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首“长”诗，你需要足够的耐心。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离开伦敦两年了，雾渐渐消散”——
作为王家新伦敦记忆的象征之物，“雾”，不仅与名都伦敦的风景特性相关，而且与“文本的伦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狄更斯“雾都孤儿”阴郁悲惨的生活；普拉斯用乙炔进行的自戕和她在那乙炔味的“伦敦雾”中绝望的呓语——“我/是一个纯洁的乙炔/处女”；奥顿所言“死亡那不便言及的气味”，“向日葵”自薄雾的《布鲁塞尔美术馆》中渗出的光辉；T.S.艾略特《大教堂谋杀案》结束时的“宽恕之歌”……在这幻影重重的“伦敦”的边缘，客居伦敦的马克思及其揭示的阶级意识、“查泰莱夫人”的“白色寓所”及其“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暴风雨中的“李尔王”……在往来穿织。自然，在这浓雾底下潜藏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英生活，是他那“身”入雾中并嗅出了异味的、那只有“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才能霰化为“雨”的一切。
然而，当我们等待这“雨”的降临，我们却看到了雾的消散，伦敦大雾两年后的消散。这雾是否将再一次郁积，令他心里的阴影加深？或者，我们是否在等待别的什么？
诗接下去展现了奥德修斯漫长的漂泊之后的归来：“桅杆升起：大本钟摇曳着/在一个隔世的港口呈现……”
奥德修斯(？)抵达伦敦(？)是《奥德赛》错记了英雄的航程，抑或是他又一次新的远征？依据热奈特的阐释：“奥德修斯回到伊塔克或马塞尔，不过是成为作家。”或者按照王家新的说法，是“为了寻找一支笔”。奥德修斯“反复”的远航，就不过是面对内心召唤不断出发，“取道斯德哥尔摩”前往文学圣殿的诗人的变形。于是，灵魂远大的象征，乔装为落魄的诗人，直接地面对了伦敦港的大本钟，并对这一重返伦敦的新的“自我”发问：“你是否看清了风暴中的航程？是否听见了那只在船后追逐的鸥鸟/仍在执意地与你为伴？”
船后紧追不舍的海鸥，使我们想到了柯勒律治《古舟子悲歌》(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那只伴随“老舟子”九天九夜却被射杀的“海鸭”(朱湘译。Albatross，现通译为“信天翁”)。“老舟子”的形象一般并不认为就是奥德修斯的变形，但奥德修斯因为同伴背誓偷食神牛而遭致灭顶之灾，九天九夜的漂流，塞壬岛上的累累白骨，海面上一派无风的死亡的宁静……所有这些，与“老舟子”面临的险境，确有相似的地方。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经波德莱尔之手，“信天翁”已由代表神意的海天之王，变而为一滑稽慵懒的“乞食者”。因而，不管王家新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索何红灯区”的回避，都足以令他慨叹自己不再是“如同有如神助的但丁”——“为什么不深入进去？”
伦敦的生活既然被视为奥德修斯归乡的长途，“怀乡病”就几乎必不可少。然而，诗人在这里要返回的，却是他必得离开才能认识的祖国；他赖以返还的惟一舵手，也是那只有在别的语言中才能发现的母语——“在那里母语即是祖国/你没有别的祖国”——这样我们似乎也就可以说，王家新离乡的漂泊，是为了“找到”一个“词”，一个母语的“词根”。
《离骚》中的“马”，于是出现在他的胃中！在意志坚定的自我放逐中，经受肉体无奈的眷顾和挣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老杜甫的石头”也现身于他“语言的花园”。“老去渐于诗律细”。在那诗歌的花叶繁盛之所，诗人全神贯注于语言的技艺，悉心体会着汉语在杜甫的晚年所达到的白石般的朴素与坚卓之境。
可是，在“诗歌的伦敦”，诗人难道不曾醉心于英诗的完美，不曾四处寻找叶芝著名的二十三号寓所，如尖叫后的普拉斯？不曾感动于李尔王狂怒后的平静？这看护他灵魂的一切，不都是“另一种”语言的赐予？是什么让“母语”由布罗茨基所说的“矛”变成“盾”，然后又化为“一只漂流的宇宙舱”的呢？是什么使他获得文化政治的“魔眼”？
