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忠告为“不可能”的帐篷戏剧《变幻痂壳城》北京公演，终于实现了。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到底是什么呢？
参与“帐篷”的人们来自东亚的各个地方——日本、冲绳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等，这些地区既有的历史经验被“帐篷”所唤起的同时，参与者却也不得不踏上重塑主体的道路。关于此次行动波及的地域，民间出身的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横地刚先生曾在《作为障壁的琉球弧》(《独火星急使Ⅲ》二○○六年十月)一文中，把俯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台湾岛、冲绳群岛时浮现在眼前的“琉球弧”作为一个地理政治学构图提了出来。在这个广大的区域中，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自由地往来。可是，“日本帝国的成立终于一改琉球弧的作用。吞并了琉球，把台湾变为殖民地，‘合并’了朝鲜，把琉球弧整体纳入帝国的版图……”然后，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崩溃。冲绳被从日本本土分离出去，变为要塞，台湾地区再次从中国大陆被割裂出去，朝鲜半岛从此南北天各一方，“琉球弧上筑起了反共的壁垒”。所以，在并不远的以前，散落在作为“反共壁垒”的东亚弧线上的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冲绳地区的人们要想“自由”地聚集到中国大陆来，一起掀起行动，还是根本不可能的。近年来，东亚各区域间的交流日渐“繁荣”，但被殖民统治、冷战政治、国家理论割裂开的各地的人们的“心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化解。
首先，不得不提到来自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成员对中国大陆一贯的“紧张”。在他们来北京之前，我在和北京的“帐篷筹备小组”的成员们讨论时，曾经建议：“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成员都是第一次在北京行动，免不了犹疑紧张，希望大家尽量想象他们的心情，将心比心地体谅。”其实，恐怕，那没能具体地向北京“帐篷”小组的成员解释清楚，却不顾一切地滑出嘴边的“想象中”的来客们的“犹疑和紧张”，正是我自己心情的镜子。我于二○○三年在东京和“帐篷”相遇，第二年的二○○四年八月初次迈上台湾岛，那时自己按捺不住的“汹涌”的心情，现在也没有忘记。特别是，与直接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岛的经验不同，我是通过在日本相遇到的“帐篷”而踏上这个岛屿，因此，就不得不面对以“帐篷”为媒介的日本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紧张感”，和进一步引申而来的中国和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紧张感”。反过来说，这一次，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伙伴们也将在与以往不同的变数关系中，重新展开对中国大陆的想象。
其实，即使在“不可能”的时代，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在日本，都有不懈地对中国大陆想象的人们，比如，台湾作家陈映真、日本的思想家竹内好。陈映真凛然的民族主义者态度，会被一些人贴上被中国大陆“洗脑”的标签。表现陈映真先生对中国大陆“祖国想象”的很有名的一幕，是“文革”时期在台北淡水河边容易接收电波信号的地方，拼命地收听中国大陆广播。实际上，在和我同样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朋友们中间，对于陈映真先生，犹疑的观望中也不乏默默的景仰。我的情况正相反，在“不可能”的时代快结束的自己的中学时期，和陈映真先生的作品相遇，慢慢膨胀自己对台湾朦胧的“想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映真先生是通过日本的影响接触到马列主义，并以此为媒介培育了对中国大陆的“祖国”的“想象”。然后，樱井大造先生通过陈映真先生的作品一边反刍自己“帝国本国人”的立场，一边为了希冀台湾地区的人们能从那个“弧线”毕业，再次参与到这个地域中来，透过“帐篷”，向台湾地区的人们发出了邀请。我很有幸偶然碰撞上这一切，抱着与台湾同世代人不同的困惑，半信半疑地踏上岛屿的土地。
