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杜威在中国的命运

　　自从杜威在一九二一年离开中国，已经整整八十二年过去了。杜威在中国为期二十六个月的讲学，在他个人一生经历中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但更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杜威演讲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不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也深入到太原、济南、杭州、扬州、徐州、苏州、长沙等内地城市。杜威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在中国的演讲结集出版，一版再版。中国的报章杂志关于杜威思想的介绍和杜威演讲的报道连篇累牍，杜威如历史学家基南(Barry Keenan)所说成了“一时时尚”。然而，今天人们对杜威已完全淡忘。在学术工业当行的时代，人们往往根据学术界的时尚而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就和重要性来判断一个思想家，杜威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不仅在时间、内容和规模上引人瞩目，而且对杜威思想本身的发展来说，也非常重要。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根据内容分几大块，其中社会政治哲学共十六讲。在这十六次演讲中，杜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在此之前，杜威也写过一些有关社会和政治哲学的文章，但都零零碎碎，不成系统。这十六讲是他应胡适的要求，第一次系统表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另外，不知什么原因，杜威在中国的演讲稿始终找不到英文的原稿，或哪怕是有关的笔记。我不久前还问过南伊利诺大学杜威档案馆的主任，他说至今没有任何踪迹。因此，现在由上述机构编辑出版的杜威全集里没有他在中国的演讲。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一九一九——一九二○》是根据中文本翻译成英语的，就像当年玄奘大师将已在印度失传的一部佛经再译成梵文一样。
　　根据我的看法，这十六讲虽然是正面阐述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但不是没有特意针对中国的地方，这是需要加以阐发的。国内以往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少有涉及他的社会政治哲学，而国外研究杜威社会政治哲学的文献，就我阅读的范围而言，也很少提到他在中国的这十六次演讲。这十六次演讲中所表达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而不仅仅只有学术史或思想史或文化交流史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杜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抵达中国，四天后便爆发了五四运动。老中国迸发出来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力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激动不已。他在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一封信中说，“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这几乎就是恢复青春……”在来中国之前，杜威曾先在日本讲学一年，他对中国的热爱(他的女儿说中国是杜威仅次于美国最爱的国家)与他对日本明显的不喜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对中国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尽管他被他的自由主义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中国事情的看法。他根本反对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西方人中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天生保守、迟钝、懒散、腐败、不思进取，因而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指出，如果人们把欧洲政治的发展作为正常政治发展的标准，认为一切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进程，经历相似的阶段，那就会将与此标准不符的社会视为不正常，是残存的落后国家，或是缺乏政治能力。先于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半个多世纪，杜威就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情况出发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不应该用近代西方的那些政治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因为那些概念根本不合适。中国的种种社会建制不仅异于现代西方的习惯，而且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西方的政治科学和西方的历史都不能提供任何分类系统去理解中国的种种建制最具特点的现象。他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种种制度和思想是在一个特殊方向上非凡地发展着。
　　当然，杜威承认，现代中国遇到了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她不同地组织起来的世界，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严格说不是人的力量，而是无法计算的物质力量——战舰、大炮、铁路、奇怪的机器和化学制品。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但因为中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和习惯，变革将是长期而艰难的。就像他发现许多中国人将美国理想化了一样，他也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理想化了。但他不像某些西方人那样，到了中国就将中国的一切理想化，他只是将中国人的精神能力理想化。他觉得日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照搬式的拿来主义，这他很反对。而他相信中国在借鉴西方在行政管理、公共卫生、税收、教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行动迟缓是因为她要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彻底改变她的制度。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中国人要参透产生西方进步的原则、观念、心智，通过运用她自己更新了的和活跃的民族精神拯救自己。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杜威将中国理想化了。
　　实际上那些有幸享有机会听杜威第一次系统表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人似乎最不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些思想。杜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在教育，其次在经过胡适曲解和简单化的所谓实验主义，最无影响的就是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了。
