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明化·体育化·净化

　　近年来，随着《文明的进程》、《个体的社会》、《论文明、权利与知识》、《莫扎特的成败》等著作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埃利亚斯其人渐受关注，“文明化进程”理论渐为人们所熟知，有关研究文章也时有可见。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在西方，埃氏几乎用他九十三岁的漫长一生才苦等到学术界的承认，而在国内，通过这些著作，我们也得以及时领略到一位大师的学术风采。不过，稍稍留意即可发现，国内迄今对于埃利亚斯的译介与研究似乎明显疏忽了他对“体育化”的研究。这方面的埃氏论文译成中文的只有《论文明、权利与知识》里所收的一篇《古代体育的起源》(原题《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体育之起源》)。而实际上，自一九三五年埃利亚斯为了逃避纳粹迫害而前往英国，旅居四十年期间他潜心研究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更涉入英国足球、拳击、赛马、猎狐、休闲观赏等体育研究领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埃利亚斯是作为一个体育社会学家为英国人所熟知的。(”《论文明、权利与知识》编者导言)
　　当然，将埃利亚斯仅仅视为一般意义上的体育社会学家，未免看轻了他的学术追求与理论旨趣。埃氏的体育研究论文全以英文撰就，与学生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等人的论文一起编为《寻求激动》一书。其中由埃利亚斯独立执笔的有三篇，分别是长篇“导言”、《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体育之起源》和《论体育与暴力》，另有四篇系与邓宁合作完成，分别是《寻求休闲的激动》、《业余时间中的休闲》、《中世纪与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以及《以足球为参照系的体育群体活动》等。《寻求激动》还有一个副标题：“文明化进程中的体育与休闲。”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埃利亚斯的体育研究也是他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等闲视之。
　　对埃利亚斯的体育文明化研究做全面细致的理解与评价非本文所能及。但埃氏的研究写作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喜好做长注解。这些长注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不仅是正文的补充说明，而且在篇幅、内容上都可以当做一篇完整的研究论文来看待。《文明的进程》等著作如此，《寻求激动》也不例外。这些长注解不失为进入埃利亚斯学术殿堂的方便门径之一。在《寻求激动》中，有几个长注解是埃利亚斯对有关希腊悲剧传说及悲剧理论的援引与阐述，以这些注解为基础，可以对埃氏体育文明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体育之起源》、《论体育与暴力》等文里埃利亚斯都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很多体育史研究者面对某一现代体育形式，往往热衷于为之寻找古代的起源，必欲在古今之间确立一条悠久可靠的连续线索而后快。如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看成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复兴，把现代足球的起源追溯到十二世纪伦敦街头少年的一种球类游戏(其实这也是国内体育史研究著作里的常见现象，如蹴鞠之于足球、捶丸之于高尔夫)等等。对此，埃利亚斯质疑说，这只是“历史”的研究，而不是“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在这样的“历史”研究里疏忽和遗漏了一连串的“如何”(how)与“为何”(why)：首先，如果细心追究一下古代某种运动形式是如何并且为何发展演变到现代形式，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古今之间不是连续的“同”而是相对的“异”。而如果再将古今两种运动形式置于各自的动态社会构成之中，分别问几个“如何”与“为何”的问题，那么对于各种运动形式发生、发展的复杂情形或许会有更切近的了解。以古希腊拳击为例，当时这项运动不仅靠拳头，差不多所有的较量都需要发挥腿的作用，踢打对手的胫骨是最常规的动作，手指也可以叉开，用尖利的指甲抠进对手的身体或脸部，因此一场比赛下来，运动员不是耳朵肿大、牙齿折断、鼻子破裂，就是倒地不起，可以说极尽野蛮与残忍。但这种风气不仅在当时的比赛中盛行，人们也乐此不疲地欣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竞赛的拳击或摔跤比赛中的死者常被献以胜利者的桂冠，因为他为家族和城市争得了荣誉，而幸存的一方——凶手——则不会受到责难和惩处。当年最著名的“凶手”当推一位名叫麦洛的摔跤选手，他体力惊人，不仅在赛场获得多项冠军，还把他的暴力扩展至于赛场之外的战场，曾担任一次战役的指挥官，疯狂屠杀了大批敌方败军。
