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坊间能见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近十种之多，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最近重版，仍是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事。此书出版三十年了(上册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一九五三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三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影响最大而又毁誉不一的一部书。它问世后就一直挨“批”，特别在一九五八年曾加罪为学术界资产阶级的“白旗”，王先生也成了当时北大闻名的四个“白旗”教授之一。到“史无前例”的浩劫十年，更添上所谓“为黑线人物树碑立传”、“三十年代吹鼓手”等恶名，其命运就更不消说了。可是一本有价值的书，特别是在某一领域带有开创性质的书，硬要把它从读者的印象中抹掉是不那么容易的。说也怪，越批似乎人们对《史稿》越感兴趣。事实上，三十年来《史稿》仍然是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的参考书，许多想对这个领域有更多了解的初学者，还是宁肯把《史稿》作为“向导”，而不满足于后来出版的一些在“左”的思潮干扰下经过严格政治裁剪的本子。海外的有关学者，也一直把《史稿》视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权威的著作之一。日本和香港还先后出版过《史稿》的译本和重版本。
当然不能说这部书足以代表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毕竟是三十年前所写的一部草创的书，现在重读，会发现有不少纰漏或可议之处。但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草创”，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领域做一种开拓性的工作。
新文学诞生后不久，就陆续有一些对新文学发展进行研究的著述。最早当数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写于一九二三年，其中《文学革命运动》一节，回顾了五、六年来新文学的发难过程，虽然免不了有改良主义观点，但却是认真地要为初试啼声的新文学作“史”了。到一九二八年，陈子展应田汉之邀在南国艺术学院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讲座，后来将讲稿改写出版，就是《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曾与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并列称誉于读书界，但主要仍是介绍近代文艺思潮的沿革变迁，只小部分涉及新文学创作。一九三二年周作人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内容着重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汇通，也并非专门考察新文学的发展过程。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有意识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史料和作品给以“整理，保存，评价”(赵家璧《前言》)，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大作家分别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各集作序，对新文学初期各类文体成果进行评述，实为文坛盛举，其中不乏精辟之作，但终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三、四十年代还出版过一些较成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著述，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九三三年)，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一九三五年)，蓝海的《抗战文艺史》等，也都只能介绍新文学发展的某一段，而且更多地带有当代文学评论性质。撰写历史，总是需要拉开一段时间距离。解放前出现的这些著作，或可看作现代文学史滥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无论理论上、方法上都还不可能对新文学的发展作出完整系统的总结和科学历史的说明。真正把“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的文学现象作为一个完整的时期来考察，是解放后从王瑶先生的《史稿》开始的。
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王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们热情要求添设新文学史一段，翌年王先生就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当时一般大学中文系还存在浓厚的尊古风气，学生入门仍然以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为先导，所学的主要是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文学课也是详古略今，到明清就少讲了，“新文学”当然是排不上号的。王先生那时三十七、八岁，在中古文学特别是陶渊明研究方面已颇有建树，却敢于另辟新径，开这么一门没有地位的课，自有眼光和勇气。当时开课并没有什么凭依，要在浩茫的文学史料中爬梳葺理，找出一条线索，形成讲课的体系，是很不容易的。不过王先生早年当过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受朱先生的影响，除了研治古典文学，对新文学也一直比较留心并熟悉，因此他能在短短时间内就开出新文学史课。一九五0年后教育部规定各高等院校中文系把新文学史作为基础课，王先生由讲义修改的《史稿》就正式出版，一时成了许多院校采用的教材，很受欢迎。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史稿》还是很放得开的。