　　在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演讲中，杜威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分为三个范畴——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在谈了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性质、范围和功能后，他首先讨论了经济问题。根据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的说法，“杜威讨论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中国学生和朋友以及其他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足够注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此时关注的是教育改革、学术研究和重新评估国故。他们很少人认真考虑过用经济组织和实践在中国实现民主。”但根据杜威自己观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那么一致和热切地对思想中现代的和新的东西感兴趣，尤其是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感兴趣，能有利于现存秩序和现状的论证那么微不足道，——实际上是说不得的。”如果杜威的观察不错，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没有被那么推崇他的那些人领会？
　　这自然不是由于他们的智力，而是由于他们的定见，或者说关于西方文明和思想的偏见。人们只听得见他们要听的话。对于杜威的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西方文明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的文明，它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在他们看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万能灵药。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就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术，高深之学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留学是要“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找到这种万能灵药。这种简单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使他们看不到西方思想和文明的复杂性，尽管杜威在他的演讲中苦心孤诣地反复提醒他的中国听众，任何思想与文明，包括西方思想与文明都有其历史性和复杂性。他本人的多元主义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但他的中国听众对他的历史性思想似乎毫无感觉。
　　更成问题的则是杜威的中国听众对科学与民主本身的理解。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基本是科学主义的；而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则被杜威在他的演讲里批评的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所支配。我们知道，在杜威看来，民主不只是一种政府形式，他认为民主根本的特点是，它是一种生活形式，确切地说，是“共同体生活本身的观念”。在他的中国演讲中，他把民主叫“交往的生活”。“自由和公开的交往，无私地追求和交互关系，促进相互利益的那种交往，是交往生活的本质因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是“一个有个人发展机会，有自由交流感情、认知和思想的机会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每个成员自由参与设定它的目标和目的，每个人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充分和自愿做出贡献”。杜威实际上是现代交往理论的开山鼻祖，他将人的自由交往视为民主的基本条件和形式。缺乏这个基本条件，任何所谓的民主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加，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没那么复杂，民主只是一种政府形式，一种改良中国或改造中国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他们看待民主的方式恰恰就是杜威所谓“外在的方式”。民主就是允许大家自由投票更换政府，与自由交流思想、感情、认知谈不到一块儿去。胡适公然说，民主是幼稚园的政治，意思自然是不需要有任何内在的要求，甚至不需要有知识，只要让人投票选举就行了。这样看待民主，显然对于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内涵缺乏了解，而对于民主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更是不在心里。因此，尽管杜威在中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蔡元培更是把他与孔子相比，但他独特的民主观念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也许在他的中国接待者看来，杜威的民主思想太不实用主义了，它根本不是中国人要找的那样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相反，实在是有点迂腐不切实际。
　　在民主问题上，杜威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民主的目的是一个激进的目的。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充分实现。”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目前制度的缺陷而设法逐步完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然不会同意他们的杜威老师，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就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民主不是像杜威老师说的那样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任务。而今天，杜威的民主思想似乎比当年更不被人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民主不过是一种政府形式，一套制度安排，或一套程序。与此同时，民主的基础和深厚内容不断被挖空。
　　杜威的民主思想的理论前提是他的新个人主义和他的社会冲突理论及国家理论。杜威说，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我们从关于人的本质的经验得来的事实。在他看来，最简单最重要的事实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并只能生活在某种与别人的交往中。只有人们生活在有着共同利益的交往群体中合作与互动才有可能。虽然我们生来是单独的有机体，但不是个人。个体性(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结果，是公共承认的和稳定的社会功能的结果。因此，杜威批评大多数社会哲学家用像个人对社会、人民对政府、或自由对权威这种“一般化的对立”来解释社会冲突是掩盖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社会冲突的根源在群体间对立的关系。社会冲突的产生是由于它包含的群体间关系的不平等。“社会冲突不是因为个人利益与他的社会利益的不一致，而是因为某些群体的利益损害，或甚至压制了其他群体的利益。”