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建“经得起批判的立场”

　　读罗岗的书《记忆的声音》(学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与《面具背后》(上海教育出版社二○○二年)，时时能感受到作者的学术生命一直伴随着思想的阵痛。正如罗岗在《记忆的声音》的后记中所描述的那样：
　　对于我来说，八九年前在大庾岭下的一所乡村中学里苦读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幢兼作实验室和图书室的两层楼房，需要依靠一根巨大柱子的支持才不至于倾斜，每天上楼去读书，楼板在脚下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响，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荡。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惊”之后，我离开了城市，在乡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副面貌。面对无法回避的精神危机，我只能到书中去寻找答案，当时几乎是凭直觉选择了鲁迅和马克思。幸而那所破落的图书室里有一套一九五七年版的《鲁迅全集》和一套一九六六年版的《马恩选集》，我翻看泛黄的书页，平生第一次经受了阵痛般的“思想风暴”。今天想来，许多思想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这种个人“精神危机”的阵痛经历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代人的心灵事件的。作者所遭遇的“思想风暴”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在于它折射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代的年轻学人是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中告别刚刚结束的一个时代的心灵历程。在《穿行在“个人”与“乌托邦”之间——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之省思》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全民(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共同构筑的乌托邦颓然轰毁，‘主体性的高扬’并未催生出‘新的个体’。”穿行于“个人”与“乌托邦”之间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原来基于‘态度同一性’的共同体迅速分化成为被现实利益所宰制的若干小圈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知识系统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记忆的声音》，第241页)。而对刚刚进入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年轻一代学人来说，八十年代建构的以理想主义和启蒙理性为根基的知识系统所遭受的挑战，则是更潜在的危机，它意味着借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和信仰支点的轰毁。在九十年代重新寻找这种依托和支点，由此成为一代人与生俱来的宿命。
　　罗岗所隶属的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一代人，确乎是在危机时刻开始学术和思想的。他们经历了更多的不确信，也经历了更多的困惑、挣扎与阵痛，同时，他们也大都是在经历了“巨大的‘震惊’”之后，重新开始寻找和确立支点，包括价值的支点、信仰的支点以及思想和学术视野的支点。王晓明先生曾谈及弟子罗岗对他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确信，可我们觉得那些确信有问题，我们没法与你们一样坚持它们。我们想要有更经得起批判的立场。”(《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上一代人的“理想”、“确信”在罗岗这里已经成为问题，不再先验自明而是有待反思和质疑。由此，重新寻找一代学人的“更经得起批判的立场”，构成了罗岗思考的出发点。罗岗十多年的文字生涯正是对“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寻找和确立的艰难过程。当然这种支点和立场不是轻而易举即能够获得的。我常常会想到福克纳在《阿尔贝·加缪》一文中所说过的：“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足够了。”我想罗岗也必定渴望成为这寻求的人之中的一个。
　　比起上一代人，这一代的思考的艰难表现在，九十年代接踵而至的商品化世俗化全球化大潮不仅掩埋了八十年代末的思想的灰烬，把许多尚未来得及充分反思的历史问题重新陷落到历史的地层深处，而且把一个全新的前人尚没有处理过的令所有人眼花缭乱的经验世界迅速呈现在我们面前。很多新的问题需要重新面对，而这些问题又是我们无法认知和解决的。我们的时代是诸多悖论并存的时代，也是人的经验世界和生活境遇空前多元化的时代。譬如在所谓小资、成功人士等阶层范畴成为时尚字眼儿的同时，底层、弱势群体的概念也随之浮出水面。一方面是学院政治日趋体制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则是学院中人与围墙外的纷纭变幻的大千世界的疏离与隔膜。我从罗岗的声音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单纯的学院视野的不满足，感受到一种深入底层的冲动。他似乎正投入于上海一九四九年后工人新村的社区文化研究，也致力于旧上海的历史风貌和沿革方面的探讨。我还不止一次听他谈起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革命老区去钩沉当年红军苏区的遗迹，并担忧这些如今在民间尚可找到的历史遗存再不清理就可能彻底被历史遗忘了。这是一种使自己的思想寻找到某种逸出学院体制的方式的渴望，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渴望本身更弥足珍惜。有这份渴望，就会有别样的关怀，有新的视野的展开，有新的可能性存在。尽管我们这些已经隶属于学院政治的学人，可能并不缺少对所谓底层经验的关注，缺少的是关注的能力和介入的方式。而这种关注能力和介入方式之所以匮缺的关键大概仍要到九十年代以来日渐封闭的学院体制和知识制度本身去寻找。