著者敢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正视现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重大文学现象，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反映这些现象。全书给作为主流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以充分的评述，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也力求作出客观的评价，甚至其他一些文学也有所论及。如此书高度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它影响下出现的一大批新型的作家和创作，从史的角度作了详尽的评述，并以《讲话》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一个标志。后来许多著作也承认并沿用了此种写法，不足为奇了，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突破。《史稿》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注重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简单地以政治结论或作家阶级属性的划分去代替创作的评论。对于革命作家，客观地总结其创作道路上的得失；对于有过较大影响而又有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作家，也并不回避或一笔抹煞。如对革命作家蒋光慈的评述，肯定他是“提倡中国新兴文学最热心”的作家，“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发生了相当好的作用”；同时指出“蒋光慈式”“革命加恋爱的作品”“多半出于主观的想象，热情多于体验”，也有“公式化”的不好的影响。又如对胡适的评述，既介绍他作为文学革命发难者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其改良主义的局限性；既肯定《尝试集》“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早年甚至“曾经有过一点‘尝试’的进步思想”，同时又揭示他最终作为右翼知识分子向封建文化妥协的过程。再如对徐志摩的评述，指出他诗歌中个人主义也曾经是“向上的市民的要求”的反映，不过在五卅后的社会现实中碰了壁，内容就日趋贫乏了。认为徐“从高昂的浪漫情调到轻烟似的感伤，他经历了整个一个社会阶段的文艺思潮”。并肯定他“在写作技巧上，是有成就的，章法的整饰，音节的铿锵，形式的富于变化，都是他的诗的特点。”象这种评述，都比较恰如其分。此书不但重点评价了大作家，也评价了中、小作家，不但充分肯定了革命作家、民主作家，也给别的一些对新文学有过贡献而又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以一定的地位。全书所论列的作家达三百五十余人，在迄今出版的所有现代文学史中仍是涉及作家量最多的一个。当然不是说所论列的作家越多越好，问题在于是否尊重历史。现代文学是由多种复杂的成份构成的，如果所论及的作家仅限于革命作家和一部分民主作家，又缺少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那又怎么能反映文学史全貌呢？事实上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特别是以对《史稿》“纠偏”的姿态出现的某些著作，所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涉及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少，对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不作细致的分析，有的干脆撇开不谈，实在都是不正常的趋向。
《史稿》与后来出版的一些文学史相比，还比较注重考察文学现象的历史联系。王先生一直认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是两者的统一。因此文学史研究不等于一般文学鉴赏或文学评论，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一个个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考察它广泛的、纵的和横的历史联系，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中外传统的文学成果有哪些联系，对于当代和后代文学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判断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史稿》对这一历史的方法不能说已经运用得很好，但确实显示了其努力的方向，这对于文学史编写是不无启发的。如对新文学初期新诗创作的概述，就指出何以“新诗算是最早结有创作果实的部门，这原是含有一点战斗意义的。因为小说还有水浒红楼可以借镜，而韵文又是旧文学自以为瑰宝的，文学革命一定要在诗的国土上攫有权力，那才算是成功，不只是‘通俗教育’的玩艺儿。这样，诗就做了新文学的先锋，因而所受到的攻击也就最多。”这就把一种文体所以在一定时期特别受重视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说明了。接着又通过一些诗人诗作的评述，指出“当时作新诗的人多少都有点这种心境，是为了向旧文学示威”，写作时也互相配合，所以内容上形式上都有某些共同的倾向，如很少无病呻吟或申诉个人怨苦之作，多方尝试自由诗也带来一些轻视形式的混乱等。随着现实的发展和诗歌形式本身发展的困扰，特别是由于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又先后出现小诗、格律诗等，“形式的追求也就有了它正面的意义”。这种论述就将某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衍变过程交待比较清楚。又如二十年代中期出现过一种“乡土文学”作家群，其他各种文学史几乎都没有怎么注意过，顶多对其中作家分别作过一些评论，此书却探索了产生这个作家群的具体社会原因，他们创作上彼此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他们在取材上手法上所受鲁迅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这种写法，也使人对某种流派的广泛纵横的历史联系和面目有较完整的认识，给人以“史”的概念。
