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围城》日译本序

　　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冬天，荒井健先生首次和我通信，我模糊记得信上谈到清末民初的一两位诗人。他在以后的信里，讲起读过《围城》，愿意译成日语。我对这本书，象一九八○年重印本《前记》所说，早已不很满意了，然而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汉学家——荒井先生那时候刚三十开外——居然欣赏它，我还是高兴的。我也自憾东西不够好，辜负他的手笔。渐渐彼此音问疏隔，差不多有二十年，我约略知道他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卓著权威，又是近代中国文学的敏锐的评论家。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他对这本书的翻译计划，也许就象我本人对它的写作经历，只看成贾宝玉所谓“小时候干的营生”，懒去重提了。我偶尔回忆到那番通信时，曾经这样猜想过。
　　一九七七年冬天，有朋友给我看日本京都出版的《飚风》杂志三期。一九七五年十月号刊载荒井先生的《围城》译文第一章，这够使我惊喜了。又看见一九七七年十月号第三章译文的《附记》，我十分感愧。一九七五年左右，国外流传着我的死讯。荒井先生动手翻译《围城》，寓有悼念的深情；他得知恶耗不确，特地写了《附记》，表示欣慰。在我故乡，旧日有个迷信：错报某人死了，反而使他延年益寿。“说凶就是吉”原属于古老而又普遍的民间传说。按照这种颇有辩证法意味的迷信，不确的死讯对当事人正是可贺的喜讯。但是，那谣言害得友好们一度为我悲伤，我就仿佛自己干下骗局，把假死亡赚取了真同情，心里老是抱歉，因为有时候真死亡也只消假同情就尽够了。荒井先生准觉得他和我有约在先，一定要实践向亡友的诺言。他获悉我依然活着，大可以中止翻译，而专心主持他的《李义山诗集释》。他依然继续下去，还和后起的优秀作家中岛长文先生合作，加工出细货，把《围城》译完，了却二十余年前的宿愿。和日、中两国都沾边的苏曼殊曾称翻译为“文学因缘”，这一次的文学因缘也标志着生死交情呢。
　　十九世纪末德国最大的希腊学家(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一部悲剧(Euripides Hippolytus)译本的开头，讨论翻译艺术，说：“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譬如古希腊语原著里的实质换上了德语译文的外形。他用的比喻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它可以有形形色色的涵义。几千年来，笔记、传奇、章回小说里所讲投胎转世和借尸还魂的故事真是无奇不有；往往老头子的灵魂脱离了衰朽的躯壳而假借少年人的身体再生，或者丑巴怪的灵魂抛弃了自惭形秽的臭皮囊而转世成为美人胚子。我相信，通过荒井、中岛两先生的译笔，我的原著竟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
　　两位先生要我为译本写篇序，我没有其它的话可说。关于这部书本身呢，作品好歹自会说它的话，作者不用再抢在头里、出面开口；多嘴是多余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