　　罗岗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学院化和制度化的时代轨迹有着自觉的反思，知识制度正是罗岗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的研究也因此体现出一种知识考古学的立场，以及把思想和知识铸为一炉的追求。蔡翔先生在给《记忆的声音》所作的序言中即称罗岗有一种“在扎实的知识基础上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的可贵之处，“是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展开一系列对‘知识’本身的追问，使其超越于一般的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广阔的知识背景，使这种怀疑精神区别于那些信口开河的‘批判’，成为一种踏踏实实的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与思索”。可以说，只有使一种怀疑精神深入到现代历史和知识制度的核心，在充分占有知识的基础上去探究现代知识体系本身所制造的异化，这种怀疑才不是空泛的，才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以及鲜明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怀疑应是对各种使人异化的权力的抗争精神，应蕴涵对诸种制度的解构能力，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一种真正深刻的怀疑只能潜入知识制度和权力体制的内部去寻求更本质的认识和剖析。而这也正是罗岗认为“值得忧虑的现象”：“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基于现代知识系统内部的更深刻的反省”(《记忆的声音》，第241页)。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罗岗开始了他对知识制度的持续关注和考量，并表现出对于如何瓦解知识制度的清醒的认知。他思考的是如何在同质化的知识制度和知识体系中注入异质性的因素与力量，如何才可能提供和获得反思现代体制的新的思想资源，如何在体制化时代赋予现代知识与学术以一种反思的品质。反思性由此构成了罗岗的学术理想。这种反思尤其集中在对历史语境中的关键语词的梳理上。罗岗对“现代”、“个人”、“文学”、“知识”、“乌托邦”、“人文教育”……诸种看似约定俗成的范畴都有福柯式的从知识考古学的立场进行探源追踪的热情，力图从历史原初的语境出发细密地辨析它们究竟是如何被一个个建构出来，从而把它们再“历史化”，把以往既成的知识体系中已经同质性的概念重新赋予在历史语境中应有的异质性图景。在罗岗的辨析中，“现代文学”的起源就是一种知识制度的合法化的过程，而从学术意义上说，对“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确立的研究，也是寻找中国“现代性”起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岗关注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面具背后·解释历史的力量》)，关注叙述历史的某种“元语言”，关注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的生成以及这种“话语装置”最终如何使现代性以及“现代文学”获得了合法化。罗岗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现代文学”正是一种合法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却被“科学化”的“文学”知识体系掩盖了。我们在罗岗的工作中可以明晰地看出这种掩盖是怎样发生的。这种工作，由此成为一种追根溯源性的批判工作，正像柄谷行人所说：“通过追溯‘起源’的方式进行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起源’进行批判”、“真正对‘现代’抱有怀疑，就不能不质疑‘作家’‘自我’‘表现’等装置及其不证自明性”(《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9页，三联书店二○○三年版)。罗岗所力图打破的，正是这种“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性图景的既成的“不证自明性”。
　　“现代文学”在罗岗的视野中不仅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文学显示出它在现代社会中“悖论”式的存在。作为“现代”的产物，文学必然内在地包含了“现代”对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继而成为“现代建制”的某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由于天然地对人和人的感性世界的敏感，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里虽然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合法性，却把更多的关心倾注在被现代社会淘汰、遗弃的“小人物”身上，倾注在巨大变迁中的普通人捉摸不定的命运上。这就是文学必须面对的“现代人”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价值的文学往往以批判、质疑和反抗“现代”的姿态出现。(《面具背后》，第160页)
　　“文学”之所以依旧是一种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批判和反抗力量，正是因为它虽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建制”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价值的文学也“往往以批判、质疑和反抗‘现代’的姿态出现”，这就是文学的悖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也应该坚持这种悖论式的立场，建立一种自我反思的视角，把对自身的批判、质疑以及对扼杀原创力的体制的反抗生发为学术与知识固有的力量。但是学术和知识如何才能成为一种自反性的存在？如何使以积累和传播知识为生的大学以及学人不会被知识异化？如何在学院政治中激发反叛的力量？或许这就需要引入历史实践与现实关怀的维度。在与薛毅、罗岗的对话录中，蔡翔先生指出：“我有一种感觉，知识界对知识的兴趣超过了对实践的兴趣，对思维本身带来的快感的迷恋要超过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它造成这样一种现象，越是基本的东西越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而我恰恰认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则是某种基本原则的确立，而且应该成为公众自觉的生活要求和行为准则。”(《面具背后》，第215页)因此，对“经得起批判的立场”的重建，既是信念和价值观的重建，是学术和思想立足点的重建，也是“统一的个人生活的重建”(王晓明语)。而在某种意义上，一种有统一性的个人生活的重建，一种生活和行为的基本准则的重建，以及历史主体性的重建，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罗岗的言说，也可以看做是危机时刻的重建主体性的言说：
　　至于摆脱危机，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将“危机”历史化，把它看作一个“当下此刻”历史性存在的问题，从而对此时此刻的局限进行检视(limit－attitude)。照福柯的说法，省思局限就是“从历史的脉络去检视哪些事件塑造了我们，哪些事件帮助我们认识到所谓自我主体，就是正在做、正在想、正在说什么？”(《记忆的声音》，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