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探源及借镜

　　春节期间除了原地不动无奈何地度“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读完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一书。真算得上是赏心悦目的学术享受。说“赏心悦目”并无夸大之意，因为是别致的图志本，全书一半论文，一半漫画，漫画为郭晓鸿所辑，出自京沪两地旧时的画报书刊。漫画不是搭配插入论文的，而是自成一统，自成体系，做到前文后图，文图合璧，各自占据着位置。于是，论文读累了或者正相反是读得兴趣盎然了，尽可以去哗啦哗啦翻阅图片。学术著作可以有这样别开生面的写法、读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还有，此书论“京”说“海”，一半分析文学，一半阐释文化，也是它与众不同之处。按照杨义一贯的风格，既能在新的文学史框架内，在新的学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推动下，孜孜矻矻掌握第一手资料，还原文学历史本象，真实讲述北京、上海这两个现代中国最富有代表性的“双城”的性格、形态，表现它们文学的绚丽色彩，张弛有致的力度，内在的肌理，又能为它们量体裁衣，做文化定位，揭示深邃的内涵，设身处地感受京派海派在现代中国曾经历史性地存在过、活跃过，如今仍或隐或显地辐射出的光和热，如书中“前言”所说的，“体现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进度不同、深度不同的文化策略和选择姿态”。这样一本厚重的著作，确实有集京派海派研究之大成的学术气魄。
　　书中叙述作者研究此课题所走过的路程，读了感同身受，令人不胜嘘唏。我与作者认识的时间正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重新崛起这二十多年，我们有同样的学术经历，是同代人，只是成就有大有小罢了。杨义研究京派海派正与我同路，却是从小说流派引起的，入手的。他说：“我对京派和海派的初期研究，始于一九八一年。那时我开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系统工程。”这有其以后皇皇三卷的小说史可以作证。我自己一九七九年在严家炎先生指导下接触京派文学，后来发在北大学报上的毕业论文就是做的左翼和京派的讽刺小说比较研究。记得一九八一年《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要发表一篇论萧乾的文章，其中涉及京派如何定义的问题，我还曾把写作中的论文的一段话念给他听。一九八二年我在《十月》上介绍施蛰存，确定篇目的时候无章可循，便自作主张择选了《春阳》，题目起得更是吓人，叫作《中国弗洛伊德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之后，我真正进入京派海派的领地，虽也存在多多少少的流派因素，但确实与杨义不同，是从城市历史及与我个人生命之焦点切入的。特别是海派，与我十二年的童年少年回忆紧密相关。杨义作为一个小说史家、文学史家，他对京派海派的兴趣就在那个“派”字上面。比如他在书中详谈最初对凌叔华、废名进行个案研究、现象还原和文化体验的过程，都归属到小说流派探索的“程序”上。所谓“现象还原”，是指运用中国式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似乎是杨义最为心仪的)，去揭开层层历史的面纱，露出过去为各色原因被文学史所遮蔽了的事实真相来。凌叔华一般仅作为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有关的作家看待，作者饶有兴味地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清代职官年表》和清光绪本的《番禺县续志》中，考辨凌叔华的父亲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曾任顺天府尹，宣统元年改授直隶，了解她祖父、曾祖父的身世行状，加深理解她何以能用接近宋元文人的小说笔墨道出“高门巨族的精魂”，纳入京派范畴来分析她平民风格中的贵族气息。还有，下工夫考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将废名列于“五四”文学社团沉钟社作者之后，不过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因为废名只在《浅草》最后一期发表过一篇书信体的文字，他的投稿倾向倒是从现代评论派的刊物(《浣衣母》发在胡适的《努力周报》)逐渐转向语丝派的(《竹林的故事》则发于《语丝》)。而废名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时，便得到周作人的赏识，连住宿、就业都受周作人的多方关照，周几乎为他出的每一本书作序，透过如此的人事和精神联系，理解废名演变为深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作家的缘由。这方面的例子，作者在书中是特别津津乐道的。
