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艾滋病与怪罪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位一年前从海地偷渡到美国的二十六岁女子在佛罗里达迈阿密的一个医院里去世。她的病症和一年前美国医生在洛杉矶男同性恋中发现的数个免疫力丧失和机会性感染的病症相似。在美国男同性恋中发现的上述病症后来被称之为艾滋病。在随后的一两年里，不论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城市，或是在海地本国又发现了不少患有类似病症的海地人。但是和当时在北美非海地人中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不同，所有这些海地患者均未曾有过男同性性行为或静脉注射毒品的经历，大多数也未曾输过血。一时间，海地人中的艾滋病成了困扰研究者的一个大谜。与之相随，许多北美人把海地人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为等号。一九八二年底，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位医生公开宣称，他们怀疑具有传染性的海地病毒被美国的男同性恋群体从海地带回美国。这位医生的上述猜测被媒体广泛引用。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美欧人类学者对艾滋病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一九九二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艾滋病与怪罪：海地与地理的责怪》(AIDS and Accusation：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成为迄今最有影响的艾滋病田野志。作者保罗·法默(Paul Farmer)是一位拥有医学与医学人类学双博士学位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年间，法默在海地的一个农村医疗诊所参与医疗临床工作时，对该诊所服务的一个山村——“杜戈”(匿名)开展了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田野研究。《艾滋病与怪罪》一书就是他基于这次田野研究，以及参阅大量有关海地的其他人类学田野志和历史著作而撰写出来的。此书的最突出之处就是将解释人类学研究与田野志、历史、流行病学以及政治经济分析密切地结合起来。他将艾滋病得以在海地肆虐的原因，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横向和纵向时空维度加以考察，向读者展示了海地艾滋病肆虐，以及相应的个人、家庭、社区和整个海地社会痛苦的临床和历史证据。
　　有一些欧美的评论文章将海地的艾滋病与那里流行的巫笃信仰(voodo)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巫笃巫师主持仪式常用牺牲，且茹毛饮血，以致感染致病病毒。他们还臆断许多巫笃巫师是男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们常到城市里寻欢。于是，带有对海地人严重偏见和歧视的各种离奇古怪的猜测充斥了北美的媒体。其中也包括一些医生和闭门造车的社会科学专家所撰写的论文。法默指出，只要认真阅读有关艾滋病和巫笃信仰的学术论文，人们很容易明白这些推论都是毫无道理且缺乏根据的。他认为这些错误推论的一再出现，是对当时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巫笃信仰的田野志资料的“制度性误读(a system-atic misreading)”的结果。正是他们对海地人信仰仪式的误读，使他们产生对海地艾滋病的想像。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篇关于海地巫笃信仰的法文论文中，这种想像就已经被预示出来。在该文中，作者认为某些奇邦异国的词语是具有招魂弄鬼之力的。Vodoo便是这种词语之一。它唤起人们对招魂弄鬼和神秘仪式的想像——嗜血、纵欲和信鬼的尼格罗人庆祝黑色农神节。即使后来对海地艾滋病的进一步认识表明将海地视为艾滋病的原发地是不能成立的，仍有一些专家不愿放弃将海地艾滋病与巫笃信仰联系起来的臆想。
　　法默的主要田野调查点是离海地首都太子港数小时路程的一个分成两个聚落，人口不足千人的山村。杜戈村民原本住在山下一条河两边坡度平缓的谷地。一九五六年由于海地政府在那条河上修筑大坝，兴建海地最大的水电站，村子被形成的水库淹没。村户被迫搬迁到水库两侧山上的现在村址。在老村民们的记忆中，原来山下土地肥沃、地势平缓，水源充足，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都很高。搬到山上后，因山上土层薄、石头多、坡度大和水源缺乏，农作物产量低，村民们往日的好生活便一去不复返了。贫困使村民普遍的营养不足，村子里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升高。一九八七年村里出现了第一例死于艾滋病的村民。此后，关于艾滋病人的故事、关于艾滋病的特征以及对病源和病因等的争论成为了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通过这些故事和话题，村民们形成了对艾滋病的某种共识。在书中，法默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最早死于艾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故事。
