化，正将我们引向此一危险处境。因此，各国领袖应及时行事，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的改革。他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全球中央银行(global central bank)来调节和稳定国际资金流动，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与债务。如改革不能及时进行，更多的全球化最终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无论我们将索氏的判断视为哗众取宠的危言耸听，还是在“九一一”美国受袭前发出的中肯预警，我们都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在跨国资本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内部，已出现了一批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急速扩张感到不安的人士。这些人并不是常常在街头抗议的反全球化活跃分子，也不是工人、农民与草根妇女等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相反，他们都是全球经济秩序中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并且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思考与发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全球自由市场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开始对全球化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偏执地相信，自由市场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吗？
　　任何经济理论与相关的政策建议都同时有其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并可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正面作用。主张利用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进行资源分配、减少国家官僚对经济活动中的干预、减少国际贸易的关税障碍之经济自由主义，也绝不例外。我们不能否定，这一主张的确曾在一些国家，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带来经济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这一主张绝对化成在何时何地都绝对正确的真理。现今为全球经济带来种种隐忧的，其实并非是自由市场的信念本身，而是将这一信念僵化成对市场的盲目膜拜之宗教——即索罗斯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有关自由市场理论的局限与市场无限扩张可能带来的问题，过去已有不少精彩的理论述及。但除了在理论的层次上指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之外，对经济自由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作出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同样有助我们解除对自由市场的迷信。
　　在自由市场至上的今天，我们大概已忘记了在不足半个世纪之前，自由市场曾被普遍视为必须加以防范或约束的一股破坏性力量。就算是在冷战中的资本主义阵营，市场力量也被认为是须通过国家力量的驾驭才能发挥作用的双刃剑。到底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是怎样取代对自由市场的约束而成为资本主义的规范？
　　由菲力浦·米歇尔(Philip McMichael)写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个全球视角》(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A Global Perspective)是深入浅出地勾画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转折的著作之一。米歇尔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社会学博士，更是世界体系理论大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得意弟子。米氏是研究全球粮食生产与流通体系的专家。后来他成为康奈尔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任，并致力开拓介绍全球经济发展的教材。《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之后广受欢迎，被不少发展社会学课程采纳成教科书，之后在二○○○年出版第二版，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最新趋势纳入讨论。
　　全书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发展规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第二部分是“发展规划解体”，第三部分是“全球化规划(一九八○年到现在)”，第四部分则是“反思发展”。米氏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阶段的趋势为“规划”，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趋势都不是自然地发生，而是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在不同形势下出于自身利益而设计和推广至全球的制度安排。
　　这书集中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若与阿锐基及希尔法(Beverly Silver)比较集中讨论资本主义核心国动态的新作《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管治与混沌》(Chaos and Gover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相互参照，当可为我们全面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战后发展，及与此相关的经济思潮的演变提供极有力的参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强调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之古典自由主义，乃世界资本主义运作的大原则。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一去不复返，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随着德国、日本等后进国家的成功工业化而日趋激烈，生产过剩的问题因此浮现。为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市场中生存，各工业国争相将自己的货币大幅贬值，并加强对殖民地的盘剥。在此极不稳定的环境中，跨国资本为求自保而急速、大量地流窜于各国金融市场之间，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市场的不稳。这一激烈的自由竞争，最后导致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崩溃、发达国家的社会动乱、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大国间由经济到军事的大规模冲突。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尝试吸取教训，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十九世纪主张自由市场能通过自我调节而达致平衡的古典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导致二十世纪初世界大乱的祸因。同时，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增强社会保障、立法规范市场运作和通过政府开支创造就业的新政之成功经验，使凯恩斯有关政府干预能纠正市场缺陷的理论迅速成为经济学的新典范。由政府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公式，不单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而且在美国的推销下成为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快速工业化与赶上发达国家的希望所在。在国际层面，维持主要货币间的固定汇率、限制资本国际流动、以多边贸易谈判调节国际自由贸易等政策则被视为避免重蹈战前世界经济崩溃覆辙的关键。
　　在一九四四年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中成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政府建设经济与帮助各国政府稳定币值为己任。这两个机构的贷款，再加上美国政府对这两个机构的财政支持和美元的强势，乃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稳步复苏的基础。阿锐基便曾以“全球性的凯恩斯主义”和“全球性的新政”来描绘这一秩序。凯恩斯经济学，于是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而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在这一有利条件下，不少亚非拉国家均采取国家大举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并通过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模式。国家资金的大力投放令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的工业茁壮成长；政府通过庞大公共开支不断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则令中下层人民较愿意承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使社会在急速变迁下仍能大致保持稳定。
　　但这一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在维持了二十多年后终因美国在越南的泥足深陷而瓦解。旷日持久的越战令美国政府的赤字以天文数字的幅度增长。同时，德国等欧洲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在六十年代末基本恢复，并开始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公共财政恶化与国际经济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使美元强势不再，令美国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
