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由鲁迅来印证几项感想

　　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王浩教授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专门撰写了本文，寄国内发表。转辗邮寄及刊物排印费时，以致迟到现在才能刊出。
　　人们往往有一种把好人描绘成完人的倾向。虽然有很多人指出过这一点，但事实上在宣传样板的时候，仍然容易犯这毛病。这样一来，如果青年信了，或觉得榜样太高太大太全，不可能学得到，因而放弃学习所需的努力；或模仿一些奇怪的皮毛，无益反而有害。如果青年知道这种描绘失实，很可能连带地对实际存在的优点也存疑了，因而反而失掉预期的效果。
　　说到鲁迅，情形比较不同。至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确有比较全面的发展。对他的描绘，一般容易犯的毛病是：一方面要把他说成一贯正确，或者不提他的转变，如果不能不提，就全部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其实一个活人，如果充满活力，不犯错误的可能是等于零的，要点是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后，便能勇于改正。另一方面是把许多他针对当时是一个内战频仍外侮严重的局面所说的话，认为是永恒的真理。
　　例如在二十年代鲁迅挖苦陈西滢之类的教授自称要写或在写准备藏之名山的传世之作。然而后来他也说：“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例外。”我想这话是就本世纪开始三十来年的中国而言，而且多少有一点愤激之词。他当然热望而且相信中国会出有真才实学的人，特别是在取得长期安定的基础之后。他的战斗不正是为了帮中国争取这样的一个基础么？
　　一九○七年鲁迅写过《科学史教篇》，简述西方科技发展的历史，指出科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然后开了一个有趣的名单：
　　“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莎士比亚；不惟波耶尔，亦希画师如拉菲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卡赖尔。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后来鲁迅对辛亥革命失望，对北洋军阀失望，对国民党失望，最后把希望寄托于尚较薄弱但坚持理想的共产党。在那种情况下，他集中精力参加当时的斗争，不大提到他年轻时期所要追求的全面建国的理想。可是我相信他如活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今天，仍然是会保持他这种全面发展的希望的。也许他会修改一下他的名单，但是不会改变他对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全面发展的信念。我常想，就人的资源、人的潜力来说，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举例来说：甚至在多年变乱之余，当研究生用较客观的标准选出以后，仍然在西方最好的大学里，成为最优秀的一群。也许短期间内不容易成功地大规模积极培养有能力肯努力的青年人；但是他们人数这样多，如果在教育方面，减轻一些记诵之学，在用人方面，对于国家长远有益的个人兴趣和能力多加支持和扶植，我想短期间内一定会有相当大数目的青年人表现出惊人的成绩来的。
　　鲁迅勇于认错的最鲜明的例子大概是一九二四年对师大学生杨树达的误会。由这件事我想到鲁迅对两位同辈学者的两件小事。
　　一位是马寅初。一九二六年秋，鲁迅在厦门，马寅初到了，鲁迅拒绝和他一同照像或一同吃饭，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见《两地书》，十一月一日信)。后来的发展，例如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重庆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出面斥责孔祥熙宋子文贪污的勇敢，该会得到鲁迅的赞赏，也未必就完全是“道不同”的人呵。
　　另一位是李四光。同年的一月初和二月初，鲁迅仍在北京，继续和陈西滢打笔仗。因为陈讲作学问和藏书，鲁迅提到北京国立图书馆，以及花大薪水聘梁启超及李四光作馆长及副馆长；并推论说，“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为此李四光还在‘晨副’登了一张声明”(见《华盖集续编》)。——李马两位是英美留学生，当时已在学业上颇有成绩，有待遇较好的职位，和杨树达的情况大不相同。
　　象这两件事，许多人会觉得鲁迅大可不必如此过分。也会有人赞同他的作法。不过猜想如果鲁迅以后有可能认识了这两位学者的爱国热情之后，态度会有改变，特别是遇到在大问题上要分清敌友的关键时刻。这一点可以从另外一件事看出来。鲁迅和郭沫若也曾不合，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他就说得很明白：“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且介亭杂文末编》)
　　一九○四年秋，鲁迅在日本进医学专科学校作学生，不久(十月八日)就写一信给蒋抑厄提到当时的心情：“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已伏改行的契机。一九○六年三月他退学，不再学医。因为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里曾提到由看画片中许多体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被砍首示众，有感而弃医转文；所以在讲鲁迅的书文中，几乎都用这一解释。其实这一经历恐怕只能说是一个导火线。如果检查一下鲁迅自幼对文学艺术以及科学上新颖理论的强烈兴趣，不难找出弃医的内因。
