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姐妹情谊”如何可能？

　　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说，“姐妹情谊”(sisterhood，此书中文版译作“姐妹关系”)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淡出了女性主义。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仍然把它作为一个关键性的范畴使用着，当然在使用时也带着极强的政治意味，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姐妹情谊标志着“女性团结一致的情感”，“从开始起，女小说家之间的相互意识及她们对其读者的意识就表现出一种潜藏的团结，有时这种团结成了一时的时髦”。我们从女性主义理论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两个倾向，一是姐妹情谊不仅是女性写作提供的女性关系图景，而且也指、甚至主要是指女性作家之间、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这种关系对女性和女性文学都非常必要。可是在实践的各个领域考察，令人遗憾的是，女性主义所张扬的姐妹情谊往往付诸阙如。笔者曾以毕淑敏的散文《素面朝天》引起的反响及其引发的作家之间的纠葛为例，说明即便在女性精英阶层，姐妹关系离团结一致的目标也是相当遥远的。当初选择这个例子不是为了反省、也无力反省作为作者、读者和批评家的女性的诸种狭隘，尽管这种反省十分必要，而仅止于呈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如何越来越容易感觉到女性言说的仓促、极端，随着时事更易，她们如何把自己置于窘迫的境地；如何不断地授人以柄，也在不断地找到他人的把柄，为自己辩白、补充、解释。其实女性写作者之间更典型更严重的争吵还有很多，只不过这个事例有案可查而已。对“有案可查”的看重，证实同属女性言说者的笔者在竭力避免重蹈覆辙，而无暇顾及事实本身的价值，因此很有可能又暴露出女性言说的其他弊病或者留下某种口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女性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一个象征，昭示了现实中姐妹情谊的易碎和虚幻的品性，也提醒人们，女性之间、女性主义者与普通女性之间、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隔阂和分歧，可能比它在女性与男性之间、男性与男性之间，甚至比在女性主义者与男性之间，都要大得多。
　　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因此，在作家的身体力行中看不到姐妹情谊时，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她们提供的相关文本。从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叙事中，很容易找到歌颂姐妹情谊的文本，不过这里选取的三个典型的描述女性“三人关系”的小说(它们恰好代表三个不同时代：张洁的《方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染的《无处告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本世纪初)，总的说来，并没有给出有关姐妹情谊的令人乐观的证据，相反，如果放在整个社会情境中考察，可以将它们读解成对姐妹情谊的根本否定。《方舟》中的三个女性(荆华、柳泉、梁倩)的确是建立了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紧密关系，但是她们的情谊有赖于各种客观的和她们自身的条件：一是初步开放的大环境使她们这样的知识女性可以意识到、也敢于张扬自身的独立性；二是她们全无后来人们的失业、竞争之虞，而事业的成功使她们有资本去计较成功的代价，也有资本把三人关系打造成精神的方舟，可以说当时的体制才是她们团结一致的牢固基础。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完美状态——其实不用到今天，仅仅到陈染的《无处告别》时，就显出了这种存在方式的奢侈。理论上说，缪一、黛二、麦三这一组姐妹与上一代相比，更年轻、更开放，那么也应该有理由更自觉、更激进，建立更加纯粹和稳固的关系，可是，她们要在社会上立足，已经没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荆华们所拥有的那种先天依凭，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她们不得不面对找工作或者换工作、嫁人或者不嫁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姐妹情谊不可避免地受到利害关系的冲击，终至瓦解。在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中，我们看到了处于新世纪的几组女性三人关系：有时是三个前青春期的小女孩，有时是两个小女孩与一个外来妹，有时是一个小女孩与两妯娌。这些关系分别在学校、社会和家庭展开。对于主人公来说，每一种关系都是当下生活，是真实的必需的，同时又好像布满了荆棘，不能长久维持，而且每一组三人关系都是另一种关系的代偿，又都以断裂告终。所有这些关系只有在结束以后、在怀念之中才显出情谊的哀婉和温馨，当每个人身处其中时，她们总是无法真正地与另一个人对话和沟通，总是有许多误解、委屈、算计、愤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两个小女孩与那个身份可疑的外来妹的关系，是充满快乐、新奇的，可是这种关系的价值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女孩与外乡女子在一起时，无心功课，也无心上学和回家，危险地沉迷于物欲的向往和虚荣的满足，因此这个例外不如说是对姐妹情谊的反乌托邦诠释。
　　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会议上(二○○二年八月六日)，当作家王安忆被问及《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女性人物是否有意设置，以揭示姐妹情谊的复杂或者简单、可能或者不可能时，她说，她的人物完全来源于现实体验，得自生活的促发而非刻意的设置。也许正因为作家无意于此，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就更自然，也更有利于我们见证姐妹关系的本真状态，就是这样一副有些难堪的芜杂的局面。
