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悲非罪

　　她是不是太悲哀了？为什么在她的初露头角的、为数不多的作品里竟然提供了这么多令人心碎、甚至是撕裂人的肝肠的画面？朴实无华、真切得感同身受的《盼》，不仅用现实主义的白描，勾勒了那种“两地夫妻万事哀”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上火车、再见，而二十多年竟没有踏进过一次卧铺车厢；北京的“查户口”与农村的“扣口粮”；单身的艰难的生活；永无尽头的盼和永无止息的希望与失望；而且，“我”的回来竟和自己的亲爱的丈夫因癌而死与接踵而来的“我”的发疯联结在一起！真叫人受不了呵！
　　同样的悲剧性结局出现在《沟》里，被那个圣洁的、简直可以说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的淑茵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的扬扬，弃国弃母而去异国了。淑茵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而得了“栓塞性脑溢血”，而扬扬在出席他的母亲的追悼会的路上仍在得意洋洋地谈论他所向往的美国，并且临行之前，连母亲的任何一件遗物也不愿带在身边以做纪念，谁能相信“他毕竟是个好孩子呢”？谁能相信“他最终还是会眷恋他的母亲、他的祖国”呢？
　　还有《不》里的刘大勇，一个为人民身经百战而在弥留之际仍对人民不失忠诚的高级干部，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竟充满了那么多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忏悔；围绕着他、掌握着他的，是一个以他的“少妻”李英为代表的怎样庸俗、腐朽、霉臭的环境！他憎恶这一切，更希望能在他不同意或不愿意的时候表示一下反抗，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做，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已经随着“号音”的消失而永远地逝去了。即使相信感召术，能得到的也不过是醒后倍觉凄凉的一梦。这是时代所造成的隐忍性格的苦果么？倒是《平淡的星期天》稍好一点，虽然不乏揶揄与怜悯，却也还有几分喜剧色彩。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办？赞美戴晴的勇气和感人至深的文笔么？指责她缺乏鼓舞力量、缺乏亮色么？鼓励她坚持创作个性、走自己的路么？引导她去四化第一线，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么？
　　我想，会有许多评论家、读者、领导人、权威、老前辈来做这方面的判断和工作的。我相信，以《盼》而一鸣惊人的戴晴，是会得到许多关怀和帮助的。
　　但这里，我觉得似乎可以不忙着做出断语。首先，仅仅从几个短篇就去判断作者的风格、手法、倾向以至于她是否受了什么什么主义或者什么什么“流”的影响，那是太粗疏了。她还在摸索、她还在寻求。真的能够反映她的思想、生活经验与艺术修养的全貌的作品还有待于今后的创作，我们不必急于下断语。其次，我对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就是要“做出判断”的命题的权威性不无怀疑，我宁愿评论者和作者一道探讨生活。
　　戴晴的悲哀首先是由于十年动乱使我们失去了那么多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把《盼》的题材仅仅理解为写了一个分居两地的夫妻的故事，是太狭隘了。它之所以获得众多的读者，正在于它表现了那种我们几乎可以在每座机关、每所工厂、每个研究院中都见得到的一对对善良的、识大体顾大局、服从组织、信赖领导、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自尊自重的夫妻的美好的心灵怎样受到冷淡、漠视以至于欺骗和残害！这一对“好人无好报”的夫妻的遭遇，不知会毒化多少美好的心灵！回想一下五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气吧！而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兴无灭资”之后，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至今仍然有人信奉“撑死大胆的，饿死没眼的”这种野蛮而又自私的箴言么？在我们提倡“心灵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少地回顾一下有多少美好的心灵被蔑视被践踏呢？戴晴的悲哀在于心灵美的毁灭，戴晴的热情在于对心灵美的眷恋和召唤。如果说她太“灰”了，那就“灰”在这里；如果你说她“不灰”、“很热”，那就是“不灰”而且“很热”在这里。
　　顺便说一下《平淡的星期天》，这是一个看来平淡、实际上相当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生活故事。象生活一样实实在在，象生活本身一样鲜活可触而又五味俱全、余音绕梁。肯定是个人的偏爱，我喜欢这一篇小说胜过戴晴写来太“努”、太“露”的其他篇。应该说没有什么错处的文惠和老赵，他们为什么在月夜失眠了呢？不错，他们开始拨拉自己的小算盘了，以至在一瞬间失掉了他们虔诚地信奉过的舍己为人的准则。然而人终归不是还有“心”吗？失去了心灵美，一个不是会“躲避另一个的目光”，而另一个，不是会“一直没有抬起眼睛”来吗？他们这种可贵的自责，正是我们的社会得以健康地存活的根本。该回来了吧，为了救火而燎焦了一大片头发，与为灾民捐献，什么都不吝惜的美好的日子！
　　美好的心灵永远不会是平静的自满自足的一潭死水，它充满了不安、焦灼、期待，充满了追求，其中首先是对于事业、对于道德和对于情感的追求。《盼》里的老陈放弃了调在一起的机会而坚持了自己的科研专业，他的遭遇当然是不幸的；《不》里的大儿子放弃了自己所喜爱的文科专业而去服从父亲，结果呢，“在酸涩的眼皮底下，那闪闪的亮光不见了”！不同样是不幸的、甚至是更加不幸吗？其实，我们的生活里有越来越多的老陈式的人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敬与照顾；而如戴晴所描写的变成骨灰以后才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逛八达岭，这个结局是不是太“小说”或者太“戏剧”了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结局理解为对于过去曾在无数诚实的知识分子身上实施过的荒唐的悲愤之情的表露。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终能畅诉衷曲时流下的滴滴热泪。当然，并不会有人希望这种热泪象大川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地奔流下去。作者命笔的目的也正在于结束这样的悲剧。