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十本书看美国人的精神世界

　　美国《时代》周刊今年第一期登载了该刊选择的美国一九八一年最佳小说五本。其中无论是约翰·欧文(John Irving)的描写残暴、不公正人生的《新罕布什尔旅馆》(TheHotel New Hampshire)，还是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幽默、冷隽的《富有的兔儿》(Rabbitis Rich)，还是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哲理性的小说《日出之旗》(A Flag for Sunrise)，都蓄溢着一种迷惘的、悲凉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读者从中可见美国当前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和愿望之一斑。
　　约翰·欧文才三十九岁，年轻时曾是美国大学队和业余田径协会的摔跤手，目前被认为是美国最年轻的从事严肃创作活动的作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是他的第五部小说。这部作品是描写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没落式微的历史和命运。温斯洛·贝里在新英格兰开设一家名叫“新罕布什尔旅馆”，后受人欺骗，将全家迁移到音乐之城维也纳。不料他在欧洲经营的旅馆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出没之地。一次，恐怖主义者的炸弹不慎爆炸，将温斯洛的两眼炸瞎。他的儿子后来又在缅因州为他购置了房产，开设了第三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然而，在西方那样堕落的社会中，他的旅馆总免不了成为强奸犯和流氓的安乐窝。温斯洛一家大多数成员的命运也是很不幸的。妻子玛丽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她是唯一把他和现实生活维系在一起的人物；大女儿弗莱妮遭到匪徒的轮奸，长期在屈辱中忍气吞声地生活；小女儿莉莉消极沉沦，沮丧不已，从十四层楼上纵身自尽；儿子弗兰克堕落成为同性恋者；小儿子和母亲一起随飞机葬身大西洋。由于父亲双眼失明，儿子将一切都向他隐瞒着。于是，温斯洛只是生活在一种虚渺的、不真实的幻境中，远远地脱离了现实。
　　小说着意描写了祖父鲍勃，他原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足球教练，讲话十分富有哲理，朦胧地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作家通过他寄托自己的思想。鲍勃有句话：“我们都犹如搭乘在一条大船上，在世界上航行。”按照他的理论，这个世界尽管危机四伏，命途多舛，但人总得有目的地生活下去。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西方社会冷酷的现实，他的这种些许的乐观精神也不得不到处碰壁，最终难逃在惊慌和不安中悄然伤逝的命运。
　　约翰·厄普代克生于一九三二年，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坛，被称为《纽约人》派的作家。他不仅写作长篇，还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鸽翎》和诗集。厄普代克是一位文体家，他善于使用适合场景的和人物的隐喻和细节描写，将美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的题材结合起来。
　　《富有的兔儿》是厄普代克一九六○年写的《兔儿，跑吧》的第三部续篇。“兔儿”是主人公安斯塔郎姆的外号。《富有的兔儿》的主题仍然是美国人的愤懑和不安。安斯塔郎姆为兜售日本丰田汽车而到处奔波，维持生计。那时正是一九七九年。美国发生能源危机，油价飞涨，生活指数直线上升。“在卡特上任的初期，他的本来十分忠诚的政治热情便开始消退，而发展成现在一种真正的信任危机。”
　　在生活中最令兔儿烦恼的是二十三岁的儿子奈尔逊的教育问题。一天，孩子突然宣布他不愿再继续大学的学业，而想到父亲服务的公司去找点活儿干干，并带回家一名已有身孕的女友。儿子行为不轨，兔儿便去寻找一个虚幻的假想中的女儿作为自我的慰藉。一次，他在车内见到一个姑娘，便认定她是他二十年前和一个名叫罗丝的女人私通而生的孩子。厄普代克以他那独特的幽默感描述了当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
　　罗伯脱·斯通在《日出之旗》中杜撰了一个正在酝酿革命的中美洲的“特肯共和国”。该共和国的独裁者在美国的支持下强迫种植咖啡的农夫离乡背井去开采铜矿，以肥私囊。小说的主人公——一位人类学教授、天主教神甫和修女对这样的现实不得不作出各自的痛苦的抉择。斯通生动地描绘了他的主人公的艰险的经历，同时，又竭力使这种经历看上去不过是“一系列类人猿的行为”而已。他让他的主人公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但总不让他们寻觅到人生的真谛。斯通在书中渲染的是一种否定一切的情绪，在他的笔下，世界是冷酷无情的，只是一个哲理的谜而已，而这种谜只有死才能解开。
　　迪·姆·托马斯(D.M.Thomas)的《白色旅馆》(The White Hotel)是一部反法西斯的小说。它描写曾受到弗洛伊德精神治疗的波兰和乌克兰血统的女歌唱家丽莎最终在巴比亚被纳粹党徒杀害的故事。
　　拉塞尔·霍本(Russell Hoban)的《里德利·沃尔克》(RiadleyWalker)描写的是二千五百年后的世界。在他的笔下，一场核战争的浩劫使人类又从零点开始。一群幸存者龟缩在埃特伯雷附近的洞穴里，设法重新创造英语和火药。作家使用的语言也和故事一样怪诞，几乎尽是与时下拼写大相径庭的文字，据说，作家是为了加强人们对于一个陌生世界的所谓陌生感。这篇作品显露出西方一部分作家和学者对人类前途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们局限于自己生活的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看不到人民和科学的力量，对于人类的命运就只能得出这样怪诞的结论。