　　或者，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再次把目光投向女性主义的理论及其言说主体。也许在女性主义者的内心深处，对姐妹情谊也持一种怀疑甚至虚无的态度？想一想《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弗里丹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愤怒，以及她自己的观点所遭致的第三世界及黑人女性主义的抨击，似乎可以印证这样的揣测。还有，即使同属黑人群体，同属最激进的女性主义阵营，女性情谊在其中也似乎难觅踪迹。贝尔·胡克斯在她的论文《革命的黑人女性：自己争取成为主体》和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描述了很多这样的情形：女性主义者之间、普通女性之间互相攻讦，女性理论家、导师或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受到围攻，渴望融入团体或者期待理解接受的女性遭到侮蔑等等。如果这种现象还没有使我们绝望，是否可以如此解释：因为某种深刻的相似或一致，人们(女性)之间才会彼此需要互相依存，而互相依存的人们之间也会出现对峙和怨恨，对峙和怨恨往往又产生于太过的相似或一致？这也许就是女性关系的悲剧性所在，换个说法，要形成阵营及其力量，女性整体的同一性是必要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的丰富性。姐妹情谊就这样成为一个悖论。
　　这里很方便也的确用得着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术语：共在。共在的含义可以简单地说成是在某个特定条件下人与人的团结一致的关系。萨特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他人即地狱。”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是冲突，但这不等于人没有共在。共在是在“第三者”的注视下产生的。哪怕两个对话的人正在激烈冲突，当第三者突然出现时，他们就成为一体了，产生某种同情乃至同谋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姐妹情谊可能显现的具体场合，也许是在女性控诉男性的集会上，而绝不会在只有女性参与的自由交流或讨论的场所，尽管这一场所里的人恰恰是为着女性的共同利益而结集起来的，除非有人闯入，宣布她们的行为非法，才会激发她们内心的一致感和并肩战斗的情谊，而这种极端的情景在我们的民主时代太难得一见了。可以另外找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按照《女性主义思潮导论》一书的介绍，至少存在着十种以上的女性主义，而且每一种女性主义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其他派别的驳难，如果读者有意，将不难从各个派别的相互批评中清理出女性主义从起点出发、最终回到起点的循环路径，女性主义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纷争不断的自我否定的历史，但是一旦遇到某种“异己”的介入，各种女性主义会迅速地集结起来：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一书出来后，招致包括女性主义者在内的众多批评，其中不乏谩骂攻击。在中译本后附录的近八十页的各种书评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读了布尔迪厄的书，人们稍稍有点怀疑他是否想将女权主义据为己有。他对女权主义的创立者只字未提，对西蒙·德·波伏瓦只字未提，而他的思想脉络毫无疑问地让人想起波伏瓦的论断。”我们不必深究波伏瓦的“女性是被教育而成的”“她者”这一基本观点与布尔迪厄的“女性再生产”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必为布尔迪厄的独特方法和视角鸣不平，但是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本国后继者的法国女性主义者也常常将波伏瓦遗忘甚至有意抛却，因而招致英美同行的批评，说她们太过依赖以男性为主体的解构主义而背叛了波伏瓦开创的传统。现在，在这个试图影响女性的著名的男人面前，女性主义者以及关心女性主义的人都变得警觉、敏感了，显然，使大家达成一致的前提是对布尔迪厄的怀疑和戒备。
　　大多数时候，人们听闻的只是女性之间的争吵。也许会形成局部的暂时的共识，但新的甚至更多更大的纷争总会到来。胡克斯的书中写道，那些黑人女性终于坐成了一圈，坦诚说话时，她们说的是“我们曾经非常恨你”。如果此时的她们不恨了，那么所有女性之间的恨和隔膜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一如既往呢？这无从探知，但是，可以推测，她们所以不恨眼前被她们围在中间的这个女性主义者，是因为以她为对象，她们得以成为共在，并因此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又以她为中心结成了一个阵营，和其他的圈子抗衡。再者，还由于圈外有更多的女性没有这种哪怕是暂时的归属，她们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安全感甚至优越感，这仍然是共在的力量。这一切意味着，裂缝和距离仍在，只是转移了位置。其实，女性这个“整体”，从来不像一个阶级，比如工人阶级，如萨特所言，尽管有许多矛盾冲突，但是总在同样的工厂、同样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下，被资产阶级所压迫；也不像一个家族、民族或者种族，有一样的血统、祖先、宗教、肤色等等，使得个人可以确信自己有某种归依。男权社会设立的价值体系及行为准则把女性置于各个不同的单元里，惟独不给她们作为一个性别显现共在的机会。同时，社会又总是不自觉地把个体的女性视为另类。一个女人常常听见男性说“你们女人”这样的词汇，但她注视自身时，却找不到“你们”(即她作为女人所属的群体)在何处，不像“我们工人”、“我们农民”、“我们社会主义者”等等可以作为个人的可靠的精神后盾。女人无处不在，同时又不在任何地方，身为女性的个体的不安和恐惧无以名状。
　　由此看来，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姐妹情谊，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它即使不可能，却的确为女性主义所必需。它可以提醒女性主体，不妨把散居性的她者地位作为“共在”，这要克服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自身的褊狭——寻求团结一致的途径，同时在集体情感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年，12.00元；《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25.00元；《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二○○二年，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