　　马诺是外村人。一九八二年受聘到杜戈一所新建的学校教书。由于他工作勤奋且有责任心，校长又把养猪和管理社区水泵的工作交给了他。除了教书的工资外，他因此还得到这两份工作的补贴。因此，他成为了许多同事和村民妒忌的对象。一九八六年夏天，马诺病倒了。他经常腹泻，身上还出现疱疹。到了秋天，马诺的病越来越重，身体明显消瘦，并且经常咳嗽。不论是医生的治疗或是巫师的法术，都没能治好马诺的病。通过与马诺的深入访谈，法默了解到马诺曾先后和四个女人有过性交往。其中两个是在太子港，是他在那里读中学时认识的。一个是在他自己的村子。还有一位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她们都没有卖淫的经历，只是在太子港的其中一位被认为性行为较开放。除了这四个女人外，他未曾与任何男子或男孩有过性关系。他没有输过血，也没有使用过任何兴奋剂。直到得病后，他才曾有过静脉点滴的经历。按照北美当时的艾滋病流行模式，他不像是染上了艾滋病。包括马诺自己的所有村民，都相信他的病是被嫉恨他的人施巫术所致。在发病一年多后，马诺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阿尼达是杜戈村人。她十三岁时，母亲因肺结核病故。母亲病故后，她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因为她是家里老大，所以常常要挨父亲的骂。有一天，在又一次挨父亲的骂后，她离家出走到了太子港。在太子港阿尼达认识了一个靠在机场给人搬行李挣小费的男子。不久，该男子成为了她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性伴。当时她还不足十五岁。由于一九八二年美国与加拿大媒体开始把海地说成是艾滋病的原发地，加上后来国内的政治动乱，海地的旅游业随之日益衰退，阿尼达性伴的收入也越来越少，就在这时，阿尼达的性伴病倒了。他夜里盗汗、没有食欲和淋巴结肿大，随后又出现腹泻和咳嗽。一年多的各种治疗，西医、土医、草药、打针和无数的祈祷都无济于事，他的病症日趋加重。就在他死后不到两天，阿尼达也病倒在床。回到村子后，阿尼达在村里的诊所被确诊为肺结核。经过治疗她病情很快好转，并再次外出到附近一个镇上给人当女仆。但不到半年阿尼达的病症再次复发。一九八七年底，她被确诊为艾滋病。她确信自己的病是被先于自己死去的性伴传染的。她将自己的病归结于她十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如果母亲没有死，她不会离家出走到太子港，也就不会年纪还小就与人结为性伴。在她看来，母亲的死是由于修水电站，使家里失去了肥沃的土地而变得贫穷。由于贫穷，母亲劳累过度，营养不足，致使染上肺结核而死去。一九八八年情人节那天，阿尼达离开了人世，当时她才二十一岁。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狄乌丹，也曾离开村子到太子港打工，给一有钱人家当园丁。干了两年多，后因得病被解雇回家。大多数村民认为，他的病也是被别人施巫术所致。阿尼达死后，狄乌丹主动与法默谈论过艾滋病，他对法默说“艾滋病是一种嫉妒病”。他进一步说明道：“我所看到的是穷人更容易得此病。别人说富人得艾滋病，我没见过。我看到的是一个穷人将它放给另一个穷人。”数天后，狄乌丹便故去了。
　　不论是阿尼达将自己染上艾滋病归因于母亲的早逝、家庭的贫困以及水电站的修建，或是马诺和狄乌丹将他们得艾滋病视为由于被别人嫉妒而施放巫术所致，这些基于个人和村民共同的经历而达到的某种共识，都有着其历史背景。
　　法默认为海地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艾滋病得以在海地肆虐既与现今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自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到达海地建立殖民地以来，欧美列强对海地从未间断过的政治和经济上压迫和剥削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海地二百多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殖民者通过种族灭绝、推行奴隶制和他们带来的传染病致使数百万原先住在这个岛上的印第安人荡然无存。他们又通过掳掠将成千上万非洲黑人运到这个岛上充当他们的奴隶，为他们修港口、挖金矿和开发种植园。在法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时代，种植园经济进一步扩大，奴隶数量显著增长。到一七八九年时，海地糖的产量占到了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三。那里输往欧洲的产品还有咖啡、朗姆酒、棉花和蓝靛。在当时法国，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法国殖民时期海地岛的名称)成为了富裕的象征。而这些都是以黑人奴隶的血与生命作为代价的。
　　法默指出，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论著，海地流行的巫笃信仰与克里奥尔语一样都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巫笃信仰并非是海地黑人奴隶从非洲带来的。它是法国农村巫术信仰与非洲巫术信仰的混杂物，是奴隶制下种植园经济的产物。正是种植园主与奴隶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产生巫笃信仰的背景。在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过程，常常就是采用巫术信仰的方式来组织发起的。
　　自一八○四年海地独立以来，面对拉美的第一个独立国家和世界上第一个由黑人奴隶建立的共和国，西方列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海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他们拒绝承认海地的独立，并通过采取军事威胁，推行重商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等新殖民主义政策，阻碍海地共和国真正实现政治和经济独立。殖民时期形成的种植园经济，使海地的农业高度专门化，并形成对欧美市场的极度依赖。这就使得西方列强在海地独立以后，能够继续对她进行政治和经济压迫。海地成为了欧美各国列强互相角逐、争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地方。它们通过经济控制和军事威胁，迫使海地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索要赔款和攫取贸易关税减免特权。到了二十世纪初，海地需要偿还各国列强的赔款和债务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支付能力。经济的恶化致使人民反抗运动日益频繁，国内政治更加不稳定。