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在中国和日本国际关系领域中任教时，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一九一○——一九九○。美国的日本研究权威，曾任美国驻日大使、哈佛燕京社社长及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译者注)曾说，“我们一九四五年胜利的一个最大成果是永久性地解除了日本的武装”。说来奇怪，自从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尤其是自小布什当政以来，美国则竭尽全力怂恿甚至敦促日本重整军备。
这一发展加深了亚洲两大强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敌意，阻碍了和平解决台湾和朝鲜这两个中国及朝韩内战遗留下来的难题的可能性；同时，为中美之间可能的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在这一冲突中，美国的败势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令人怀疑的是，华盛顿的理论家与好战分子们是否清楚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将是什么？一种可能的对峙：一方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国；而另一方则是尽管处于衰退却仍是世界第二强的经济实体——日本。这一对峙可能由美国一手造成，亦很可能把美国国力消耗殆尽。
必须声明的是，在这里我在东亚范围内讨论的并不是布什、切尼所倡导的政权递嬗之类的小战争。上一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富裕而业已确立的强权(英国和美国)面对新兴的德日俄权力中心不能以平常心进行调适，结果导致了两次血腥的世界战争、俄国和“西方”之间四十五年的冷战以及无数反对欧美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如发生在越南的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战争)。
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上世纪在世界权力结构变化中不能自我调适的致命伤是否能够被克服？对此，迄今所见的迹象都是不容乐观的。美国和日本作为今日之富裕而业已确立的强权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而延续不断的文明作为一个现代强权的再度崛起，是否能够自我调适？抑或，当欧洲文明的虚饰自诩在美日的践踏下寿终正寝之时，中国之崛起是否意味着另一次世界战争？这正是当前得失攸关之所在。
狂幻的政策与金融危机之母
中国、日本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三个经济实体。但是，中国是其中发展最快的(持续了二十多年9.5%的年增长率)，而美国和日本则负债沉重并有增无减，日本在增长率方面一直迟滞不前。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排名第六(美国和日本为第一第二)，是美国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二○○三年统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则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中情局的统计显示，二○○三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十点四万亿美元，而中国为五点七万亿美元。以中国十三亿人口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四千三百八十五美元。
一九九二年至二○○三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二○○四年以来，日本落到欧盟和美国之后，屈居第三。中国在二○○四年的贸易额为一点二万亿美元，继美国和德国之后占世界第三位，远远超过日本的一点○七万亿美元。中国的对美贸易在二○○四年增长了34%，使得洛杉矶、长滩和奥克兰成为美国最繁忙的三大海港。
二○○四年真正重大的贸易发展是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伙伴，它预示了中欧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而这一共同体和它的对手日美共同体比起来略胜一筹。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自二○○一年)中国加入WTO三年以来，它在全球商业中的影响已经不只是重要的，而是关键的”。例如，美国市场上大部分戴尔电脑是中国制造的，日本船井(Funai)电器公司的DVD播放机也是同样情况：该公司每年从中国出口约一千万台DVD播放机和电视机到美国，这些机器大多在美国的沃尔玛商场出售。中国在二○○四年与欧洲的贸易额为一千七百七十二亿美元，与美国为一千六百九十六亿，与日本为一千六百七十八亿。
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实力在当今世界上是有目共睹并博得普遍赞赏的。不过，正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及其在全球权力平衡中将产生的影响使得美国和日本忧心忡忡。据中情局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中国的GDP在二○○五年将赶上英国，二○○九年赶上德国，二○一七年赶上日本，二○四二年赶上美国。然而，据世界银行中国部前副主席、巴基斯坦前财政部长伯克(Shahid Javed Burki)的预测，中国在二○二五年之前就可能达到基于购买力平价法的二十五万亿美元的GD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其次是美国(二十万亿)和印度(十三万亿)。而伯克的这一分析所根据的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即中国在未来二十年中保持6%的年增长率。他预计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衰落，因为其人口在二○一○年以后将大幅度下降。日本内务部报告说，日本男性人口在二○○四年已下降了0.01%；有些人口统计学家预计，日本人口到本世纪末将下降将近三分之二，从目前的一亿二千七百七十万下降到四千五百万，仅相当于它在一九一○年的人口数量。