　　杨义的“流派情结”决定了他会在本书借着旧调新唱的机会，禁不住对“流派学”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总结。“引言”里就有“开放、动态、富有层面感的流派学”这样的章节题目出现。全书从前到后，扣住“流派”的基本线索。尤其是在“结语”部分，他进一步在流派理论上试图提出一些看法。他提出流派形成的五大要素：风格要素是流派高扬的文学旗帜，自然囊括了作家们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审美情趣等方面独特的相近性；师友要素和交往要素则是流派成员的相互关系，是作家个人之间所以能组合、能联络一气的人际行为方式；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作家和读者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甚至文人间的交往方式、成名方式，与读书市场的关系等，而且由于报刊是现代中国才发生的传播媒体，流派赖以成形，是检验一个流派现代性如何的重要线索；社团要素是流派最终的鲜明标志，但不是惟一的标志，它本身有两面性，可以增强流派间竞争的力度，也能成为流派中发展多样审美个性的一种限制。根据具备不具备“社团要素”这一点，作者进而提出“全型流派”和“非全型流派”的概念，而京派和海派并无正式成立团体的事实，所以都不是“全型流派”，也造成这两个流派内部的无限丰富性。杨义在随后还提出研究流派应着力的六个问题以及三个带根本性的命题。简言之，六个问题就是勾勒历史过程、探讨生成根源、寻找文学世界观的差异、选择各自文学形式的缘由、借鉴世界现代文学观念和域外文学创作的经验、区别它们的雅俗成分。从历时和共时的方面将流派层层剖析。三个命题，是围绕着文学—文化的大系统而提出的，等于将文学流派放大为文化思潮流派，在更宏大的背景上加以审视。这包括如何阐释和转化本土传统文化，怎样借鉴和消化世界经典性文化智慧和现代性文化思潮，试图建立什么样的有无活力的现代文化生态及文化创新机制体系。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环境下能通过建立文化达到何等境地，似乎在一个小小的文学流派世界里，足以看清楚端倪。这样的一些概括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但我们从中不难窥看到杨义咬住一件事情就坚决不放的韧性，见识他的学术性格。其志不小。
　　我觉得杨义在京派海派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最能体现他的学术专长的，主要不在概念的界定，出场方式的描绘，艺术形态、精神和历史流脉等等的把握上，而在于他对京海派的溯源。别的领域，同时期的几代学者都在做，可关于京海派的中西文学、文化承传这样的课题，就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进行得如此深入。在书中，作者细微地梳理了京派海派的文化文艺谱系。文化方面，指出地域文化的依托是两派的母体：京派植根于北方的、内陆的、乡土中国的文明，海派背靠了南方的、沿海的、工业中国的文明。在文艺的关联方面，作者指出京派由“语丝残部”过渡形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说“周作人在北平延续语丝派遗风，并与新月派合流”，就要有点勇气了。杨义的意思是现代中国“尊崇人性的观念”从一个大的派别来说是“新月”的最主要的特色，京派吸收了这一点，才凝聚成自己的“文化基调”(见第四章)。作者破除了人事上处于五四后期的“语丝”和“新月”、“现代评论”的分野，反从演化的角度，从思想上将周作人的“语丝”(不是南下的鲁迅“语丝”)同“新月”合龙，使我们感觉新鲜。至于海派的艺术源流，他指出是“承袭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向内心掘进的取向，并且以其右翼作家叶灵凤为桥梁，把原来附属于浪漫抒情流派的现代主义因素，拓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主义流派”(见第四章)。“右翼作家”一词似可商榷，不过这一论断的文学史价值也是显然的，透出史家眼光的睿智。
　　再进一步，本书第五章大力追溯京派海派的中西文学精神渊源，越发深入，而有见地。这种追溯是细致的，并不因为是谈两个大的文学流派，就把许许多多的色彩斑斓的作家一锅煮了。比如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派(海派之一)，是梳理出“弗洛伊德——显尼志勒——乔伊斯——横光利一”这样一条审美传递链条。然而，并不将这一链条强加到上海现代派的重要成员施蛰存的身上。作者认为施蛰存自有他独立的一扇开向传统文化的窗口，那便是“李义山——温飞卿——李长吉——江南水乡的某种晚唐诗歌意境”，这至少构成他早期的《上元灯》创作时期(写《梅雨之夕》之前)的艺术谱系。因而，作者断言施蛰存是海派作家中有部分接近京派风格的一位。这就不是将流派人为地互相孤立起来，只讲区分，不讲交叉影响和互为融和了。因为既然是追溯源头，中国的作家就有他们共同的文化思想之根，“分流”也不会就不出现“交流”，本来也是常识中的道理。在海派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就代表了“中国言情传统——西方现代主义”的大交流。本书在讨论京派的艺术渊源的章节里，把中外文艺的交流性发挥得异常充分。京派有自己的理论发言人，作者阐述起周作人重史，朱光潜重论，两人如何共同支撑起京派文学理论的纵横两轴这一问题来，可谓得心应手。周作人是“晚明公安、竟陵派——五四‘八不主义’——京派散文”这样的路途。朱光潜则是“审美距离说——古希腊造型艺术——陶潜的静穆”，融合了西方理论和中国趣味。在谈到京派人生抒情小说的由来时，拿靳以的中篇小说《秋花》(这是向来不被人重视的作品)，沈从文的短篇《三三》为例，进行文本的仔细解读，指明它们的内里是由“中国古典诗词‘境界说’——西方审美心理‘移情说’”共构而成的。朱光潜之外，作者还特意提出京派诗论家梁宗岱、京派诗人兼小说家废名、京派主将小说家散文家兼评论家沈从文，都擅长于“用古典文学的高雅趣味，对西方文学的开放意识进行醇化的处理”，这种高屋建瓴的文学视野，源远流长的文学命脉，就是京派作家学院派文学品格的基本形成理路。在破解京派于“乡下人”和“贵族化”这两极中是如何找到适宜的和谐界线之谜时，能够略微为我们做一提示。