即使在东方的家庭里，个别成员(年轻一代或妇女)和老辈的冲突也不是像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也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一个被更大的社会承认，另一个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认”。杜威在他的中国演讲中特意提到东方式家庭的例子，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在“五四”时期，家庭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传统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人说家庭是万恶之首。在他们看来，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是像个人对社会、人民对政府这样的“一般化对立”的缩影。因此，反叛家庭就意味着反抗任何社会压迫。个人绝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社会的牺牲品。由于接待杜威的那些人大都是这个观点，杜威显然了解这种观点，他的中国演讲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杜威认为社会是由多种多样的群体组成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在杜威看来，社会冲突归根结底是“阶级，职业群体，或按照观念，甚至种族的界线构成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但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冲突总是个人与社会或国家间的冲突。民主意味着个人对社会或国家的胜利。
　　杜威告诉他的中国听众，国家是沟通社会上群体间冲突的机制。群体先于国家存在，国家只是协调它们之间争吵的工具。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建立一个不断为全体人民的福利工作的国家”。社会改造在更大程度上是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并用它来调和各个群体的关系。杜威说：“除非我们有一个建立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不能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更好，什么更坏。”这个标准就是“交往生活”的理想。根据这个标准，“一种积极促进自由交往，自由交换思想，相互尊重和友爱的社会实践，简言之，使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更丰富，更值得活的那些行为模式得判断是好的；相反，任何阻碍向这些目标进步的习俗或制度就得判断是坏的”。发展交往生活的主要障碍是阶级和社会等级制度，它们将不同的社会部分彼此分隔，在社会群体间建立剥削关系。在交往生活的理想的另一端是主奴关系，杜威将它大致规定为“一个有效地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关系系统——孩子服从他们的父母，妻子服从他们的丈夫，臣民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劳工服从他们的雇主”。主奴关系将危及社会的持久存在。由此可见，平等是杜威讲的“交往生活”的基本条件。
　　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他对古典个人主义和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杜威一方面肯定上述的学说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有根本的错误，这两种思潮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开通的个人主义者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也会考虑别人的利益。追求自利的人各行其是最后会歪打正着，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的道德理由。然而，在杜威看来，不存在开通地追求自利的人，只要以追求自利为目的，就一定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一定会不顾一切去追求目标，在现代工业和科技的条件下就一定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一个证明。
　　然而，对于正在争取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话自然听不进去，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们只关心个人，而不太关心群体，更不能理解交往生活的重要性。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改造不是由不满的个人对社会的攻击，而是要努力调和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利益，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个人的解放实际是以群体的解放为前提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寻求解放的群体总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争取自身的解放。纯粹个人只能反叛或逃亡，却谈不上解放。
　　对杜威有一个长期的误解，就是他反对社会主义。杜威的确对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很不喜欢，但他并不反对一般的社会主义。相反，像他这样始终把全社会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人，天然会倾向社会主义。他的中国演讲就正面分析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传统的行会制度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接轨的很好条件。他警告中国人不要让少数企业家控制这个国家的物质资源而失去自己的未来。他说：“社会主义，不管它的细微差别，都集中在全社会的福利一个概念上，这，而不是个人利益，应该是据以判断经济组织和经济事业的标准。”他坚持认为，对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损害最终就是对全体的损害。也许是他的这些思想，使得一些保守主义者称他“为共产主义者铺平了道路”。
　　康德和古典经济学家相信，商业的发展将促使人类合作而消灭战争。今天的人们仍然相信，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将必然导致人类的合作，将使人们开明地追求自利而放弃非理性的自私自利，使人们看到战争是处理人类争端愚蠢的方式，因为这对于冲突双方都代价太大。但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或电视机，我们就会像杜威当年一样不相信这些美好的幻想。事实正如杜威八十二年前在中国所说的：“无论是在个人间还是在国家间，具有更丰富资源和专业知识的人会压倒他们不太幸运的邻居；自私会滋生自私，最终结果将是不平等、不公正和暴政。”杜威要我们“首先去观察社会冲突的进程，找出什么群体已太具支配力了，已经在实施不成比例的权力，认出被压制、被否定特权和机会的群体。只有通过做这样准确的诊断，我们才能希望防止社会传染和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必须发明能协调社会所有群体利益的手段，为所有人提供发展的机会，这样每个人都能帮助别人而不是与之冲突”。在私人资本已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形式，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里，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的情况下，杜威的提醒也许不是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