　　在国势迅速下滑的形势下，尼克松政府遂在七十年代初宣布放弃一盎司纯金兑三十五美元的金本位政策。国际货币固定汇率赖以为基础的美元固定价值制度的结束，使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重回自由浮动的轨道。美国政府在摆脱了固定汇率的限制后，即不理会通胀的后果而大量印钞，企图以此去解决财政赤字。不言而喻，七十年代美国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大幅减少。
　　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政府介入经济推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受到即时影响。在七十年代初，美国国际援助的减少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虽为南方国家的工业发展带来强烈震荡，但与此同时，中东产油国将其赚取的超额利润源源不断地存放在私人离岸银行之美元户口中，“水源充足”的离岸银行则转而将这些巨额存款化为借予第三世界政府甚至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息贷款。大量低息贷款抵消了国际援助减少和石油危机的冲击，令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因发展势头强劲而获得特多贷款的巴西)都能在七十年代继续维持“高公共开支—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国际财政资源充裕的七十年代，因此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黄金时代”。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钞的过量供应和美国在第三世界接二连三的军事、政治挫败令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濒临崩溃，一些政府和企业甚至开始放弃美元而改用真金或其他货币做储备。有鉴于此，美国政府最终决心以大举减少美钞供应和政府开支等激烈手法来挽救美元的公信力。大减政府开支的主张乃后来里根推行激进市场化与私有化改革的起源，减少美钞供应的结果则是全球性的信贷紧缩和美元利率暴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东欧政府在七十年代利率低落时欠下的温和债务立时变成难以偿还的巨债，造成了今天仍未解决的债务危机。
　　若第三世界政府纷纷弃债，必然会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大崩溃。为了避免这一危机的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临危受命，成为各大私人银行的代理人，向欠债的第三世界政府施压催债。它们以债务重组、延期还款和保持信用评级不变为诱因，鼓励第三世界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政策”。所谓“结构调整政策”，通常包括将公营企业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放宽外资流入、推动出口业等措施。
　　从债权人的角度看，“结构调整政策”的好处再清楚不过：减少政府开支可以增加政府盈余，鼓励出口与外资流入则可增加外汇储备。这两个结果最后都可以增加第三世界政府的还款能力，至少是偿还利息的能力(难怪有经济学者指出，结构调整改革只是一种“收债工具”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策)。但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却带来可怕的后果。八九十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放弃国家导向型经济和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权拱手让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即丧失调控内部经济的能力，使本国经济成为任由跨国财团宰割的对象。而反福利的社会政策，则导致社会中下层的生活水平急速下降。更糟的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在富国鼓励下一窝蜂地拼命出口，使全球原材料与低增值工业制品因供过于求而价格大降，最后使这些国家无以为继。阿根廷经济的全面崩溃、非洲的一蹶不振，以及在八九十年代不断升级、蔓延巴西墨西哥等大国的抢粮暴动、罢工、中产阶级与公务员上街等抗争事件，其实都可归因于急进的结构调整改革。而债务危机对东欧国家的冲击，亦同样巨大，为后来东欧的动荡不安，埋下了伏线。
　　由上观之，八十年代初美国的自由市场改革和八九十年代由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由越战等因素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回应这些危机而采取的权宜措施，背后仍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做支点。但凯恩斯政策被离弃，以及各种自由化改革的实验，却造就了重提自由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和反对一切形式政府干预之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历史于是回到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仍如日中天的原点。
　　八十年代，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主要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风靡全球，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主流由凯恩斯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过渡。值得留意的是，弗里德曼的理论虽成形于五六十年代，但他却迟至一九七六年才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时间上的落差，绝非偶然。当弗氏开始攻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反对国际固定汇率制度之初，西方经济学界仍尽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弗氏的理论，无论其论点多么精湛动人，一直只被当作主流以外的杂音。到了七十年代末，当国际固定汇率早已因越战而崩溃，美国政府再难以通过大量发钞而维持其凯恩斯政策的时候，弗氏的理论始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注意。
　　当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学院里站稳脚跟之后，在美国国内与全球经济中推动自由化改革的政治力量，即与这一学术话语相结合，催生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知识—权力”体系。
　　任何“知识—权力”体系，都必然是寿命有限的历史存在。新自由主义走到今天，其导致的问题已是有目共睹。“九一一”事件后，不少清醒的西方知识分子都立即指出这一恐怖事件与实行了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无关系。例如研究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的权威沙森(Saskia Sassen)，最近便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回应“九一一”的网上评论中指出，第三世界的自由化改革制造了一大批没有工作，无机会接受教育，而且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的绝望青年。在传统社会主义理想的选择消失后，这些青年人便成为宗教狂热分子的重点招揽对象。连右翼政治学家亨廷顿，亦在多年前观察到，中东各国政府在新自由主义下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后，立即为原教旨主义者和由他们操控的宗教团体创造了一个极大的活动空间。在八九十年代，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宗教狂热分子便是主要通过办学校、为贫民提供社会服务等方式来增加其影响力的。
　　在主流经济学界，一场类似三四十年代由古典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过渡和八十年代由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典范转移似乎正在酝酿当中。除了在文章前面提过的例子外，几位曾对新自由主义作出大胆批判的经济学家(如英国剑桥大学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便在近年相继获得诺贝尔奖。二○○二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共同证明人的情绪与文化价值会大大影响个人经济决定的一位心理学家与一位经济学家获得，有评论即认为，这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关理性经济人的核心假设的当头棒喝。
　　最后要提的是，不少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其实都不是反对市场者。他们当中，便有不少人以中国当代的急速发展与前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在“休克疗法”式市场改革后的坎坷遭遇比较，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被视作新自由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道路”。例如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曾指出，中国在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政策下拒绝向外举债，因此避过了七十年代后困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保存了国家财政的健全和自主。这令中国在八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不用听命于国基会、世界银行等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他因此认为，中国在国家的调控与领导下，循序渐进地推动市场改革，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虽然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化，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
　　当然，到底中国未来是否真的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地区展示出一条独特而有效可行的市场发展道路，还是会在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西方主流理论的自由化热潮中放弃原有的优势，重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覆辙，现在还言之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