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与美国的内边疆

　　(虽没有)看不见特洛伊城高大的城墙，
　　可为何我内里的战争如此惨烈？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历史》
　　我的问题是关于泥土或土地在民族生活中所造成的具体差异。这些日子里，在我的国家，广泛流传着这么一种思想：即土地对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自我定义已经不再重要了。按照这种思想，我国的精神就像是一只小鸟或者一只鹰，可以飞到任何地方，故而边界是无足轻重的。根据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说法，这些边界是完全可以被大公司的权力、赤裸裸的金钱权力，或者那些“满天飞”的学界、艺术界的精英们渗透并可以被多重跨越的。但今天当我们中的有些人(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如此习惯于在他们的国家之外采取行动时，我想问：如果对我们而言似乎惟一重要的“巴格达”就在我们的后院，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坚决主张，我们确实都有内在疆界值得关注。
　　这一问题产生于美—中地缘政治思考。这个在地缘政治思索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思想家是一个成长于中国的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他让读者关注内边疆的问题。在当时(拉铁摩尔写作的时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亚洲的内边疆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边界之一”。
　　中国不少于一半的疆土被大约六十个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占据着。中国的历史记载着汉人和亚洲内陆的非汉人之间的交往接触。拉铁摩尔设想，正是耕种平原的定居者与来自山地、攻击他们的野蛮的弓箭手之间的不断冲突，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过程中才赋予了中国历史以内容。“从中国北部到蒙古高原高度的上升界定了一个至为关键的分水岭。以南，溪流常年不断，流入黄河或大海……当中国人于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在北扩过程中开始靠近广阔的蒙古领土时，他们所驱赶的是数百年来一直被他们认为是‘夷’，但却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的种种‘落后’社群……他们试图为自己的扩张设定一个限度。他们试图停止的区域就变成了长城。”
　　在偏远的边境地带，生活是艰苦的。归属于某种群体的感觉是不确定的。“你没有身份。你什么都不是。因此你变得非常粗野。”正如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于一八九三年在其著名的论文《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中所言，边疆是一座“炼狱”，在那里，新的身份认同在那些奋斗的人们中熔铸而成。在那里的互动变得令人激动紧张。但拉铁摩尔在其分析中，致力于看清沿着作为内边疆的长城所发生的一系列边境战斗，如何恰恰是操作朝贡制度的人民工作的手段；这种朝贡制度是非常具有弹性的，尤其是对蒙古人。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使得一种旧有的思想——即生活于长江流域的人民不能被看作是“中国”(the middle kingdom)——具有了新的可信度。通过接受中心状态(middleness)，这些人民阐发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在与很多其他民族的关系中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内边疆之概念或许少有人知，但到了拉铁摩尔去世后约十年之际的一九九九年，其概念却在一部伟大的中国历史——莫德(F.W.Mote)著《中华帝国史——九○○年至一八○○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中成为一个基本概念了。
　　重估拉铁摩尔也有利于将我们学术的和历史的注意力从边界和海岸移开，而转向一种居于内部的、存在于所有大陆之中间的生活。我是美国中西部人，来自芝加哥。生活于海岸的人们将中西部称为“飞越之地(flyover country)”，从而暗示，那是一片可以被忽略的撒哈拉大沙漠。我们不可能认为大陆腹地的生活不如沿海地区的生活重要，这也是使得拉铁摩尔成为一位与施密特(Carl Schmitt)同样有主见的思想家的原因。我们知道如果你所关心的是蛮夷的威胁，那么你也同样会发现他们在中心运作，就像在边境上一样。
　　汪晖与《疆界2》(boundary 2)的编辑考纳瑞(Christopher Connery)让我们质疑下面的假设：在美国人所谓的腹地所发生的事情不像发生在两岸的事情那么重要，就好像居住的地理位置确定了生活一样。帝国主义思想者马汉(Mahan)将内陆降格为霸权的军队和武器的供应基地。拉铁摩尔指出，只有通过观察大洲内陆围绕有关内部分工的斗争，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新时代的完全的潜能……开始表达自身”，因为“在远东地区，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新的普遍力量正在宣称它们对于所有地理的、民族的和文化的特殊论的优越性”。请看拉铁摩尔的思想是多么的具有预见性啊！在三十年代末，南京和大部分华南地区都屈从于日本人的蹂躏之下。由“五四”运动所激发起的伟大希望彻底崩塌了。