　　菲力普·亚里埃(PhilippeAriès)的《我们的死亡之时》(TheHour of Our Death)是五本非小说类书中的一本。这本书主要探索的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问题：死亡。作者亚里埃现任巴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部主任。他研究了几千年来许多民族的文学、民间传说、墓碑、遗嘱、宗教活动、追悼仪式，将西方关于死亡的概念归纳为五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驯服的死亡”(the tame death)，从原始时代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早期。当时，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对于生命终结的态度是平静的，认为这是每个人注定的命运。亚里埃认为，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以及六世纪英国国王亚瑟时期传说中的英雄们大都有对于死亡的预感。在临近死亡的时刻，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简单而高尚的仪式，这种仪式反映了当时由信仰、社团精神和共同命运所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现实。
　　第二种模式：“自我死亡”(thedeath of the self)。这种模式起源于十一世纪，人们开始注重个人的命运了。骑士和僧侣关于死亡的理想主义的观念受到了鼓吹个人主义的人们的冲击。利欲熏心的人们希图死后仍然保留他们生前的荣耀和地位。于是，便产生了遗嘱之类的东西，嘱咐生者为其举行弥撒之类的宗教仪式，并将此作为在天堂里的投资。亚里埃说，其结果形成所谓永恒灵魂的观念——一切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僧侣从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一直在传布这种观念。
　　科学和理性主义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兴起和发展，打乱了传统的关于天意的观念；人们在心中渐渐失去了对于死亡的畏惧，从而形成了第三种模式：“遥远而逼近的死亡”(remote and imminentdeath)。这种大胆的观念打破了历史上扼杀人类自然行为的种种信仰和礼俗，给自然以强大的、不可驯服的力量——性与死亡、痛苦与享乐，使之有自由表述的机会。
　　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又改变了死亡的模式。浪漫主义的崛起使死亡与自然混合、交融在一起，成为“另一个人的死亡”(the death ofthe other)。传统的关于死亡与罪愆联结在一起的观念被冲开了缺口，于是死者不再为“末日的审判”而惧怕。死亡仅仅局限在资产阶级家庭的范围之内，只是私人的爱与恨，而不再象以前那样，一个人的死亡是一种影响社会的事件，一个人的死会引起整个社团的悼念和悲哀。
　　亚里埃认为，当今的“无形的死亡”(the invisible death)模式是十九世纪“另一个人的死亡”模式的极端表现。死亡已从社会性的礼节中解脱出来，死者交给第三者去处理、去火化，而生者的巨大无比的痛苦只局限于个人的观念之中，与公众越来越无关了。
　　亚里埃在他的著作中重视了许多不同文化对于死的观念和感情，人们可以把它作为研究西方社会演变的著作来阅读。六十六岁的亚里埃正计划利用他的余年写一部关于人类私生活的书，探讨人类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珍妮·海里斯一九八○年杀死海曼·塔诺尔医生是美国社会的一大奇闻。到目前为止，已有三位女作家试图以此为题材著书。其中七十六岁的迪亚娜·特立琳(DianaTrilling)的《海里斯夫人和斯卡斯代尔营养医生之死》(Mrs.Harris：The Death of the Scarsdale DietDoctor)成为去年十分畅销的书，也成为被推荐的五本非小说类书中的一本。
　　海里斯夫人原来是弗吉尼亚马德拉学校的校长，后来在贝德福山教养院任职。她和美国畅销书《斯卡斯代尔医学食谱大全》的作者海曼·塔诺尔过往甚密。一九八○年海里斯夫人五十七岁时，塔诺尔开始对她冷淡，而热恋上了一位三十七岁的女秘书琳·塔里福洛斯。于是，三月十日，海里斯夫人醋性突发，从弗吉尼亚家中驱车去见塔诺尔。她携带了一支左轮手枪，企图在最后会面之后自杀。不料两人见面后，塔诺尔试图夺下海里斯手中的手枪，发生了搏斗。据海里斯讲，塔诺尔医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误杀的。法官判决海里斯是蓄意杀人。而特立琳认为，海里斯的证词是可信的，她很愤怒，但并没有行刺的图谋。
　　特立琳用一种文学的笔调来叙述整个事件的经过，她施展了她的才能，在书中描述了美国社会最为敏感的、也是最为阴暗的一面。
　　《纽约人》撰稿人珍妮特·马尔柯姆(Janet Malcolm)写作的《精神分析——难以驾驭的职业》(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Profession)对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些自己新的见解。
　　她认为，人们灵魂中的下意识比以前更容易捉摸，更容易了解了，不再象弗洛伊德精神治疗刚刚兴起的时期，那时，人们接受精神治疗，犹如经历一场漫长的浸礼似的.而如今，经过长期的宣传和普及，人们接受精神病医师的治疗就象散步、理发、逛公园和上中国馆子一样地随便，而病人和精神病医师之间的关系——讲者与听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为亲密了。
　　美国读书界对马尔柯姆这本著作的关切表明美国社会中不少人由于精神空虚、生活节奏过于激烈而造成的精神性疾病已蔓延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了。
　　卡洛斯·贝克尔(Carlos Bak－er)编纂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Ernst Heming－way：Selected Letters1917—1961)以及符拉迪米尔·纳包柯夫的《俄国文学讲稿》(Lectures on RussianLiterature，Valdimir Nabokov)也在被推荐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