是的，诗人确曾在第五节中提及被另一种语言改造的痛苦。但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忆起的故国，仅是“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而他“带着一本卡夫卡”到移民局里排长队时想起的重大问题——“怎样把自己从窗口翻译进去”——也至多只是一种语言的边际意识或警惕。是什么，在“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的倾心的语言劳作中，使他“绊倒”？是什么比死亡更能让他的写作中断？
吊诡的是，那竟然是“老杜甫的石头”！
“绊倒”不是“倾倒”，不是“崇仰”。“绊倒”暗示了一种失败。而这令他失败的石头，竟也曾绊倒过他倾心的杜甫！“倾倒”和“绊倒”在此处颇为矛盾的运用，令我想到波德莱尔对诗人工作性质一个极为绝妙的说法：“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
穿过古老的郊区，那儿有波斯瞎子
悬吊在倾颓的房屋的窗上，隐瞒着
鬼鬼祟祟的快乐；当残酷的太阳用光线
抽打着城市和草地，屋顶和玉米地时，
我独自一人继续练习我幻想的剑术，
追寻着每个角落里的意外的节奏，
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有时
忽然会想到一些我梦想已久的诗句。
(《恶之花》，转引自张旭东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版。)
但在“词语之石”上的绊倒，对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谢眺每篇堪讽诵”，“转益多师”的杜甫来说，毕竟仍有些不可理解。大胆地猜测一下，也许他这里透露的仅是，技艺的矢石对他的羁绊，和他面对汉语的万丈光焰时的痛苦！噩梦般被词语追击的命运，在他那里已俨然失去了古今之别？
但让我们来看看那令他绊倒的“石头”，如何触动了他的痛楚？让我们进入他在伦敦浓雾中找到的那令他痛苦万端的词根——
“雪”
“雪”，是王家新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在他早期的诗歌中，“雪”是他所喜爱的北方风物的代码：纯洁、严寒、明亮、旷远。《瓦雷金诺叙事曲》、《持续的到达》以后，“雪”，被更多地赋予“见证”、“识别”、“尺度”和“磨难”的意蕴。“雪”，在他英格兰之行以后的诗歌中(本诗及《日记》等)，却已只能“从写作中开始”！这亦真亦幻，即幻即真，给写作提供“纯洁”或由“写作”提供纯洁的“雪”，虽如奇迹临近前的“惊喜”，被赋予一种圣洁的“天使”气质，令我们在钦佩诗人纯洁世界的雄心之余，备感这“纯洁”已非“自成”或“实有”。这“无中生有”，令万般呵护亦无从措手的“雪”，已仅与那些柔弱易逝、易被污损的人事相关；甚至，仅与自我纯洁所需的“舒缓”和“中断”相关！
具体到本诗来说，“雪”从“你”诗中的开始，即是“祖国”在诗中的开始，“英格兰的中国少女”在生活中的开始。然而，“你无可阻止地看着她离去”，竟是为了“从写作中升起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雪”是某种对纯洁的需要与期待，其实现却似乎又必然以纯洁的丧失为前提——那离开才能认识的“祖国”、死去方能永怀的“少女”，已为我们提示过这一奇特的悖反——然而，是什么使“取道斯德哥尔摩”的还乡与因离别而永驻的“迂回”，受挫而停顿的呢？
很容易看出诗人伦敦记忆中最重要的“经验”与“体察”，和这场“写作中的大雪”的关系。期待“大雪从写作中升起”，在头发和经霜的芦苇一起变白的“后花园”中磨砺诗艺的七节、九节，与叙述他和那位英格兰的中国少女的“爱情”的八节、十节，被有意识地交错编结在一起；而在十一、十二节对自我的反观与洞察中，对诗歌技艺的考量和情感的磨难，则由扭结而向“雪”凝聚，回馈个人经验以清晰的语言图像：“一个天空深处的行者。”它暗示，这场在写作中艰难降临的“大雪”所欲化解的危机，不仅包含了他与空洞无实的婚姻的紧张，而且与汉语的某种危局有关。