但就是在那黑暗时刻，拉铁摩尔想到要问一问关于构成中国人口的人民那长久的历史运动的问题，他问道，“中国人从未能够将自己永久性地、有效地建立在长城之外。……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与拉铁摩尔思想中那种史诗般的辉煌同步，我们就需要这种系统的、整合性思索，虽然它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已经被认为过时了。我们在美国总是说要突破限囿思考，但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我们仍旧停留在我们小屋的孤立限制之内。我们也同样允许我们的世界不断缩小。我们需要敢于想像，如果我们要想像人类历史在地球上是如何发展的，那么，是什么给居住其上的人们的环境以外形和轮廓？如果我们要寻求定义环境并看看历史上人类是如何使用这种粗糙的手段作为围墙，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某种定义和限制的，我们就必须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事物，我们或许可以从欣赏“历史变化的辉煌脉动”开始。
　　过去三百年间的欧洲历史，似乎是航海国家之间战争的结果，这些擅长航海的国家急于增加其殖民统治之下人口的数量和面积。要反对殖民主义，似乎最好是像德里达所声称的那样：欧洲霸权的中心是强大的民族国家，需要像在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被斩首。但这确实假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将采纳欧洲民族国家的形式，黎赛留(Cardinal Richilieu)和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及其“新模范军”给予了民族国家以规定性形式，霍布斯(Hobbus)将其理论化，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则在政治上将其合法化了。这就假定，中国一定与“西方”相同，毫无二致地遵从西方所用的现代化食谱。
　　通过对拉铁摩尔和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所提问题的再解释，汪晖让我们思考下述思想：如果民族国家是历史中的一个特例而帝国则是世界历史的范式，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内部迁移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在将诸如英国和葡萄牙之类的航海大国视为过去五百年间政治发展之典范例证时，我们所忽视的，是我们错失了扩张和发展，后者是人们在像亚洲和北美这样的大片陆地定居的结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遵循同样的帝国发展模式——即原来英国的海洋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和英联邦的知识分子和学界——如黑琴斯(Christopher Hitchens)、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和弗格森(Niall Fergusson)等——移居美国并急于提供书籍，以帮助美国人明白：上帝赐给他们的命运，就是尽快地学习以变得更像英国人。
　　汪晖建议，另一波区域研究浪潮将是欧亚研究，而非太平洋周边研究，因为欧洲的分量当前被在内部分散于欧陆之内，而非是其周边，譬如英国、荷兰或者葡萄牙。所以更新的焦点可能被再次置于陆地贸易路线，如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将注意力转移到陆地贸易路线应该导向一种对朝贡网络的重新欣赏，这种网络为亚洲提供了一种绕过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之所以认为转换到实施于整个中亚的朝贡体系“令人振奋”的原因，是它使得中心再次成为历史的真正中心，它是“大洲的历史联系和社会关系”，而非海洋霸权和经济关系。这就再次带出强调人们之间互动的仪式之关系，而非经济的关系。
　　汪晖认为：“当我们在纠正亚洲思想中的错误时，我们必须同时重新审视欧洲的思想。”但为什么在欧洲就打住了呢？如果可能，我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结构性思想重新审视美国呢？
　　美国和中国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都土地广袤；有足够的人民定居土地一直是个难题(火车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保持政治秩序稳定也一直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其他民族的存在总是受到那些一般说来喜欢安居家中的人民的怀疑。从中国内部，你几乎看不到汉人和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之外的人民。而对美国人而言，除非他们本身是移民，外国人是不存在的。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对美国人而言，所有国外的都是国内的。对美国来说没有外部。如果你还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你需要理解：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欧洲人对(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怀有一种信念，而美国人则没有。使得美国成为一体的并不是国家的机制性中介。