至于日本成员的情况，樱井先生应该有某种代表性吧。二○○五年夏天，脑子里晃着甩也甩不掉的“帐篷”，我第一次带着樱井先生到了北京。那一年，正值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春天刚刚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我们到北京的时候，电视里每个频道都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节目。带樱井先生去长城时，索道入口墙壁上的巨幅展示板赫然入目，一望而知是那种十分模糊但被放大的历史照片，旁边的说明提示，这是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越过“天然屏障”万里长城时的写照。正被眼前气势磅礴的长城所震慑的樱井先生，更喘不过气似地僵在了那里。这让樱井先生“喘不过气”的东西，恐怕很复杂：有对“帝国本国人”的自我认识的挣扎，有作为在日本的“反日分子”坚持抵抗、在东亚的流动中不断重塑自我认同的冲动，还有至今不能有效地切入到中国大陆内部的对自身的懊恼等等。
让我们再从中国大陆一侧来看看这“不可能性”。现在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在东亚也是被置于特殊的磁场当中。奥运会就在眼前，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从各种意义上说紧张的漩涡平静地渗透到日常的各个角落当中。所以，要说“不可能”，也毫不奇怪。这“不可能”确实在行动的发起、准备阶段，进一步到实际公演期间，在各个层面上频频向我们眨眼。当然，最“不可能”的就是帐篷搭建场地的问题。此次行动主体并不归属于一个中心，而是以构筑所有参与成员相互间“对等的关系”为目标。我的母亲当时曾不无担心地问起我：“你们这些人要搭帐篷，到底属于哪儿呀？”我的母亲一直到退休，做了三十几年勤勤恳恳的“人民教师”。她也许联想到当年带着学生集体到工厂、农村劳动，但，那是真正的学校组织领导下的行动，看着我们这些人要掀起“哪里也不属于”的行动，她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么广大的北京“哪里也不属于”但同时有许多人想共有的“帐篷”，到底在哪里能着陆呢？确实，如果以既往来自“壁垒之弧”的对中国的想象，或像我的母亲那样的普通的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这行动确实“不可能”。但，在帐篷剧的放映讲演会等准备活动中，我不时被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帐篷”的渴望所感染。可以说，对现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国家的状况抓不到有效的切点、在焦灼感中飘摇的年轻人的眼光，在接触到“帐篷”后，改变了。这不知在什么地方和自己第一次接触“帐篷”时的状态有点像。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也还是需要“帐篷”的！
可是“帐篷”的“立锥之地”要到哪里去找呢？二○○六年的十月，和樱井先生一起来北京时，在北京朝阳文化馆剧场观看了黄纪苏先生编剧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那时，第一次见到了文化馆的馆长徐伟先生。徐馆长热情地表示了对帐篷剧的兴趣，希望能有合作交流的机会。我却本能地就文化馆于体制政策中的位置等问题向樱井先生进行解释，现在想想，那时自己对于“帐篷”的想象，对于生养自己土地的想象，都是多么的贫弱，下意识的“自我规制”也是多么的严重。反而是樱井先生没有我的“先入为主”，马上亲热地拍打馆长的肩头。因为“帐篷”，自己从日本去了台湾地区和韩国，自以为在东亚各地的往来中已经超越了过去的“壁垒”，获得了新的视线。但，那一瞬间，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躲在“壁垒”的后面眺望。
搭建作为剧场的帐篷 (陈又维摄影)
第一次和樱井先生在馆长的办公室与馆长会谈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们像谈判似地对坐在十来米长的桌子的两侧，对面馆长背后的墙上，是巨大的毛泽东画像。馆长这一代人，应该说是伴随着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现代史的“波澜万丈”的一代。以他自己独特的世代感觉阐释对中国现状的把握，即使对已近于消费符号的“文革”和“毛时代”，也有他自己“不避嫌”的冷静的判断和理解。对着眼前的馆长以及后面墙上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拼命地解释“帐篷的理念”，说也奇怪，平素常被批评为“抽象”的“帐篷的理念”好像突然在那一瞬间开始挣扎着想获取自己的“具体性”。某种意义上，在凝聚了中国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涉的瞬间”，我们好像正站在眼前的馆长所象征着的离中国现实最近的入口处。樱井先生在东亚其他地区的“帐篷”实践凝聚的区域的历史经验，这次在北京必须做进一步的转化——这里，帐篷戏剧的真义被无情地追问，为了迎头赶上这追问，“帐篷的理念”必须从此一瞬间在这片土地上获得自己的“具体性”。比如，眼前最现实的问题，“帐篷”所诘问的人与人之间“对等的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新公共性”在碰撞到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人人平等”、“集体主义”时会有什么样的转化？……在时代状况激烈变化的现在的中国，语言和社会状况之间缺乏有力的媒介，有时人的行动方针因而失之暧昧。