　　此外，仿佛是预示这种追溯是没有尽头的一样，作者在接下去的第十一章里，还详加论述了京派海派各自与民间文学、古风俗、古文学的承传关系，叫做“从古井汲取清泉”，一个充满诗意的题目。作者分析了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与湘西民间古俗，与屈原《九歌》风土浪漫诗情的联系。在这方面，显示了作者在知识结构上打通古今中国文学的优长，考证了《九歌》的民俗学价值，联系沈从文的《神巫之爱》，讨论了两者间以沅湘宗教巫风为纽带的相通之处。作者又举废名和陶潜共同喜爱“高树之多阴”，周作人为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写序就指出：“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可见三人性情的一致和息息相关。在废名长篇诗小说《桥》的分析中，原始的民俗(如“送路灯”的丧葬风俗)的描写，乡园牧歌情调的充溢，处处增添古意，而灵感的串联和意象的跳跃如李商隐的诗境，“约束豪华而归于朴讷，消融凄艳而趋于冲淡”的文字几近于晚明小品，这就把京派的乡土中国的文学观念扎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层的情状，具体入微地表达出来。我觉得，杨义一旦将现代文学的题目牵扯到古代，就像开辟出一条新的溪流，分析的话语便奔涌而出，构成了本书最华彩的篇章。
　　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杨义研究京派海派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弄清楚文学史上的两个流派。他时时要将历史的命题作为借鉴，引向当代。用他话说，是要“进行宏观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创新体系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思考”(见“结语”)。从文学要引出如此大的文化建设题目，在文学走向边缘化的当今世界，不免要为青年一代感觉滑稽吧。好在所关注的京海派是一部前历史、近历史，离我们而去为时不远，京派海派文人加上当时的左翼文人，一个个倒大都是理想的人文主义者。鲁迅和京派作家的关系很弱，某些地方还有冲突，见出京派保守的一面，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题旨，到了京派手里就保持在一个民族性和人性的范围里得以表现。沈从文就用他的文学反省“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长河>题记》)。他的文化企图就一点也不低。海派的文化体系虽遭商业金钱物质的污染，但它不是更开放、更文明、更启示社会发展的前景吗？所以，像我和杨义这样的人，注定还是相信京派的宽大和智慧，海派的青春活力，都对我们民族现代文化的形成有借鉴作用。这种借鉴，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京派海派的社会上的人，一般容易把京海两面往“传统”和“现代”两个极端拉扯，略知一二后，又会抬高京派的开放性或压抑海派的游戏、享用、通俗的一面(有点“后现代”的味道)。我自己读杨义的新作，也总觉得杨义论京派要比论海派到位，海派的“先锋性”被他过于看重，海派对杨义来说还是缺乏实感。但总体上，他是把握住的。京海派好似代表现代中国的两种文化，两种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一种现代市民社会的梯级式的表现。本书辑图的第三章“情感酒吧”关于“女性”的部分，就显示出这一点来，虽然你凭着主观臆想会以为漫画里的海派女性应当是摩登的，烫发，身着开衩很高的旗袍或洋裙，曲线毕露，京派女性应当是大家闺秀淑女之类。但看看《北京漫画》、《立言画刊》所画的京派女郎，一样是现代装束，一样是曲线毕露，烫发，高跟鞋，只是仔细打量，你会发现京派女人还是透出慵懒和柔顺，海派女人总是更大胆、更解放、更刺激。京派不会简单地走向海派，但杨义在他的书中也说了，正像铜板的两面虽有不同的花纹，可我们只有一枚铜币(见第二章)。
　　临末，我想顺便说说“博导读博”的问题。这是因为此书的“附录”收集了“关于我的博士学位风波”的一系列材料，有录以备存的意思。书的论文部分即惹事的博士学位论文，故我也无法回避。我不反对杨义读博的选择，但如果我有机会去尝试读博，我会放弃。倒不是放不下“博士生导师”的臭架子，而是认为从根本上讲，这不是值得我们炫耀的一件事。就如我们的“大跃进”，我们的“赶英超美”，我们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办什么“抗大小学”(名字就怪，大学的校名套在小学名字上)，勇气可嘉，但终究是让我们汗颜。为什么博士生的导师还要读博士？不就是我们的历史曾经出现了一段扭曲，“教育”也遭扭曲的结果吗？我提到的“抗大小学”，在辽宁，就是叫一年级的小学生拿了小板凳在街道由摘文盲帽子不久的可尊敬的家庭妇女来教的意思。我的两个孩子在“文革”中就是这样在膝盖上开始练习写汉字的，这几乎影响了他(她)们这代人的一生。所以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去赞美“抗大小学”和那种“教育革命”。杨义读博自有他的理由，有没有功利目的不必妄加猜测，对于他个人是要有点勇气才能做的，对于我们民族和国家却绝对是不堪回首的梦魇。因此我不同意“炒作”，我建议有志读博的博士生导师悄悄地读完就行了。历史给我们这代学者带来的思想理论局限，知识结构缺欠，我们只能接受并有限克服它，我们不能不正视。认识自己，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才是。
　　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小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