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内发的力量

　　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温州、台州两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并称为“温台模式”或“温州模式”。然而，台州和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并不一致：前者以多人合伙的股份合作制为主，而后者则是由家庭作坊逐渐成长成为现代的企业。
　　我读过陈大斌的文章，我知道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台州经济的发展，多次实地考察，访谈了许多当地的企业家和现在以及曾经为台州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士。这本《推动力》(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算是他这些年努力的一个集大成。这本书对台州的历史变迁的描写十分精彩，但本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让人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更有意义的是，本书实际上是作者在长期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转轨长时间思考的结晶，它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转轨过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为企业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决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
　　我们可以把台州、苏南以及温州做个比较。苏南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乡村政府投资或信用担保贷款，从而形成了企业产权的社区性质。正如以研究转轨经济著称的钱颖一等经济学家指出的，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企业发展早期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然而政企关系的模糊使得苏南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像国有企业，最终迫使苏南不得不三次改制(“一次改制”是一九九三年的集团化、股份化，那次主要是以股份的名义集资；“二次改制”是一九九八年“十五大”之后的股份合作化改制，集体股所占比重较大，股权较分散；“三次转制”是二○○○年至今的对所谓“大而赢”、“大而亏”的企业的改制，此次改制，集体股进一步退出，股权更集中)；温州的发展主要依托专业化市场，通过细密的纵向分工形成专业经济区块引致乡村工业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温州的企业靠民间信贷和家庭融资，由家庭作坊逐渐积累资金滚动发展，产权边界从一开始就是明晰的；台州的发展与两者不同，但与温州更接近。台州不是靠政府的正规金融信贷，也缺乏温州那样比较发达的民间借贷机制，为了克服资金问题，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股份合作制的办法把资本的结合和劳动的结合联系起来，比如每股可以安排一个人进厂就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这一办法调动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具有台州特点的“股份合作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假说，股份合作制的出现一定是当时制度环境下的效率选择的结果，是最佳或次优的经济组织形式。台州的实践经验也表明股份合作制至少是比原有的国家(集体)所有国家(集体)经营的独资制具有更高的效率。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台州会选择与苏南、温州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呢？这也是迄今为止一直萦绕在经济学家头脑里的一道难题。在本书中，作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转轨经济的理解和对台州地区企业发展的考察，为这一难题的解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制度选择的不同——苏南在改革开放之初，甚至之前社队企业就比较发达，社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密，因此苏南模式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而温州虽然与台州一样集体经济的力量比较薄弱，但它的民间借贷机制比较健全，而且起步比台州早，因此家庭作坊式的企业融资渠道比较顺畅；台州“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反映了台州人民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做出的制度创造。
　　当然，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股份合作制虽然在早期推动了台州经济的发展，但它本身也存在致命的缺陷，比如不得退股原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实，使企业不能确立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地位；平等出资、共同经营的民主制，使企业的经营权无法集中；以资带劳，平均分配，使职工素质难以提高等等这些问题都使得股份合作制需要向产权更加明晰的制度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地域与人际关系，使得陌生人交易成为市场交易的常态。另一个问题是，资本与劳动能不能形成平等而又稳定的结合关系，起码在普通制造业领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一个产权更加明晰的制度必将继股份合作制之后成为台州经济发展的新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不可能是外在的、强加的，而只能是内生的、内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