那纯洁与狡黠兼备、虚荣与天真并存、令人无法捉摸的“少女”，她对“你”的捉弄与无视，她的令“你”的孤独加深、令你独自的爱情在一条“英国狗”面前倾颓的愚劣，都如被污的雪的纯洁，令人惋惜于它(“她”)的遭际而感慨于它(“她”)的柔弱。诗歌的冷遇与语言的孤独，在这里显然有某种深意。
如果我们将这一语言的状况与经验世界对照起来，诗歌中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造成的“民族/国家”壁垒的批判，以及由汉语的弱势状况所带来的集体记忆的扭曲和流失，都凝结为
“英格兰的中国少女”
|这一奇妙的修辞！“英格兰的中国少女”，不仅呈现出语感上的滞涩、别扭、累赘、怪异和沉重，“英格兰”与“中国”两个超级物象的覆盖和双重定义，也都对其中心词“少女”形成了过度的挤压；而从语象上来看，“中国”，则淹没于“少女”和“英格兰”的阴影之中，成为“英格兰少女”这一认同中必须遗忘或排除的“异形物”！然而我们知道，恰恰是它，恰恰是这一必须被排除的“多余”，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去掉了“英格兰的”这一外来属性的修饰后的“中国少女”，这一故乡、青春、魅力的代表和见证，维系着诗人与少女的认同！然而，“在那里他从不读你的诗”，“在那里你忘了她和你一样是个中国人，/当她的指甲疯狂陷入/一场爵士乐的肉里”……
有必要指出，如果我们做一个类比的引申，那透过“你”所喜爱的“玫瑰花园”和“查泰莱夫人的白色寓所”，“猜测资产阶级隐蔽魅力”的“自己”，实际上亦是那由“死亡”侥幸克服掉了的“英格兰的中国少女”！诗人形象在“伦敦西区”的暧昧性质，因为“伦敦文本”难于抵御的光辉和汉语的单薄、模糊，甚至更形复杂！以至于“你”即使看清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伦敦西区的天空中凌虚蹈空，也仍无法回到汉语的大地，回到包含着屈原、杜甫的汉语的集体记忆和认同。“你”似乎只能呼告：“还需要多久，才能将那郁积不散的雾/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化为雨？”或者祈求审判的降临，似乎只能在内心与自己和解，并再次回到了“你”意欲反抗的英语的资源：“临别前你不必向谁告别，/但一定要到那浓雾中的美术馆/在凡高的向日葵前再坐一会儿”……
而且，为什么那“无可阻止的离去”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在诗中的升起，是如此的必须？是什么在向写作要求这必然而可疑的死亡？是因为心灵挫伤的一个秘密的报复？还是因为将诗人的写作认同于“技艺”之外的别的，比如，纯洁、受难、忏悔或牺牲？
诗人生活的窘境(“一张账单”)，汉语诗歌极端弱势状况下被阅读和理解的困难，甚至“惟一”的读者的拒绝，都可能燃起诗人愤怒的火焰。然而这语言的“矛尖”实际上是转而指向他自己的内心的：在他无限温情的宽恕之后，是他颤栗的忏悔自责和那更为急切地为诗人自己所要求的死亡和审判——
你要忍受这一切。/你要去获得一个人临死前的视力。/直到建筑纷纷倒塌，而你听到/从《大教堂谋杀案》中/传来的歌声。这“绝对”而“纯粹”的指令，令他深信写作乃是受难、忏悔和忍耐！
令他深信，来自于一个人精神内部的力量，终将克服一切的混乱：“一个人的痛苦足以/照亮阴暗的大厅，甚至注定会照亮你的未来……”
即便单从本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家新诗歌资源的重镇多在西方，他的上述想法亦导源于有浓厚基督教背景的英语诗歌。但如果我们不想因为王家新对异文化精神的倚重，便无视他在诗中一再书写的由语言的隔膜和等级化所造成的孤独、怀乡和压迫，尤其是认同的混乱和分裂；或者反过来，因为这一书写而无视他由“斯德哥尔摩”引导的雄心，我们都将丧失这一矛盾对我们的质询！
还需要多久，一场“大雪”才能从汉语中升起？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北大(《王家新的诗》，“南星诗库”，二○○一年七月第一版，1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