　　对此，长期以来人们大惑不解，为什么希腊人在艺术领域创造了包括人体雕塑在内的辉煌成就，在赛场和战场却又如此血腥和暴力？不过，这样的疑惑在埃利亚斯看来恰恰是价值错置的误解，希腊人在雕塑艺术里所体现出来的对人体力量、强悍与姿势等的尊崇，和竞技活动中的残忍其实并不是不相容的，只是同一发展水平上、同一社会结构里紧密相关的不同表现而已。换句话说，雕塑和竞技运动表现的是相同的理想。在《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体育之起源》一文第二十一个注解里，埃利亚斯借助于对希腊俄狄浦斯悲剧传说饶有趣味的重新解读，对希腊人的身体、体力崇尚及对身体暴力的习以为常现象，提供了更充分的注脚或旁证，或者说，提供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近现代以来数弗洛伊德对这一悲剧传说的解释最为知名，但埃利亚斯认为弗氏的解释有偏颇。在埃氏看来，俄狄浦斯悲剧传说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希腊社会普遍存在的父子之间对体力、精力和权力此消彼长的忧惧，以及围绕着这一忧惧而展开的父子争斗乃至残杀，而弗洛伊德只看到这种父子错综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儿子这个单个的个体。埃利亚斯以为，只有既从儿子的立场又从父亲的立场才能对当时存在的儿子与父亲、“新王”与“老王”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实际的恰当思考。从儿子的角度看，这个悲剧传说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包含了对父亲占有妻子(母亲)的妒忌，埃利亚斯补充指出，其中也包含了对父亲的体力和权力的恐惧。而从父亲的角度看，悲剧传说其实也同样反映了老王对儿子的恐惧和妒忌，因为父亲必然会年老体衰，儿子虽然在孩提时代是弱小的，但他总会长大成人，变得强壮有力。在古代，王或者领袖的地位与他的健康、活力密切相关，当他在巅峰状态里没有人敢挑战他，而当他衰老、体力和精力丧失以后，往往照例被杀死，由他的儿子、一个新王所取代。这颇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动物世界一些猛兽群体里所看到的新陈代谢现象。这种由于一方由强变弱、另一方由弱变强而引发的父子之间力量与心理的角斗，不仅在俄狄浦斯悲剧传说中，在其他希腊传说里也有着充分呈现。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年轻王子很少在家中长大，他们有的被送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大多数则被丢弃、被陌生人收养。如宙斯由仆人偷偷抚养以躲避父亲克洛诺斯的威胁，而宙斯在长大取得权威之后，又反过来惩罚年轻的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通过这一注解，埃利亚斯更全面、形象地揭示了希腊社会的基本构成。惩罚、遗弃、杀害幼子或老父都不是罪行，正如在摔跤、角力、拳击等竞技场上残害、杀害对手非但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会获得荣誉、地位等奖赏一样。这也呼应了埃利亚斯在正文里所得出的基本看法：“希腊男子的体质、美的形体、姿势和耐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希腊的身体暴行在我们看来何以那样不可思议，只因为在“我们社会的评价标准中，‘身体形象’或形体外貌不如‘智力’或‘道德品质’在决定社会地位和整体形象方面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那些形体外貌能决定一个人的公众形象的社会”。埃利亚斯还以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多见的幽默口吻说：“我们的时代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会选举一个瘫痪的人到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去。”暗指因小儿麻痹症致残的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只是晚近社会发展的结果”《论(文明、权利与知识》)。从埃利亚斯的这些辨析里可以看到，一般体育史在古希腊与近现代之间的简单等同其实是不恰当的。虽然广义的体育，即通过一些活动进行竞赛与强身健体，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狭义的体育，即起源于英国然后流传到其他国家的现代竞赛活动、竞赛方式，却只是晚近社会发展的结果。