也许正是为了突出这个“史”字，此书在体例上采用了以文体分类来安排章节的写法。全书分四个时期，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左联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抗战前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每一编都先有一章，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思潮、社团、论争等作总的概述，然后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分章论述，介绍各种不同流派、倾向的作家和作品。这种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的文学史写法不是没有缺点的，它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家完整的了解。因为事实上不少作家可能同时在多种文体上卓有成果。但这种体例的优点是便于评述各种文体的沿革变迁，有利于展示一时期创作的总貌，也有利于从中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因为每一文体除了同其他各类体裁有文学作品的共同性之外，还有它自己特殊的问题与规律。如新诗为何作为新文学的先锋而又成绩较小？恐怕就有音节格律等方面如何探索新形式的比较困难的问题。五四时期为什么散文小品的成功能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也跟这种文体比其他体裁更便于取法传统与外国的形式有关。《史稿》采用文体分述的体例，就较好地照顾到各种体裁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又较全面地展示创作上不同的风格流派。对于上面说的这种体例影响到对作家完整了解的缺陷，《史稿》也采取了某种补救措施，如评述某个作家所最擅长的文体方面的成就时，又概略地介绍一下他在别的文体上的成就及其基本的艺术倾向。《史稿》的体例不见得是最完善的，但和后来出版的一些单纯以作家分章节，或者以文艺运动分章节的文学史写法相比，显然有其长处。文学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文学历史现象(作家作品、文艺运动、文学思潮等都是文学现象)的综合考察来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因此既不能只着重少数重要作家的评传，把文学史当成“作家论”的汇编；也不能把一切文学现象都作为文艺思想斗争的图解，用单纯的文艺思想斗争史来代替文学史。当然，到底采用什么体例写文学史为好？是很难定于一尊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探讨。这几年新编的某些现代文学史(如唐弢、严家炎主编，集体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先生曾参加撰写并审稿)吸取了《史稿》体例上的某些优点，又避免其缺陷，在同一本书中，有的以作家立章节，有的以文体立章节，有的以文学运动或思潮立章节，有的以文学社 团、流派立章节，主要以各种文学历史现象的重要程度为依据，就显得更为灵活而合理。
《史稿》还有其他一些长处也是后来一些文学史所不及的。如很注重艺术分析，力求对各个作家创作的主要风格特征作出简明而又准确的概括。其中也不时引述前人精辟评论，但又有撰述者自己的辩识、自己的声音。往往三言两语，曲中筋骨，给人印象很深。如评述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三位合出《汉园集》的诗人，“都注重文字的瑰丽，注重想象，重视感觉，借暗示来表现情调”，但李诗“朴实浑厚，那精神似乎即是散文的”，何诗则“比较华丽，而且散文中也染着他的诗的风格，但诗也不象卞之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富于忧郁和哲理”，卞诗则“‘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象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引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但同时也带来了晦涩”。这种言简意赅的艺术评点，也显示了文学史家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明利的目光。另外，由于在艺术分析和作其他评述时都经常旁征博引，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网织许多原始材料，也使《史稿》具有资料比较丰富，视野比较开阔的特点。
这部书写在民主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欢欣的气氛中，很显然打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里面充溢着撰述者向往革命和新生活的可贵热情，有时也招致某些以感情代替科学思辨的缺失，如下册对解放区群众创作的发掘和评述如上所说是有突破的，但其中有的止于颂赞，放宽了“入史”的标准，某些实在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和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也作重点写了。而对国统区的某些政治态度较暖昧的作家则止于谴责，以政治评判取替艺术分析。掂掂全书的份量，下册显然不如上册写得殷实。上面所谈的一些优点长处，在全书也并不平衡，有的章节仍嫌粗疏。
重版的《史稿》，于语句之间略有补削，体例框架一仍其旧，只删去原下册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部分，增入新作的序言。王先生在重版《后记》中说：“我想此书如尚有某种参考价值，其意义也不过如后人看‘唐人选唐诗’而已。如《河岳英灵集》等不选杜诗，偏颇昭然，但后人之所以仍予以一定重视者，盖可以从中觇见当时人之某一观点而已。”这当然是谦冲之辞。《史稿》就是放到今天同类书籍中，也还是一部比较有史识，有史笔，又有个性特色的文学史专著。重读《史稿》，不但可以从中追寻现代文学研究开拓者的足迹，还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文学知识，引发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一九八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