　　选择专业对青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象鲁迅一样把救国作为最高志愿的人，也仍然要同时考虑两个不同的因素：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能力及兴趣。当然国家有多方面的需要，青年有不同的能力和兴趣。对每个人讲，如何善用自己的能力作出最大可能的贡献是一串大难题，对一个社会讲，如何发挥其成员的潜力更为复杂。总的说来，努力的方向该是多制造不同的出路，多重实质少重形式，在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时，多注意改善工作条件，珍视每人的主动性。　今天看来，鲁迅当年配合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选取文学及思想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可是我们也知道，他弃医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拟办《新生》杂志失败，从一九○七年起，基本上沉寂了十年；才在友人的推动下，写了《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照鲁迅在《呐喊》自序的说法，似乎他的选择全由国家需要决定。他说：“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我想他当时这种想法，在有意无意之间仍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他对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决定的。青年在选择专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和社会的客观需要，随心所欲是不对的，也作不出成绩。但是，青年也不可能完全不管自己的能力兴趣，专选自己认为在客观上最重要的工作。而且如果这样作，多数情形下，对自己对社会也没有好处。
　　一九二五年鲁迅译了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在年底所写后记里，他谈到日本往昔派出“遣唐使”及中国当时有许多分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他指出，中国引进外物，不但往往失之浮浅，而且坏东西倒取得快。而也觉得日本不同，“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
　　厨川白村原书中对日本社会的许多缺点“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鲁迅就书中要点和中国作了两点对比。第一，“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但也正“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日本适于生存的本领，在二次大战以后，我们是看得更多了。
　　第二，“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作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灵生活这些话”。不过这些情形是不是受了中国传染，“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
　　时光不绝地进行，中日已变成友邦，而且常常听到有人说“以日为师”，甚至以工商业起家的美国也有不少人在吵着要向日本学习工商业管理的奥妙。想来当年厨川白村所指摘的弱点未必已经消失，然而日本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却是有目共睹的。看来改革法规制度，发展科技，以促成经济起飞，还是比改造“国民性”要容易一些吧。何况有一些精神状态，随着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也未必不能转换成一种正面的力量呢。
　　多年来大家想不清楚的一个大问题，一直都是“保留什么，吸取什么”。困难的是许多好的坏的东西往往夹缠在一起，不容易分开。应该保留和吸取的也不能绝对化。例如大多数中国人本来具有勤与俭的美德，当然应该保留和鼓励；但是同时不能不以效率高为约束的条件，而且要努力制造一种局面，使勤与俭产生更大的效果。又如忍耐，不应该是单纯的逆来顺受，而是当忍则忍，不当忍的就提出抗议。又如西方特别是美国所鼓励的主动性，应该是值得吸取的，但是也不能不顾原则，特别是需要一种不去乱打击主动性的环境。
　　吸取外来的文化，特别是对于进入一个本来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社会，一定会变样。例如佛教入中国后，就有很大的改变，到日本又有改变。有不少专著讨论这一现象。这种改变未必就是坏事。可是总要抓住些基本的东西：例如吸取科技，大概总不能不认真作到实事求是。
　　三十年代陈寅恪审查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谈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改变，以及儒、释、道如何相互影响。然后他有这样一段话：
　　“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时之所诏示者也。”
　　所以问题不能是孤立地看如何发展科技，而是要用集体智慧与动力去摸索探讨，找出一套能善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的理论和办法，为建立一个富强安定而且人民精神舒畅的中国奠定基础。
　　和陈寅恪的审查报告差不多同时，鲁迅写了一段《重三感旧》，要“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当时便是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化学鉴原》，学英文，学日文。今天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也是应该赞美的。七、八十年的挣扎，究竟学到了一些东西，不但摆脱了列强的干涉，而且全国上上下下的觉醒，实在是前所未有的。
　　在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里(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大约太老了”，“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他说，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独独避开“现在”，因为开不出药方。又说，“将来”也要变成“现在”的；“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近年来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原则都是教大家重视“现在”。而且一部分初步的药方也开了出来，在试用着。当然“将来”如何，主要得看大家努力。在这种局面下，该可以联合起来打击“赖着混”的人，鼓励“认真干”的人吧！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