“帐篷”是催生新的“混沌”之场的契机，它催促人们交换认识，不断创造新的主体性和与他者的关系性的场所。如果这次采取与文化馆协力的方式展开行动，在文化馆所拥有的“体制一侧”的资源面前，假如我们只依赖于在其他地区得到的关于体制的理解，“帐篷”的主体性——当然也关系到所有希望共有“帐篷”的人的主体性——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除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之外，出身于“作为壁垒的东亚之弧”上的朝鲜半岛和冲绳地区的人们也带给我们意味深长的反响。在日文版演出中饰演“小鬼”角色的小伙子崔真硕是在日韩裔，到二十岁为止一直顶着日本人的名字生活。两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一个人到了朝鲜族自治州的延边，从长白山遥望朝鲜。去年，在朝鲜核试验被报道的当天，我和他一起在东京另一个帐篷剧团的帐篷里观看了一出以
朝鲜半岛为题材的帐篷剧。那天的“帐篷的初次体验”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另一方面，“北边的核试验”与“朝鲜‘总连’和‘民团’的和解交涉暂缓”的消息同时出现在《朝日新闻》的头条上，他沮丧地拿着那天报纸的样子，我怎么也忘不了。如今，他要和日本的演员们一起站在北京的舞台上。内心层峦叠嶂的曲折挣扎，恐怕远在我们的想象之上。
崔真硕与我、樱井和村重一起作为“头阵”，从东京经首尔飞到了北京。每天在加工帐篷材料的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他留在木工房一个人排练。在我们就要开始搭帐篷的那一天，我和他在帐篷场地旁边的饭店办手续时，有个不认识的女子向我打招呼。她自我介绍说，是朝鲜族，和同伴一行人刚刚参加完文化馆的活动，正要返回延边。我听说她是朝鲜族，马上向旁边的崔真硕介绍他的“同胞”。但不知为什么，崔真硕的脸上滑过一抹踌躇。说“踌躇”，是因为崔真硕当场马上改口用朝鲜语和女子寒暄，但表情和身体的反应明显比起眼前这位因“同胞”的出现而毫不掩饰自己兴奋的女“同胞”要慢半拍。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崔真硕为什么在中国碰到他的“同胞”，却不能朴素地表现他的喜悦，为什么“慢半拍”……“她们的脸真是灿烂。”他对我说。我还是不知如何作答。
之后的另一天，香港地区的杂志采访樱井先生后，请我们在一家饭店吃饭。当热腾腾的烤鸭上桌时，我这个北京人正要照例示范烤鸭的吃法，突然，崔真硕扭过脸对我说，“樱井说朝鲜半岛形状上好像中国大陆的尾巴……可不能随便拿朝鲜当傻子呀……”正要做“示范动作”的双手一瞬间在空中“踌躇”了一下。“尾巴”？崔真硕演的“小鬼”身后拖的大大的黑“尾巴”在眼前一晃……但我没笑出来，脑袋和嘴巴也都没转过来。当然，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傻子”的打算和余裕。但，我和崔真硕，还有樱井的出身地所共有的这块区域，可能确实还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把我们“当傻子”——也许是“变幻”的“壁垒”。
为了自己在北京帐篷的首次登台，崔真硕邀请了冲绳出身的批评家仲里效先生来北京看演出。仲里先生是冲绳“反复归”思想的批评家，在一九七二年“冲绳返还”那一年，为了上下思索冲绳的自己的道路，拿着还是当年美国统治下的“琉球护照”来到过中国。仲里先生是如何反刍当年对北京的回忆，不得而知，只是从头至尾静静地看着我们的帐篷剧。最后，皮村的公演结束后，就在帐篷里，台湾原住民出身的舞台监督问仲里先生：“琉球和冲绳有什么区别？”在旁帮助翻译的我一下子觉得，即使我们的公演结束，某种程度上把握到了过去处于“壁垒”两侧的人们的状况，但是，还必须更进一步地用我们自己的表现去重新改写“壁垒”。仲里先生便说，“帐篷”让他觉得冲绳有必要进一步向“亚洲”打开自己。
以本次北京“帐篷”为契机，台湾地区、冲绳地区、韩国、日本的人们试图超越过去自己的地域被设定的“壁垒”，而相邀着来到过去“壁垒”的“那一侧”——北京。仅仅冲破地理上的区域划分只是第一步，直至我们完全清除掉心中“看不见的壁垒”为止，“帐篷”的共同作业将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