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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星煜先生的《中国戏曲史钩沉》出版了。赵景深教授在本书序言中写道：“(蒋星煜)不仅长于戏曲史，也长于中国历史；不仅看过一些与戏曲史有关的著作，还看到了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容易看到的一些罕见的戏曲善本、诗集、文集，甚至方志和家谱。所以他写的戏曲论集，每每呈现异彩”。此说并非虚语。
　　关于戏曲声腔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对浙东实地调查及对古籍的研讨，勾画出“调腔”的源流与现状、艺术特色与剧目等较全面的概貌，很有说服力。对徽剧声腔的形成及其影响，对凤阳花鼓的演变与流传均作了要言不繁的阐述。而对昆山腔的形成及其发展的研究，则下了更深的功夫。对昆山腔的形成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我认为昆山腔的基础只能是昆山当地的歌、舞、剧，昆山腔在发展过程中把吴歌、滑稽、三反语、角抵、伎乐等艺术形式作了综合和提高，形成了内容丰富、风格和谐的戏曲声腔。”(《昆山腔发展史的再探索》)关于昆山腔的形成，过去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昆山腔系魏良辅所“创”，将之归结为个人行动；另一种认为昆山腔系由海盐腔发展而成，单纯强调外来原因。后来周贻白先生提出昆山腔系由“昆山土戏成长”而成(《中国戏剧史讲座》)，但未细加申论。本书的见解比上述各说显然进了一步。其实，弋阳、余姚、海盐、昆山等所谓“南戏四大声腔”，都是在当地流行的“南戏声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声腔，它们既不是某一个人的创造，也不是由一种声腔取代另一种声腔，而是同时在发展变化，成了争妍斗艳的著名声腔。
　　对清代几个戏曲作家的研究，写得很精彩。裘琏、黄之隽、夏秉衡、黄燮清等人，在当时影响都相当大，黄燮清的剧本近年还在香港等地上演。但是近人对这些作家都未作过专文研究或介绍。蒋星煜先生对裘琏及其《四韵事》杂剧、黄之隽及其《语堂乐府》、夏秉衡及其《秋水堂传奇》、黄燮清及其《倚晴楼传奇》作了广博而审慎的考证和评述工作。使我们对这几位在清代有一定代表性的戏曲作家的生平事迹、著述交游及戏曲创作成就有了一个较完整的认识。在介绍这些作家的戏曲创作时，本书作者非常注意他们各自的特点，力求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如：认为裘琏四个短剧在题材上是有所发掘的，从戏曲效果来说，则只有《集翠裘》一剧比较成功，其他三剧都是平淡的“文学本”，“但是，清初避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而去写古代诗人墨客，并且希望因此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则裘琏和他的《四韵事》是有代表性的”；认为黄之隽传奇《忠孝福》和杂剧《四才子》都能多次演出，这在清代的剧作家中是不可多得的。对黄燮清的评论则更有见地，认为他对当时深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反映了，但仇视农民起义；他对许多历史题材的处理都有一点新意，但这种新意有时却抹掉本来具有的反封建意识；他在艺术性上成就出思想性还高些，基本上是场上之曲而 不是不能演出的案头之曲。这些评述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不应忽视对戏曲史二流、三流作家的研究，要挖掘出这些作家及作品的最有特色的成就，从而不断完善我们的戏曲史。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钩沉》作者对一些戏曲本事、书目、人物的考证有特殊独到的见解。如对《十五贯》中所写周忱的历史原型及明清小说戏曲中的王翠翘故事的介绍，一方面说明了该艺术形象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进而说明“戏曲是艺术，历史是科学”，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又如对《点鬼录》、《点鬼簿》与《录鬼簿》的考证，难度确实较大，但论文作者的引证却很扎实，首先从《南濠诗话》论证《点鬼簿》，然后从《南词叙录》论证《点鬼簿》，继而从凌刻《西厢记》论证　　　　　《点鬼簿》，再而又从《剧说》、《易余籥录》论证《点鬼簿》，最后得出“难以否定《点鬼簿》一书的存在”的结论。作者通过这一项考证，提醒搞古代戏曲研究的同志，不能在未搞清问题时，就过于轻率地下断语。再如对有关《桃花扇》的考证，也有了新的成绩。蒋星煜先生对以往所有校注本《桃花扇》未注出《桃花扇·本末》中所言“刘雨峰”一人表示不甘心，以后终于考查出刘雨峰其人，并发现了他的有关孔尚任以及吟咏《桃花扇》的一些诗歌，从而提出关于《桃花扇》三易其稿的迹象，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生动的考证。
　　通读《中国戏曲史钩沉》，便可以看出作者在治学方面的特点。一是注重调查，重视第一手材料。二是博览古籍，肯化很大的劳动从浩瀚的书海中“钩沉”史料。三是严于自省。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自己的一些论点曾引起一些争论，如今结集时，在学术问题上坚持鲜明的论点，但对争论过程中有时所表现的比较生硬的态度，都作了适当的修改。正是由于这些优点和特征，引起了我评论和推荐这本集子的兴趣。
　　一九八三年一月七日
　　(《中国戏曲史钩沉》，蒋星煜著，中州书画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1 .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