与此相反，中国的人口将稳定在近十四亿，其中男性人口比重将十分可观。在未来数十年中，基于其庞大人口的被压抑的内需，个人债务较轻，再加上未被纳入官方统计的活跃的地下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率仍然看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外债相对比较轻，容易用外汇储备进行抵消；而美国与日本则均有将近七万亿美元的赤字，后者的景况更为糟糕，因为它只有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力。
不无嘲讽的是，日本的部分债务来源于它对美国全球性帝国地位的支持。例如，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津贴竟高达七百亿美元。美国政府拒绝用本国公民的税收为其挥霍不羁的消费模式和军事支出买单，而将这些费用转为对日本、韩国、印度及中国的内地、香港、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债务。这一状况变得日益不稳定，因为美国政府需要每天至少二十亿美元的资金输入来支付其行政费用。任何东亚主要银行如果决定将其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从美元转为欧元或其他货币以便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保护自己，都会成为任何金融危机之母。
日本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量，在二○○五年一月底总数为八千四百一十亿美元。但是，中国在二○○四年底所储备的美元已达到六千零九十九亿，其来源是与美国的贸易盈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及其布什在日本的追随者们仍竭尽全力地侮辱中国，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著名经济分析家格瑞德(William Greider)最近指出：“最温和地说，任何侮辱其债权人的蛮横的债务人都是不明智的。……美国领导阶层对于日益集聚的敌对力量越来越错觉百出甚至视若无睹。”
布什政府不明智地以促进日本重整军备和承诺(如果中国用武力阻止台独)为台湾而战来威胁中国。我们不可想像还有比这更为短视和不负责的政策。但是，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所进行的梦幻般的战争，它所导致的全球性强烈的反美倾向，以及美国情报部门的日益政治化这些迹象来看，美国和日本有可能为台湾而向中国贸然开战。
日本重整军备
日本自“二战”结束、尤其是一九五二年恢复独立以来，一直奉行和平主义外交政策。日本坚定地拒绝拥有进攻性武装力量或成为美国全球军事系统的一个部分。比如，日本没有参与一九九一年的伊拉克战争，也没有参与任何集体安全联盟而使自己必须在军事贡献上达到盟国的水准。自从日本签署了一九五二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以来，它在“可能的外来威胁”方面合法地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些美国军队分布在日本本土和冲绳的九十一个军事基地中。美军第七舰队甚至在日本原来的海军基地横须贺拥有自己的船籍港。日本不仅补贴这些军事基地，而且维护美军在日本的一个虚假的公众形象，即美国军队在日本的国土上仅仅是为了保护日本。实际上，日本根本无法控制美国在日本领土上使用其海陆空军的方式和地点，而日美之间对此向来采取避而不谈的方针。
自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断地对日本施压，敦促它修改其宪法第九条(即除自我防卫外绝不使用武力)，从而成为美国官方所谓的“正常国家”。比如，二○○四年八月十三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日本想要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首先必须摈弃其和平主义宪法。日本对安理会席位的要求基于它承担了联合国预算的20%，尽管它的GDP只占全球的14%。鲍威尔的言论是对日本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不过，它仅仅是对美国前代理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诸多类似言论的一个呼应，后者是华盛顿一个反动派系的领袖，该派系持续多年为重新武装日本而努力，以此为美国的军备拓展了一个新的重要市场。该派的成员包括政府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以及无数在五角大楼和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军事总部的戎装军官。
美国的意图是把日本变为华盛顿新保守派所谓的“远东的英国”，然后利用它作为遏制朝鲜、平衡中国的代理人。二○○○年十月十一日，国际顾问公司Armitage Associates的成员格林(Michael Green)写道，“我们把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看作美日联盟的典范”。日本至今尚未对来自美国的这一压力有所抵制，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日本选民中复兴的民族主义，还由于日本担心一个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中国将威胁它在东亚业已确立的经济领导地位。日本官方还声称，日本受到来自朝鲜的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威胁，尽管他们很清楚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朝鲜问题——如果布什政府能够放弃推翻平壤政权的企图，代之以实现美国的贸易承诺(作为朝鲜放弃核武计划的回报)。但是与此相反，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声明，“美国将拒绝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提出的保证‘无敌意’的要求，金以此作为平壤回到核武器计划谈判桌旁来的条件”。尽管朝鲜已表明拒绝与博尔顿(John Bolton)进行谈判，因为他对朝鲜出言不逊，但是三月七日，布什还是任命他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日本重整军备在本国部分公众中引起了不安，并在整个东亚遭到所有在“二战”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朝鲜、韩国，甚至澳大利亚。结果，日本政府启动了一个加强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它已经颁布了二十一个关于国防安全的主要法律条款，其中仅二○○四年就有九条。这些条款以一九九二年的《国际和平合作法》为开端，第一次授权日本派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军事行动。