所以说，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我们不喜欢哭哭啼啼；但是，哭和笑也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忧患与人生俱来，即使世界大同，人的泪腺也不会退化消亡，何况我们中国人民堪称是多灾多难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说悲即罪吗？何况，有那么一些年轻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敏感和多情，善良和天真的理想主义，往往使她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去玩味渲染一种伤感的调子。“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两句诗对于我们理解戴晴作品里的“悲”是有帮助的。爱得多就会怜得多、同情得多、哭得多。当然，爱并不是一切、不是科学、不是高瞻远瞩、战无不胜的理论，也并不是救国之道。但是，没有这种爱是不行的。没有对人民、对祖国的爱，不但没有文学、连科学和理论也不会有的。
　　所以说，悲非罪。但悲不是理想、不是目标、也不值得爱不释手。当我们处理社会和历史的一些带有悲剧色彩的题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要求一个人民的作家具有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公正也更冷静一些呢？我们能不能回忆一下“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这句名言呢？
　　比如说，象刘大勇那样的人，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更多的足以自豪和自慰的经历吗？投身于历史的洪流、革命的狂潮里的一个人(并不是什么“混入”的奸细啊！)，不管这洪流与狂潮有多少曲折，也不管这洪流与狂潮很可能淹没了一些无辜的人、美好的人；但是，他难道感觉不到那种历史的必然性和事业的正义性以及由于这种必然性和正义性而得来的心灵的充实感么？而他竟陷入那样沉重的自责之中，对本应做而未能做的事情是那样痛心地追悔，也许这恰是某种伟大心灵的所为？但戴晴为什么不去歌颂他，却那样不动声色地一层又一层地剥他的啮心的悔恨呢？
　　再比如，刘大勇和他的“发妻”离异一事，果真需要痛心疾首以至捶胸顿足吗？现妻李英不好是由于他择偶不慎，但是，对于那个封建包办的婚姻他果真需要承担那么多道德责任吗？无疑，在他的垂暮之年，发妻之于他已经失去了同床共枕、朝夕相伴这一般的含义了。他对她的追忆，是对往昔纯朴的追忆；他对她的歉疚，是对他的不那么幸福的乡亲和同胞的歉疚。戴晴在这里，是不是把过重的历史责任加到她的主人公身上了？
　　当然，《不》的价值不在这里。“革命离不开你”还是“你离不开革命”的问题的提出，特别是通过刘大勇的活生生的生活所提出的对于“革命”这个字的含义的探求，这是无比深刻的、令人战栗的。
　　通过一篇小说不可能完全解答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就拿“原先那些对日本人、对军阀、对腐败的社会的火辣辣的憎恨，倒显得生分了”来说，究竟应该怎么看呢？难道在八一年的中国需要和一九三七年一样地憎恨日本人么？显然这并不可怕也不那么可悲。可怕可悲的在于曾经伴随自己一生的那种有奔头、有感染力、让人心头踏实的活生生的目标模糊了，革命一生到最后却只变成了李英之流谋私利的幌子(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在今天连“为人民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都觉得“生分”，那倒是该鞭挞一番的了。
　　事业和道德之外还有感情。对于友谊和爱情的渴望，这是人皆有之的，但不是每个人的这种渴望都能得到生长、满足和升华。毋宁说，人们在这方面总会有所欠缺、有所遗憾、有所期待。不是说人人都会期待一个第三者，而是说期待一种更好的心灵的靠拢和更高的感情世界。于是乎有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于是乎有了戴晴的《消失了的号音》。号音虽然消失了，爱却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还会有新的号音，还会有扬扬演奏的足以与号音比美的长笛音。说到《沟》里的不肖子扬扬，作者当然有权利写一个“不想回来”的离境者，但就算“他连与他朝夕相处的母亲都不了解，他又何尝了解他的祖国”也罢，他竟然冷血到毫无人性的地步了么？这里边的某些细节，过分了一些吧？而那孤儿寡母的身世，就更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然，生活并不是轻松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沉重，但它不也包含着进步和腾跃吗？对于扬扬出国留学一类事情的出现，难道它只是消极可悲的么？我真担心，会不会出来这么一个人士，他读完《沟》，认为还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更好？
　　从发表第一篇《盼》起，到现在还不到两年，作品数量也很有限，但是，戴晴已经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并且打破了许多人的平静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自会有人总结她的作品的几大特点的，诸如来自生活啦、说出心里话啦之类。我这里要说的是，这篇不符规格的序言，也正是不平静的产物。我们大概还可以和戴晴辩论一百次，她既然总是固执地提出那些在她的同代人心中答案还不是那么明确的、恼人的问题，我相信她是不会寂寞的。其实，对寂寞的敏感有时也许是一种软弱。生活正象大海，人民正象森林，有了大海，还怕没有浪花吗？有了森林，还怕没有鸟儿吗？戴晴的作品里，那最动人的篇什，恐怕还不仅是那对于失却了的美好的挽歌，而是那并没有失去的、永远不会失去的对于祖国的爱。在她的另一篇并未收入这个集子的报告文学作品——《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里，看她是怎样写杨秉孙的吧！
　　“他笑而不答。这哪里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他不走，他走不了。这儿是他的国家、他的同胞。晓庄睡着他的老师；衡水洒过他的血汗；得奖时，他是中国青年提琴家；宣判时，他是湖北人杨秉孙……他又怎么放得下这苦难、富饶的大地呢？”(着重点是作序者加的)
　　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动人心魄的语言吗？我以为，没有了。
　　(戴晴短篇小说集《不》，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