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海泽(Paul Heyse，一八三○——一九一四)是德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上世纪后半期曾享有“慕尼黑诗人之王”(Der Münchener Dichterfürst)的美誉。人们授予他诺贝尔奖金，是“颂扬他作为抒情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和世界闻名的中短篇小说家，在长期创作生涯中所显示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的艺术才能”。在德国文学史上，保尔·海泽的名字应该讲是很难抹去的。
然而，在今天的德国，保尔·海泽却几乎被遗忘了，一般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国家曾出过这样一位大作家，更不用说读他的作品了。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但在中外的文学史上也并不罕见。
保尔·海泽多才多产，一身兼为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从中学时代开始写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作品异常丰富，计有：长篇小说九部，中、短篇小说一百八十余篇，戏剧近七十出，此外还有大量的抒情诗和政治诗，以及相当多的文艺论文、回忆录、日记和与其他作家如冯塔纳、凯勒、施笃姆的文学通信等。不仅如此，海泽还是一位成就蜚然的翻译家，翻译出版过西班牙和法国的诗歌，意大利的民歌、童话、喜剧和小说，以及玛基雅弗里、奥里约斯托和莎士比亚等一系列重要外国作家的作品，其译著不仅得时人好评，至今仍有价值。最后，在一八七一至一九○的三十二年间，他编选出版了《德语中短篇小说宝库》、《外国中短篇小说宝库》和《新编德语中短篇小说宝库》，三套选本加在一起多达六十二卷，可以说集德国和世界中、短篇小说之大成，其贡献与功绩，也不可低估。
在德国文学史著作中，保尔·海泽的名字通常总与所谓“慕尼黑作家集团”联系在一起，创作被认为体现了这个集团的思想和美学观点。一般地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慕尼黑，与该集团成员特别是它的精神领袖盖贝尔关系密切，思想和创作自然不免受其影响。所谓“慕尼黑作家集团”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其思想倾向和美学观点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悲观失望和逃避现实的反映；加之慕尼黑当时还是个行会手工业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落后的城市，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该集团成员中的小市民气也比较重。盖贝尔个人的政治态度更加保守，一八四八年以前即反对进行革命，热衷于鼓吹中世纪的君主制。在美学观点上，他主张“纯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反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更鄙视革命前后产生的政治诗歌。所以，慕尼黑的作家们当时大多倾向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海泽的创作，特别是晚期的创作，的确反映重大题材的极少，也存在过于讲求形式美的毛病和较浓厚的小市民气，这些无疑都与盖贝尔等的影响和保守的环境有关。
不过，海泽作为思想敏锐的天才，早年受过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的熏陶，艺术上向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想，政治上坚持民主主义的信念，与盖贝尔等又有着显著的差别。他早期的成功创作，与慕尼黑其他作家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保尔·海泽创作的总的情况即如上述。但是他作为一个多才而多产的作家，在不同体裁和不同时期的成就十分参差不齐，所有作品在他生前虽然都一样得到推崇，其真正价值和生命力却很不一致。
海泽写过大量抒情诗，早年创作受浪漫主义诗人艾辛多夫影响，其后转而师承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形式和风格都多所借鉴，加上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作品也曾传诵一时，被布拉姆斯和舒曼等一百多位著名作曲家谱过曲。可是，海泽的抒情诗缺少独创性，因此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今天看来价值已远不如他所完成的外国诗歌的译著。
海泽的戏剧创作同样对德国古典戏剧以及奥地利大戏剧家格里尔帕策的创作亦步亦趋，个性模糊，加之又多以古代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法国等异域题材为内容，在六十多部剧作中涉及德国现实生活的仅《汉斯·朗格》和《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等两三部，整个说来意义也不大。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保尔·海泽基本上遵循青年德意志派的古茨诃夫和施毕尔哈根的路子，但却被认为没有达到前者的深刻哲理性和后者的政治尖锐性，成就也很一般，九部长篇小说里仅《世界的孩子们》(一八七三)和《众峰之上》(一八九五)这两部较有价值。前一部揭露教会的伪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塑造了一个被视为“现代达尔丢夫”的伪君子典型；后一部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学，鞭笞了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
用以上几种体裁，保尔·海泽都未能创作出具有长远和巨大价值的杰作，其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一，形式和风格方面因袭多，创新少；二，内容和题材脱离现实，缺乏社会意义。