　　那么在美国形成的广大环境中，其秩序和凝聚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我认为引用拉铁摩尔最有价值的地方。我很想冒险提出一种猜测，即“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是一种理解美国的工具”。国内政策关乎如何言说美国的内边疆，如何将它们建立起来，如何沿着它们不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和冲突，以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但是美国人就是无法欣赏外国人：如果他们有着白皮肤，那么美国人就认为他们令人可怕，比自己优越，因为他们一定是欧洲人；如果他们有着黑皮肤，美国人就认为他们比自己差，但却很可爱。无疑，从十九世纪开始，美国人就为他们与“老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接触所累，因为疑惑的美国领导人无法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而只是把它当作玩弄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场域。这就是为什么“安静的美国人”如此容易地变体为“丑陋的美国人”的原因。新教徒式的救世主义感染了所有那些相信世界需要拯救的美国人。美国人似乎感到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他们将自己国内的安排延展到海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被撞毁。
　　本雅明说过，机械化、军事化的战争不外是人类无法与他们所控制的机器协调互动的结果。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重要。我们必须在人与事物之间争取平衡，否则和谐就无从谈起。我相信，对外部敌人的战争总是一国的人民未能掌控国内的社会动力机制的结果。由于我们未能解决内部问题，而被迫将其移位于外部。我们假装美国的内部分割和内部疆界是无足轻重的，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激励美国反对外国的分割和疆界。我们使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目标在国内无法贯彻，为了遮掩这一事实，我们可能去进行一场十字军征战，据说是为了将这一目标给予某个别的国家，这是为他们好。这种行径是典型的逼人改宗的新教徒的做法，数个世纪以来，这一点已为人们所注意，令人既好笑又反感。
　　那些从英国逃到美国定居的清教徒希望将“圣徒革命”带到一片需要基督真理的新大陆上。在清教徒政权在暴力和失败中结束之后，他们学会了停止思考他们与现在罪人统治之下的母国的联系，而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生活于其上的大陆。很多在美国的第一个世纪阐发美国之目标的人，都是从大陆而非大洋方面来阐发的。当定居者们以大西洋为第一道巨大的边境线，在新世界建立家业之时，他们开始产生出这样的观点：他们与欧洲人之间的关联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是在开始一种新生活，就好像是上帝将他们安置在这个伊甸园中一样。很快，内部分裂就在白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开始，但他们却试图消灭印第安人，而这就是一场持续否认所有内边疆之重要性的努力的开端。通过暴力手段镇压印第安人，美国人要向自己证明他们动机之纯正性。在美国没有长城，因为美国人不想让人看到冲突的任何遗留物。
　　尽管我们费尽了心机，但内部分裂还是无法否认的，即使是在美国。而美国最大的内部分割是种族。种族一直存在，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总是按照将美国大陆分割为小块土地——北方和南方，而现在又是按红色州和蓝色州(红色州指支持戈尔的州，蓝色州则是支持小布什的州)——而被定义，而在边界线上则有着与此相关的冲突。在所有的选举中，美国都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分裂的特征。从十九世纪直到现在，白人政客一直奋力确保将这些内部分割掩盖起来，而不被人谈论。“尽管显见地诉诸种族的做法业已消失，但种族仍旧深刻地决定着政客们召集胜利联盟的方式。”事实上，那些敢于谈论这些分割的人反而被冠以种族主义者的头衔。
　　唐·德里娄(Don De Lillo)在一部关于暗杀肯尼迪的小说《天平座》(Libra)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对我们内部分割的无知对美国的公民来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财富”，因为“知识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谁意识到这个问题，谁就得独自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要负责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果事实不能被谈论，那么它就会被移位到另一个领域中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整个美国历史上就是移位到美国大陆以外的地方。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那个自诩为文化研究领域学术领袖的亨廷顿教授写了一本新书，试图在美国大陆内的“定居者”和“移民”(“settlers”and“immigrants”)之间开辟并激烈地挑动一种内部分割，重建新的内部分割以引发一种保守的政治议程，这是由于种族基本上已被拒绝考虑，不再适合做一个恰当的话题。如果你在美国谈论种族问题，那么每个白人都会认为你疯了。我们已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把这一问题“解决”掉了。他在其新著《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2004)中所做的，就是试图在美国内部煽动战争，这与以前他通过《文明的冲突》在全世界煽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如出一辙。亨廷顿所引起的危害是无法仅仅通过指出它来终止的。他一贯地鼓动有害的分裂。其新书不过是其经典的《美国政治：不和谐之希望》的升级版而已。