一九一五年美国以此为借口出兵海地，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才完全撤离。实际上，这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加紧扩张计划的一个部分。在对海地军事占领期间，美国逼迫海地政府取消对外国公司拥有土地的禁令，美国资本进一步大举涌入海地，美国公司占有了大量的原本属于海地农民的土地，迫使他们成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廉价的劳动力。经过西方列强数百年的掠夺性开发，海地的矿产和土地资源迅速枯竭，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地从原来蔗糖的出口大国变成了进口国。咖啡产量的一半以上也用于国内消费。农业生产的下降，也导致了粮食进口的增加。国内农业生产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海地农民成为了诸如多米尼加、古巴、巴哈马等邻国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美国转口贸易商品加工厂的廉价劳力及其后备军。到一九八四年，海地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太子港及其郊区。加上流入北美和其他加勒比海邻国城市的海地人，住在城市的海地人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大部分是因为贫困从农村流入城市找生计的。在这期间，和加勒比海其他国家一样，海地成为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廉价的休闲旅游地。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海地的外汇收入，但同时也促使性行业的制度化。面对日益贫困的生活，大量无望的农村青年将从事性买卖活动作为他们挣钱的惟一出路。这些构成了艾滋病在海地肆虐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九八三年三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海地新移民与有多性伴的男同性恋者、静脉注射吸毒者以及血友病人一起列为四种高危群体。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将海地的艾滋病与巫笃信仰联系起来的臆想，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艾滋病高危群体的界定，迅速变成了一些科学家、雇主、房东和游客对海地人的歧视和污名化的行动。有报告指出，一些美国母亲不让其子女到有海地人子女读书的学校上学；黑皮肤并有着法文名字的家庭被从他们租住的房里逐出；许多海地裔美国公民找工作常常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地裔而被拒绝；在佛罗里达南部一个帮助就业的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收到写有“雇用海地人=帮助传播艾滋病”的歧视性口号，以及“非法犯罪的海地狗来了美国才有艾滋病”的侮辱性语言的信件。从此，对海地人的怪罪成为了与艾滋病流行相伴随的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其结果是将已经处于崩溃的海地经济推向了更深的深渊，使本来已经处于非常贫困的百姓生活更加无望。
　　艾滋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得以在海地肆虐是与海地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则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海地国内或加勒比海地区的，不如说是国际的或具体地说“西大西洋体系”的。美国社会学家奥兰多·帕德森(Orlando Patterson)将上个世纪美国与加勒比海各国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视为同一个帝国体系下的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二元体系下处于边缘的加勒比海各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处于帝国体系中心的美国的全面影响。在法默看来，“西大西洋体系”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结果。法默指出，美国许多有关公共卫生的论文中，将海地与非洲艾滋病的流行视为相似的类型，而无视它们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毫无相关，这是种族主义偏见下的制度性误读。多米尼加、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等与海地同属加勒比海地区各国的艾滋病流行病学报告表明，艾滋病病毒是从美国传入这些国家的。主要是通过旅游业传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旅游业收入在各国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加大，进一步表明他们对北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依赖。同时它也突显西大西洋体系下富裕的中心与贫困的边缘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对加勒比海各国艾滋病传染率与美国和这些国家贸易关系指数的比较研究证明，艾滋病在这些国家流行的严重程度是与各国卷入“西大西洋体系”的深度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法默将艾滋病在海地以及除古巴之外的其他加勒比海国家的肆虐称之为“西大西洋瘟疫(West Atlantic pa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