在保尔·海泽数量巨大的创作中，只有Novelle这种体裁的作品成就突出，一些优秀代表作在德国和世界上都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在今天更是他的唯一还保持着生命力的作品。
Novelle一词源出意大利语，本来指的是结构严谨、篇幅比较短小、以一个完整的事件为内容的散文体小说，如象卜伽丘的《十日谈》里的那些故事；我们一般将这个词译作中篇小说。十八世纪末，Novelle这种体裁连同其名称一起由歌德等人引进德语文学，在往后的一百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学样式。在保尔·海泽进行创作的年代，德国的Novelle正好发展到了最高峰，真可谓名家辈出。这样，他不但可以向歌德、霍夫曼、克莱斯特、蒂克等前辈借鉴、学习，更可以与同时代的凯勒、施笃姆、迈耶尔等取长补短；他长期与凯勒、施笃姆等通信，进行创作问题的探讨、切磋。通过对于Novelle这种体裁的认真研究、深入思考，保尔·海泽在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德语中短篇小说宝库》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对自己的理解作了系统而生动的阐述，提出了有关Novelle创作的著名的“猎鹰理论”。
德语的Novelle，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作家笔下，写法累经变迁，风格各式各样，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篇幅方面，一般为三万字左右，但长却可到十万言，短则仅几千字，因此译作中篇小说有时也不尽恰当；在内容方面，按照歌德和同时代的施雷格尔兄弟的意见，德语的Novelle(以下我们姑且译它为中短篇小说)的内容应该是“奇特的”(merkwürdig)、“罕见的”(seltsam)、“独特的”(einzigartig)和“闻所未闻的”(unerh
rt)等等。保尔·海泽继承了歌德和施雷格尔的这些主张，并以《十日谈》中第五日的第九个故事为例，对中、短篇小说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十日谈》的每一篇故事前，都有一段梗概全篇的开场白，第五日第九个故事前的开场白为：“费得里奇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保尔·海泽就根据这一段开场白，阐明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要求每一个作者都经常向自己提出问题：
“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它成千上万篇故事的独特之点在哪里？”
在实际创作中，保尔·海泽显然实践了自己的“猎鹰理论”。他虽然也曾向歌德等前辈借鉴、学习，与同时代的凯勒等取长补短，从自卜伽丘以来的外国中短篇小说大师如梅里美、莫泊桑以及屠格涅夫等的创作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营养，但更重视的，却是发挥独创精神，努力地培养出自己的“鹰”。因此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一些代表作，立意构思都那么新颖别致，结构谋篇都那么匠心独运。渐渐地，保尔·海泽便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风格：他既不同于典雅宁静的歌德，更不同于神秘诡谲的霍夫曼，也与深刻细腻的凯勒和凄清柔美的施笃姆大异其趣，而是明朗、和谐、优美。整个说来，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同时又富于戏剧性和浪漫色彩，每一篇较优秀的作品都自有其引人入胜和出人意表之处，也就是说有它自己的“鹰”。在德语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保尔·海泽称得上独树一帜，占有着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享有“中、短篇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之称的凯勒，认为海泽在Novelle这一体裁内“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冯塔纳，称赞他是自己时代“最富于创造力的天才”；十九世纪丹麦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则把他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与霍夫曼和梅里美比美；一九一○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时的授奖词，特别强调指出他是“世界闻名的中、短篇小说家”。
保尔·海泽在不同体裁创作中的成功与失败，再次给人一个启示：对于文学写作来说，有无创造性关系非常重大。而他要求每篇作品都得有自己的“鹰”的主张，应该讲不仅仅适用于中、短篇小说，也适用于其它文学样式。他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因为有自己的“鹰”，有独创性，所以取得了成功；反之，其他体裁却失败了。