自此，日本的重整军备在很多形式下展开，包括扩大军事预算，把派军队出国合法化，承诺参加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而加拿大在二○○五年二月拒绝参与这一行动)，以及对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倾向的日益赞同。这一渐进的过程在二○○一年突飞猛进，原因是在这一年乔治·布什与小泉纯一郎同时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分别成为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同年七月，小泉首次访美。二○○三年五月，小泉受到布什的特别邀请，访问了他在德州克劳福德的“大农场”。不久，小泉同意向伊拉克派遣一支为期一年、由五百五十名自卫队员组成的军队，在二○○四年又决定使之延长一年。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小泉以个人的名义认可了布什的连任。
新的核武巨人？
小泉所任命的内阁成员大多是反中亲台的政客。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迪恩斯(Phil
Deans)的观察是：“亲台情绪在日本有不同寻常的增长。在小泉内阁中没有一个亲中的成员。”小泉内阁的最新成员中，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和外相町村信孝都是激烈的军国主义者，后者为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右翼派系成员，此派系支持台独并拓展与台湾政客和商人之间的秘密纽带。
值得记住的是，台湾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与日本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在朝鲜半岛的严酷军事统治不同，台湾所经历的是相对温和的日本文官统治。虽然曾遭到(“一战”时)协约国的轰炸，台湾在“二战”时基本未遭战火，尽管战后立即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严厉统治。因此，不少台湾人至今仍讲日语，并对日本抱有好感。事实上，台湾是日本人在东亚惟一受欢迎和爱戴的地方。
布什和小泉为两国的军事合作制定了精细的计划。对这些计划而言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是废弃一九四七年日本宪法。如果没有阻力的话，小泉领导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计划在二○○五年十一月建党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提出新宪法。这一意图迄今被认为是合宜的，因为一九五五年的自民党建党宪章将“确立日本自己的宪章”列为该党的基本目标，所针对的是“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的占领军总部，它是目前这部宪法的实际起草人。最初的自民党政治纲领中还呼吁“最终在日本国土上清除美国军队”，而这大概是日本鼓动重整军备的隐秘目的之一。
美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日本对其昂贵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积极参与。布什政府的目标之一是终止对日军事技术的禁运，因为美国需要日本工程师协助解决星球大战系统中屡屡失败的一些技术问题。美国还就重新部署其陆军第一军团与日本进行积极谈判，即把该军团从华盛顿的路易斯堡迁到位于东京西南、人口密集的神奈川县的座间基地。这些驻日美军将会由一位四星将军指挥，而这位将军是相当于美军中央司令部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将军那样的区域司令官，后者在伊拉克和南亚拥有无上的权力。新的司令部对美军军事行动的控制将超出东亚范围，而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帝国日常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在神奈川这样历史悠久且位处中心的地区驻防一个小型的司令部已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强奸、殴斗、车祸和其他事故像在冲绳一样几乎每天发生，更何况驻扎整个拥有四万士兵的第一军团。
与此同时，日本打算将它的防卫厅提升为一个行政部门，并可能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煽动日本政府以武力自诩可能促成其向核武发展，以钳制中国与朝鲜；同时也将使它从对美国“核大伞”的依赖中摆脱出来。军事分析家坦特(Richard Tanter)指出，日本已经具备了“满足使用核武器的三个核心条件的不可置疑的能力：一个军事核装置，一个十分精确的目标系统和一个合适的发射系统。”日本因对高性能的核分裂与滋生式反应炉的结合，加之核燃料回收设备，能够建造高级的高热原子反应武器；其H-II、H-IIA型火箭，轰炸机空中加油能力以及军用监视卫星能够确保精确地命中目标。日本目前所缺乏的是能够支持一个可靠的报复性力量的发射平台(如潜水艇)，以阻止其核对手的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
台湾之结