　　亨廷顿就一关键性问题——土地——与拉铁摩尔和汪晖产生了分歧。亨廷顿声称，美国人“没有对地方的依恋”，也没有对地理的归属。“他们庆贺的是一种抽象，而非一种特殊性”，因为美国人从来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使自己认同于他们所居住的整体疆域”。相反，他们“不是与地域而是与政治观点和建制”认同。亨廷顿否认了地域对于美国人的意义。他所突出的内部分裂是白人和有色人民，尤其是与拉美人之间的区别。他以那种一贯的哈佛教授的优雅方式，实际上重新将种族引入了讨论，不过是伪装成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差异。
　　亨廷顿说美国是一种思想，“一种抽象”。如果美国是一种思想，那它就可以被变成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原因。我想指出，将美国看作一种可以弥漫渗透所有边界、所有疆界的思想是危险的。我自己也很受这种观点的诱惑：即把美国当作一种自由越界的思想，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去为幸福而奋斗。但阅读亨廷顿却使我认识到，关注斗争的特殊情节或许是最好的主意，这些斗争是要定义什么能够给美国已经占有的土地之内的生活以真正的政治统一；而非试图将这一思想当作是对其他土地、其他民族的蹂躏劫掠来看待。我们需要在由我们的地理形状所形成的盒子内来进行思考。当边界成为一个问题时，我们土地内部已有很多斗争需要找到和平。我的曾祖父就是一八八八年在依阿华州因为围墙打架时被一个邻居打死的。围墙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们不都是可以渗透穿越的，城墙也是如此，譬如中国的长城。土地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美国人在过去敢于梦想他们的国家将会并且应该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它永远都应该被定位于一片空间中，在那里，我们希望所有的低谷都将被抬高，所有的高山都将被削低，所有的障碍崎岖都将被铲平。
　　与亨廷顿的定居美国的优先性这一思想相反，我提出爱默生的观点，即美国所需要的样式，非常近似于沿着长城互动以及沿着亚洲内陆的朝贡之路旅行的人民。爱默生在《圆环》(Circles)中写道：“人们希望定居安顿下来：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安顿下来，他们才有希望。”他还指出：“任何伟大事物的成功都离不开热情。生活之道是奇妙的：它是由放弃一切带来的。”爱默生与庄子一样，都喜欢运用悖论。德里达认为，只要我们摒弃所有的中心，那么我们就可以走向繁荣；与此相反，爱默生请我们再次将中心思考为我们居于其上、但或许有一天很快就会放弃的地方。
　　但我们如何使人们超越那些保护并遮蔽他们家园的疆界呢？就是在这里，诗人教导我们学习如何想像环境、视域和生活体系，以及我们如何学习在新的土地上迈出稚嫩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诸如惠特曼和王维等诗人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帮助，找到很多关于人类如何看待世界的颇为类似的建议。当我们学会聆听诗人时(当然，这不是，也不该是一件容易的事)，诗人最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测度世界，如何从空间和时间上将我们自身定位其中。诗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它通过认识包含我们的那些类型暂时性地抓住这个世界。惠特曼的后继者庞德看到，美国诗歌和中国诗歌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最多的契合点，是这样一种感觉：“飞白的积极功能——亦即在绘画中的‘空白’、音乐中的静默所起到的作用，是言外之意。”这些诗人所做的就是给读者留下空间，让他们完全迷失，然后又重新以一种极为令人不安的方式找回自己，但这样却也建立起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我们身处哪里，我们都将再次立足于土地之上，虽然还要艰难地面对沿着内边疆不时上演的邪恶行径。这就是前进的道路。
　　“中国和美国”是中国或者美国所面对的最大问题这一说法既是真实的，又是让人误导的。我们不应让对于中/美二价元素的过度沉迷蒙蔽了眼睛而看不见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每个国家与其自身的关系要比任何与外界的关系重要得多，因为缺少了这种自我反观，接触世界时就成了瞎子。我们永远也不能让海外冒险的刺激——让中国对美国的开放和美国对中国的开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估计并解决内在于我们自己社会的种种问题所需要的艰辛劳动。当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彼此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们的目光投向我们自己国家的诗歌，因为在那里，我们将获得关于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国家不可或缺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衡量我们与国家之外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