　　对于体育的晚近社会发展，埃利亚斯仿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工业化”等说法，创造出“体育化”(sportization)这个新词加以概括，意在强调起源于英国之后相对较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埃利亚斯本人虽然没有明确给出这个词的定义，但肯尼思·席尔德(Kenneth G.Sheard)在《西方“文明化”进程中的拳击面面观》一文的第一个注解里，对“体育化”尝试做了如下概括性解释：
　　埃利亚斯运用“体育化”一词，指的是一个进程(process)。在此进程中，体育比赛的一整套规则——包括为参赛各方提供公正、公平比赛取胜机会的规则——日趋严格。这些规则更精细、更明晰，对不同的比赛更有针对性，对比赛规则的执行遵守也监控得更有效。此外，也是在此同一进程中，随着在比赛中高度的激烈对抗与理性保护以免伤害两者之间平衡的建立，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也达到了新的水准。(埃里克·邓宁等编《体育文献集》英文版第一卷，299页)
值得注意的是席尔德所强调的埃利亚斯关于体育化进程的“内”“外”两个方面。还以拳击比赛为例，与希腊时期在露天场地比赛，不分等级，躲让、退却被认为可耻，比赛一直进行不可以停止等等不同，近代以来的拳击比赛开始逐步制订、完善各种规则，如根据体重划分不同的重量级，在专门的符合一定标准的拳击场比赛，比赛过程中禁止手脚并用，拳击手可以躲闪腾挪，裁判员也可以见机叫停等等。在这些规则的调控、约束下，比赛既充满着激烈的对抗但又极力避免出现过激、伤害行为。另一方面，与古希腊人从选手到观众对身体暴力的共同欣赏相对照，在近现代的拳击比赛中，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比赛规则的强制逐渐变成内在自觉的自我约束，他们自己、他们的行为和感情都慢慢变得更文明了。这种由外在监控逐步走向内心自觉的“体育化”进程，恰也正是埃利亚斯著名的“文明化”进程研究所强调的两个方面，亦即《文明的进程》副标题“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里所说的“社会”、“心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换言之，埃利亚斯在《寻求激动》一书里所耐心描写的“体育化”(如拳击、足球)进程，与他在《文明的进程》里所同样耐心描写过的如何用刀叉、如何讲究说话的语调、如何规范卧室的行为、如何擤鼻涕等“文明化”现象交互映发，都是近现代以来对粗暴手段的社会控制和相应的良知形成的结果。
　　不用说，这种内外约束的“体育化”进程为比赛带来了不同于往昔的独特魅力。从比赛规则来说，如果规则太过严苛，比赛进程势必经常中断，但如果太过松懈，又往往带来赛场暴力。从比赛双方来说，如果同台竞技的对手之间实力相差悬殊或者水平都不高，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赛要出彩十分困难。从观众观赏来说，只有旗鼓相当的高水平比赛才既充满悬念，又能够使紧张与期待得到恰当的宣泄。而综合这些方面，使各种因素配置、协调得恰到好处，达到一种动态、微妙的张力平衡，正是现代体育比赛的魅力所在。其中，尤其需要参与各方都保持自我控制，以共同完成一场类似于戏剧或游戏表演的运动竞技与观赏。对此，埃利亚斯在为《追寻激动》所撰的长篇“导言”的第十一个注解里，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经典悲剧理论的重新还原、阐释，做了更富启示意义的揭示。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悲剧不是对人的摹仿，而是对一种活动、生活和系于活动的幸福与不幸的摹仿。”(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650页)。这一句关于人类艺术摹仿性特征的最古老也最著名的论述，埃利亚斯相信，也为讨论体育休闲活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部分答案。首先值得探讨的是这一句话里的“摹仿”(mimesis)的含义。“摹仿”在今日更为人熟知的含义是对真实事件或生活的“写真”(imitation)，但埃氏指出，只有抛弃这种简单化的理解，这个词的含义才可能会更清楚些。以凡高的《向日葵》为例，人们可以说，在《向日葵》的画作里看到一些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向日葵的影子，但是很明显，她不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向日葵的简单写真。经由凡高的创造性画笔，向日葵已经转化成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绘画场景里的“向日葵”，原来与向日葵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现实的观感和情感，也都一并转化成了必须与绘画“向日葵”相适应的欣赏的观感和情感。这是一个“转化”(transformation)的过程。因此，将对于mimesis含义的理解从“写真”还原、恢复到“摹仿”，不是简单地以一个词替换另一个词，而是充分意识和理解到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摹仿”实际上正是一个说明、解释这种转化的象征性概念。