日本或许经常把朝鲜的危险性挂在嘴边，而它重整军备的真正对象是中国。这一点从它最近插手东亚国际关系中最敏感最危险的台湾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国并将它践踏在战火之中，同时又是台湾地区的殖民霸主。然而，即便是那个时代，台湾仍然像今天一样被视为中国无可置疑的一部分——正如美国长期以来所公认的。遗而待决的问题只是台湾和中国大陆重新整合的条件与时间。这一进程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内战结束时撤退到台湾后一直在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之下)在一九八七年最终解除了戒严令而变得异常复杂。台湾人如今开始表达他们自己对未来的不无混杂的看法。
二○○○年，民进党领袖陈水扁被选为“总统”。作为一个台湾本土人(截然不同于当年随蒋介石败军的行李车移居台湾的大部分大陆人)，陈和他的政党代表一个独立的台湾。与此相反，国民党以及另一个从大陆人中分裂出来的派系——亲民党(由宋楚瑜领导)则希望看到最终的和平统一。二○○五年三月七日，布什政府任命博尔顿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使这些敏感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了。博尔顿公开宣称自己是台独的鼓吹者，而且一度是受台湾政府聘用的顾问。
二○○四年五月，陈水扁以险胜连任。五月二十日，声名狼藉的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赴台参加了陈水扁的就职演说。尽管陈只以50.1%险胜，还是大大地超出了他在二○○○年获得的33.9%的选票。台湾“外交部”立即任命许世楷为台湾驻日代表。许在日本居住了将近三十三年，与日本资深政客和学者联系广泛。中国大陆对此的反应是，它将“彻底地击破”任何通向台独的步骤，哪怕是意味着损害二○○八北京奥运和与美国交恶。
与美国新保守派和日本右翼的诡计相反，台湾人民则表露了与中国大陆谈判重新整合的时间与条件的意愿。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台湾“立法院”颁布了选举规则的变化，以防止陈水扁如他在连任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朝台独的方向修改宪法。这一举动大大地降低了和中国大陆冲突的危险性。对“立法院”此举可能有影响的是八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新任总理李显龙的一个警告：“如果台湾走向独立，新加坡不会承认它。实际上，没有任何亚洲国家会承认它。而中国会宣战。无论孰输孰赢，台湾将会被毁灭。”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立法院”选举。陈水扁呼吁对其台独政策进行公投，以获得贯彻其改革的“尚方宝剑”。然而，选举以陈的惨败告终。反对派(国民党和亲民党)在二百二十五席的“立法院”中赢得一百一十四票，而陈的民进党及其同盟只得一百零一票(其余十票为无党派个人)。国民党领袖连战说：“今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人民希望稳定。”
陈丧失对“立法院”的控制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业已拟定的、向美国购买一百九十六亿美元的军火计划告吹。这一军购包括导航导弹驱逐舰、P-3反潜巡逻机、柴油发动机潜艇和高级爱国者PAC-3反导弹系统。国民党以及宋楚瑜的支持者不仅认为这笔交易的价格太高，是奉献给布什政府的一个大红包(后者自二○○一年以来一直企图促成这笔交易)，而且认为这些武器并不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就国家防御问题发布了第五号国防白皮书。长期观察家贝德斯基(Robert Bedeski)指出：“这份白皮书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有关领土主权的一个强硬声明，强调中国绝不容忍任何脱离、独立和分裂的举动。然而，紧接着的段落则表明了缓和台海张力的意愿：只要台湾领导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意在‘台独’的分裂活动，两岸会谈可在任何时候进行，以消解彼此之间的敌意。”
看来，这也是台湾对这一信息的解读。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陈水扁(自二○○○年十月以来)第一次会见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尽管两位领导人对两岸关系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但他们签署了一份声明，罗列了十点共识。他们保证设法开放两岸之间的交通和商业联系，增加贸易，放松对台湾商家投资大陆的控制。大陆对此立即报以友善的回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进展致使陈水扁说了如下的话：“如果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接受的话，我不排除台湾最终与中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和日本不插足台海问题而让中国大陆与台湾自己来解决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找到一条相对合宜的途径。台湾至今已在大陆投资了一千五百亿美元，这两个经济实体趋向于日益融合。同时，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中文国家，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领土、一万四千亿美元GDP规模高速发展的经济实体、热衷于成为东亚地区领导角色的大国相邻，恐怕会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与其宣布独立，台湾或许还不如寻求类似加拿大法语区的地位，即一个松散的魁北克法语区的类型，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之下持有不同的制度、法律和习俗。
中国大陆面对这样的途径也会因如释重负而接受它，尤其是如果它能够在二○○八年北京奥运之前达成。中国大陆担心的是，台湾的激进分子在奥运之前的一两个月内宣布独立，把赌注下在中国因已在奥运投下巨资而不会进攻台湾。然而，大部分观察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除了开战别无选择，因为不如此则将导致一场反对执政者亵渎中国领土完整的国内革命。(待续)
(周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