上述有关艺术独创性的分析，说明了保尔·海泽不同体裁的创作的成败的原因，可是还没能完全解释本文一开头指出的那个反常现象，即象海泽这么位生前享有盛名的大作家，死后何以竟遭到人们的忽视和冷淡。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海泽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大背景下，从他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总倾向中去找。下面我们就以海泽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中、短篇小说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就内容而论，海泽小说的题材不论是古代的或是现实的，不论是写意大利的或是写德国的，无例外地都力求发掘出人性中的善和美。因此，他最常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纯真的爱情(如《犟妹子》)和无私的友谊(如《台伯河畔》)，有时还歌颂舍己助人(如《死湖情澜》)和杀身成仁(如《安德雷亚·德尔棻》)这一类的壮举。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心地纯善、气质高尚、独立不倚、热爱自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正面形象。在海泽塑造的正面人物中，显得多而突出的又是妇女。他笔下的妇女的优点往往还不仅是一般作者所描写的美丽、温柔、善良，而是或独立不羁如《犟妹子》中的劳蕾娜，或敢作敢为如《特雷庇姑娘》中的费妮婕，或聪明贤慧、忍辱负重如《失去了的儿子》中的海伦娜夫人。这样一些妇女，她们在生活中不再是男子的附属品，而是生活的主宰者。尤其是海泽作品中的意大利妇女形象，更为人称道。凯勒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写给他的信中说：“您在这些意大利少女身上，塑造出了一种具有古代人式的纯朴和真挚热情的光辉典型，赋予这些单纯的自然肌体以热烈绚丽的色彩，从而产生出了特殊的魅力。”此外，海泽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不少还来自下层。海泽之所以常以在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妇女和下层人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因为他认识到，人性中的美和善多存在于他们身上。在一篇题名为《比萨的寡妇》(一八六五)的小说里，保尔·海泽明确地宣称：“我从来不能塑造一个身上没有某些可爱之处的主人公，尤其是从来不能塑造一个女性形象，自己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爱上了她的……有足够的人宁肯去写丑恶的东西，让各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言下之意，他对丑恶的东西不屑于表现，更不用提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了。所以就不奇怪，他的小说中虽也触及人性的恶的一面，诸如剥削阶级的伪善、自私、贪婪、残忍和凌弱谄强等等，但都只是作轻描淡写的讽刺，以及他所宣扬的美与善的陪衬而已。由于同样的原因，海泽小说中出现的恶人坏人，诸如警察局的密探、妖艳堕落的贵妇、为富不仁的商贾以及教皇和他身边的教士等，多半都只象漫画人物似的粗粗几笔勾勒了出来，仅起着衬托正面典型的作用。
保尔·海泽创作中这种重在追求善与美的总倾向，固然是他坚持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表现，与他早年受歌德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影响有关，一般地讲并非什么大缺点，但是却暴露出了他在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某些片面性。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已逐渐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资产阶级中道德沦丧，大城市里“恶之花”漫生滋长，在这种情势下，以暴露、批判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为特征的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遂蓬勃兴起，以反映被扭曲了和异化了的人性的各种现代主义也相继行世，顺应了对世界和人生感到厌倦失望的人们的心理需要，而一味追求美和善的海泽，便失去了现实的立足之地，堕入了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难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与自然主义者的争论中，海泽会被人攻击为“因袭传统者”(Epigone)，“已经过了时”等等。就这样，保尔·海泽渐渐地被人忽视和遗忘。对于一位名重一时和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来说，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并不偶然，原因在于保尔·海泽所坚持的是一种已经过了时的理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泽的创作本身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他那追求善和美的理想，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里的确是过时了，但对未来的时代和其他地方的人们就未必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他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德国的慕尼黑等地又举行过纪念活动，出版了一些他的作品的新选本。在我国，他的以歌颂纯真执着的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犟妹子》、《安妮娜》和《特雷庇姑娘》被介绍过来以后，也得到读者喜爱，因此年内还将有一个包括他主要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选问世①。我们在读他的小说时，诚然不会象读与他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那样心灵受到剧烈震撼，获得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深刻认识，但却可以得到情操的陶冶和艺术的享受。而从保尔·海泽的生平与创作、成功与失败以及生前与死后的不同际遇中，作家们更可以吸取经验，获得启示。
① 此小说选将由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特雷庇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