　　在以上意义澄清的基础上，埃利亚斯话锋一转指出，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一种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在体育竞技的摹仿性对抗中，人们体验着强烈的激动与快感，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危险与伤害。因此，在埃利亚斯看来，体育竞技是一场在“想象性场景”(imaginary setting)里所发生的游戏，一场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竞争与争斗有部分相似、但又迥然有异的游戏。
　　与此相关的还有《寻求休闲的激动》一文的第十六个注解。奥古斯丁曾在《忏悔录》里一边责备自己当年经常光顾剧院等娱乐场所，一边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娱乐表演在心头唤起了恐惧、焦虑、恼怒等诸多复杂的情感，自己依然沉迷其中，而在现实生活里对这些情感却又像灾祸一样避之唯恐不及？
　　我被充满着我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和燃炽我欲火的炉灶一般的戏剧所攫取了。人们愿意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愿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一个个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越容易被它感动。(《忏悔录》第三卷第二节第二段)
　　埃利亚斯注解说，奥古斯丁百思不解之难题不仅适用于他所说的悲剧，也适用于罗马竞技场上标志着当时文明程度的斗士与野熊之间的激烈角斗，适用于标志着二十世纪发达社会文明程度的各类项目，如拳击赛、摔跤、赛车、花样滑雪、棒球及各种剧场表演。一句话，适用于所有的摹仿性表演以及倾注于这些摹仿性表演之上的各类情感。
　　对于奥古斯丁的疑难，或者说，对于一个现代体育竞技者或观赏者心目中所可能存在着的奥古斯丁式疑难，埃利亚斯以自己对亚里士多德“摹仿”概念的重新诠释，可以说已解答了一半。而同样是在《追寻激动》“导言”的第十一个注解里，埃利亚斯则借用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另一个概念——“净化”(catharsis)——尝试去解答另一半。
　　“净化”原是希腊医学术语，指通过通便等手段清除人体内的污秽、有害垃圾以保持人体健康。亚里士多德赋予这个词更加形象的意义，用以阐述音乐、悲剧等摹仿性艺术通过“灵魂的运动”，达到心灵的净化。如果一个人太过激动，音乐会让他平静下来，相反，一个人因为绝望而消沉，音乐则会激发他的情绪，让他得到抚慰。总之，与现实生活中一些紧张场合所激起的情绪亢奋不同，这些摹仿性艺术的“净化”作用在人们内心所产生的是一种适度的激动和愉悦。同样的，埃利亚斯指出，在近现代体育竞技这一摹仿性对抗游戏里，比赛结束或胜利的那一刻，只能带来短暂的愉快，而比赛的规则、程序设计以及男女运动员的竞技技术，都是为了制造紧张，推迟或延长那一刻的到来，从而使比赛结果成为紧张的释放，既为竞技、观赏双方带来愉悦，同时又避免造成类似于希腊拳击、摔跤的伤害与残杀。因此，在人们的激动心情里，恐惧、愤怒等情绪即使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但大部分已经消除，人们竞技对抗的激动情绪在比赛过程中被不断刺激、延长，但最终升华为适度的愉悦。这也是一种“净化”。无论胜负，人们都在这种净化中确证和肯定了自己的价值，因为比赛是公正、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无愧于心。
　　借助于这些有关希腊悲剧传说的长注解，埃利亚斯对一直以来被视为源头的古希腊奥林匹克竞赛与现代体育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对经过长期“体育化”发展的现代体育特色等等问题，在正文之外做出了更加耐心、细致的解释。记得德勒兹在谈到福柯的思想时，曾经比喻说像一个人站在海岸上感受大海的来风。与福柯相比，埃利亚斯也许代表了思想家的另一种类型。他所具有的似乎不是海风裹挟一切的冲击力，而是春雨一般润物无声的渗透力。这样的思想、文章——包括这些注解在内——也同样需要给以足够的耐心，静静地咀嚼和回味。
　　(《文明的进程》，[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23.00元；《论文明、权利与知识》，[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刘佳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20.00元；Quest for Excitement：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ed.Norbert Elias and Eric Dunning，Blackwell Publisher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