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有趣的“平均数”渲染

　　二月上旬，“北京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说法，在各地报纸和新闻网站不胫而走，按照这种说法，“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根据，就是“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
　　如此高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当今世界，请问有哪个地方，收入低于平均线的居民不在六成以上？北欧福利国家瑞典挪威，居民收入差距之小，为世所公认。可是即使在那里，收入低于平均线的居民，也在六成以上。
　　其实，六成或六成以上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简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怎么能够由“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得出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结论？假定一个地方，居民收入从低到高分成平均的十组，每组只递增15%，这应该相当温和相当公平了吧，按照这种温和的差距幅度，最高收入大约只等于最低收入的3.5倍。可是非常简单的计算即可表明，即使在如此公平的情况下，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居民也超过六成。
　　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本度量。基尼系数越小，社会分配越平均。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作为经济学练习，就上述平均的十组每组只递增15%这样的情况计算一下基尼系数。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很小，已经把瑞典的接近0.27和挪威的大约0.26远远抛在后面。可见，“平均十组每组只递增15%”的参照性模型，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按照“平均至上”的标准非常理想化的模型。按照这样几近乌托邦的理想化模型，收入低于平均线的居民也在六成以上，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北京接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作为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依据？
　　说实在，首次看到“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的说法的时候，我疑心它是多少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市贫困线”的笔误。可是转念一想，就知道不是这样的笔误，因为不管北京有没有设立贫困线，即使有这样的贫困线，稍许讲得过去的说法应该顶多是一二成居民收入低于贫困线。同时把一二成误为六成、把贫困线误成平均线，这样的事情不容易发生。于是我又疑心它是“北京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线”的笔误，不过同样很快又放弃了这个猜想，因为以北京居民总体之富，说“北京一成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线”，也难以有人相信。
　　包括记者、编辑在内，一些作者的文字喜欢煽情。以六成或六成以上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的事实为“依据”发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报告，就是煽情的一个例子。这些年，媒体上不少十分煽情的东西，其实却非常苍白，经不起推敲，而人们对于这种情况，见怪不怪，也已经麻木。面对吸引“眼球”的激烈竞争，新闻要赶着发，语句要有震撼力，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记者、编辑、写手们，也着实不容易。每念及此，何忍求全责备？
　　想不到在这当口，一份理应要求有经济学素养的经济类大报，却在头版醒目位置发表长篇的“时评”，渲染“六成人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发现。文章在详细引用各报和新闻网站关于在过去的二○○三年北京城镇居民收入提高的资料和文字以后讽刺地说，“又是一个丰收年”，“说实话，看到这样的好年景，你不能不感到高兴”，“可有一个瑕疵终究是掩不住的，北京市仍有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高、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上年又拉大了近二千六百元”。主要的关切，是“北京市仍有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
　　作者接着写道：“看到这个数字，我无法形容我心里涌起的无奈。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某某青年报报道了这个‘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的消息，而其他媒体，都是乐呵呵的‘比上一年逐步提高’。”作者的表白“无奈”，就煽情得很。
　　写到这里，不妨说说我对那份青年报和这份经济类大报的印象。由于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很少上北京，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因一位编辑电话索稿才知道那份青年报。后来，因为那份青年报文章上网及时，我就常常浏览它的网页，总的印象不错。记得三四年前为了支持一位年轻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每周要写近两千字。其实我的职业事务很忙，朋友担心我太辛苦，我宽解说不要紧。我说：“只要打开那份青年报的网页，我就能找到素材。那份青年报的特点是敏锐快捷。一些观察不那么深入，一些分析不那么准确，正好留给我做文章。”敏锐勤快是基本的优非常要紧，我们总不能要求这样的报纸在学理学术方面十分高明。
　　大概是稍后一点时间，有人找我为这份经济类大报写稿。我发现这份经济类大报时有深刻的甚至堪称大手笔的文章，难能可贵。一些见解可以商榷，却也反映不同的视角。细心的读者可以证明，我还讲过这份经济类大报的好话。可是现在面对头版位置更大力度渲染“六成人收入低于平均数”的“时评”，实在有点惊愕。
　　如何兼顾敏锐和准确，媒体要努力把握分寸。当然，做好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下面，我贡献一个小小的意见。
　　避免煽情的文字。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早年版本(第十版，商务印书馆中文版，高鸿业译)，开宗明义就告诫读者要警惕“文字的暴政”。
　　萨缪尔森写道：世界已经够复杂的了，何况还可以出现类似下列的混乱和含糊：一、不知道两个名称实际上是指同一事物；二、不知道同一名称用来指两种不同的事物。
　　萨缪尔森还告诫：文字也同样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们对文字的反应并非不偏不倚。例如，赞成政府加速经济增长规划的人可以把该规划称为“有远见的计划”，而反对者可以把同一行动称为“极权主义的官僚管制”。谁能够反对“有远见的计划”呢，又有谁能够原谅“极权主义的官僚管制呢”？虽然它们所指的可以是同一件事。我们不一定要成为语义学的专家才能理解：科学的讨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避免带有感情的用语。
　　上述时报时评，感情色彩的用语就特别多。最典型的，是下述长篇文字：
　　比如，终于吃上白面馍馍的高兴，比起那原本没车买了车，原本没房买了房的高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不一样的高兴，落到统计数字上，或者说，落到新闻报道上，却几乎就是一样的高兴，就是“比上一年逐步提高”。
　　当然，北京在“比上一年逐步提高”中仍有近六成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线，让我们在高兴当中，有了些许不高兴。可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能吃几碗干饭以及这干饭吃得滋味如何只有自己知道，虽然比别人能吃饭也可以看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这也可以理解为你比别人身体好。但话还要说回来，假如这干饭里沙子有点多不光硌了牙，还吃坏了肚子，这个时候牙痛肚子痛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正的，你比别人身体好，负的，你干饭里有沙子，这一切，究竟与贫富差距论述有什么关系？
　　萨缪尔森的第一个告诫，实际上是提高经济学素养的要求。对于面向大众的媒体写手，这个要求也许太高。萨缪尔森的第二个告诫，即避免感情色彩的用语，对于面对吸引“眼球”的激烈竞争的媒体写手，因为饭碗所系，恐怕也难以做到，而且一般也不必做到。但是，当我们像经济类报刊头版时评那样摆开架势论述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是否还是努力避免感情渲染为好？
　　“人们对文字的反应并非不偏不倚”。的确是这样。“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和“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硬是不一样。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
　　其实，上述时报时评的作者，是知道文字的道理的。网上可以查到，就在几个月之前，因为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有57.5%的城镇居民收入低于平均数，他就发过这样的感慨，并且具体写道：“说话的确是门‘艺术’，‘艺术’不仅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怎么说’。”可惜的是，他的说话艺术用得不是地方。
　　六成或六成以上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这个事实本身，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结论，并不能从“近六成居民收入低于平均线”的事实得到支持。上述青年报是一份很不错的报纸，而那份经济类大报这次对她的表扬和连带的发挥，却掉了自己的身份。
　　贫富差距大，是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需要明白的是：要说这个事，得找别的理。经济类报刊的记者、编辑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这样的书，一定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