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问

　　编者按：刘再复同志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之后，引起许多同志的兴趣和思考。为了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发展，我们拟就了几个读者所关心的问题，请刘再复同志作进一步的阐述。
　　(1)你的论文旨在提倡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那么，你为什么不提“多重组合”，而提“二重组合”？
　　所谓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从性格结构上说，指的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典型的性格二极性特征。也就是说，这种典型不是单一化的，而是包含着肯定性的性格因素和否定性的性格因素，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真实、生动的性格形态。这种二极性与多重性并不矛盾。因为二极性的具体表现是无限多样的，例如美——丑，善——恶，悲——喜，崇高——滑稽，勇敢——怯懦，圣洁——鄙俗，高尚——卑下，忠厚——圆滑，温柔——刚烈等等。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典型，其性格的构成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它们往往以其二极性的特征交叉融合，构成一个多维多向的立体网络结构。因此，从性格表象来看，典型性格则又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性格侧面的整体，类似一个圆球，它既不是线性的善恶并列结构，也不是平面的双色板。这种道理并不难理解，正象心理学上有所谓情绪的二极性，如悲——喜，爱——恨等，但是，由各种情绪因素构成的人的复杂情感状态则是多维的立体结构，它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用明确的概念语言表达，说不出是悲是喜，是爱是恨，它是一个复杂感受的集成体，甚至是一个万千情感的集合体。
　　从哲学角度看，所谓二重组合原理是对典型性格的内在矛盾性的抽象简化处理之后所作的通俗表述。它企图向人们表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层次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性格内在的矛盾性。即人在自己性格深层结构中的动荡、不安、痛苦、搏斗等矛盾内容。通过这种揭示才能把握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同样的道理，没有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就不能个性化地把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关系的冲突表现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也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所谓立体感，所谓多侧面，这是人们都一致承认的人物典型化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承认，它的内在机制是性格内部的对立统一运动，在各种性格因素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产生的立体感和多侧面，才是真正的典型化要求。当我们对那些优秀的人物典型进行抽象的简化处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性格内部的运动轨迹，发现矛盾双方的存在，发现它的二重性的特征，这样我们就找到“二重组合”的表述方式，以此通俗地概括典型性格的内在机制。
　　如果不能揭示性格内在结构的特征和典型性格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就不能真正地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可能在追求性格的多侧面时只反映了性格表象的某些特征。
　　(2)现代的世界文学中已出现不少小说，这些小说几乎看不到人物性格，只看到人物的内心活动，意识活动，对这些作品你作怎样的评价？这类作品的人物是否也存在着二重组合？
　　我国当代一些生气勃勃的小说作家，他们不安于现状地努力探索，相当一部分作家已开始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图景，即通过人物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来刻划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我觉得这种探索正是我国新时期小说富有生气的一种表现。小说形式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形式，而不必反被自己所创造的已有的形式束缚死。作家的探索带有实验性，因此，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没有一个人宣称他们的实验性的作品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我觉得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在创作方法上作些实验性的探索是应当得到鼓励的，当然也应当允许人们对他们的实验进行积极的、科学的分析和评论。我觉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大体上经历了三个“美的历程”。第一个历程，是以情节为作品重心的阶段，可称为“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这个阶段的小说基本是以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以外部事件作为作品的动力，尽管也刻划人物，但是人物性格不是作品的重心，而只是为作品的主题观念和故事情节服务的工具。而且，即使作品中出现一些较吸引读者的人物形象，也都是带传奇性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真的人物。他们往往是现实生活的“特例”。这种传奇性的人物，性格基本上都是类型化的，说不上美学意义上的二重组合，因此，这些人物形象总是处于一种较低的审美价值层次。我国小说经历过这个幼稚阶段，而且相当长。第二个历程，作品重心从情节转移到人物，这个阶段可称为“人物性格的展示阶段”。这个阶段的小说以刻划人物性格为主导倾向，人物不再为情节、故事服务，而是情节故事为人物服务。人物的性格、命运上升为情节发展的杠杆。而且，人物也不再是传奇性的人，而是现实中真实的人，平常的人，带有普通人的特性。这种人不是超越现实的人的特例，既不是超人，也不是魔鬼，这些人的性格是二重组合的。这个阶段的作品故事情节也不再离奇，往往就是日常的生活场面。总之，这阶段，故事情节的刻划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对人的性格刻划进居到主要地位。我国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期的杰作，而到了《红楼梦》才真正地进入第二阶段，才从写离奇情节到写日常生活，才从写传奇性的人物转入写普通人物，才真正把作品的重心转到写人。它的划时代意义正是在这里。聂绀弩老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人书”，这是非常精辟的。世界上的伟大作家，在这个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多元化的阶段，它写人的进一步深化，进一步由外到内，以描写人的内心图景为重心。可称为“内心世界审美化的展示阶段”。这个阶段比起第二阶段来，已彻底摆脱作家讲故事的格局。作家不直接去再现人物的环境、人物的行为、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由作品中的人物自身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表现，或坦露。即通过描写人物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受、自由联想、感情冲突、心理冲突等等直接地展示人物的内心图景，在展示中，也看到人物的经历，人物所处的环境，人与人的关系，但主要的是使人们看到人物灵魂深处的矛盾内容。对这种作品的美学评价是看其人物内心图景展现的深广度，而不是象第二阶段那样考察其性格的典型化程度。第二阶段的作品，如《红楼梦》也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但是它还是由作家出面去再现、描摹和评价，而不是由人物本身去直接表现、坦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阶段小说作品的重心和手段与第二阶段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把性格的概念广义化，把内在的心理活动看成性格的表现，那么，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性格进入深层结构的表现阶段，而且是通过人物自身的意识活动来表现的阶段，因此，在广泛的意义上，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也适用于第三阶段。当代世界上已有许多作家进入这个阶段，而且出现一批很优秀的作品，如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等。我国有些作家已开始注意到这种方法，如王蒙的《蝴蝶》、《杂色》等。恩格斯所说的：“古代作家的性格描绘在我们的时代里是不够用的。”(《恩格斯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38页)恐怕也正是他预见到“人物性格化展示阶段”还要往前迈进。
　　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主要还是着眼于第二阶段。因为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国文学还处于第二阶段。尽管有几位作家已开始第三阶段的探索，但主要还是立足于第二阶段的创作实验。而且有的作家自身的创作过程就经历这样三个阶段，或在后两个阶段上来回往复。情况远比我们作静态分析复杂得多。
　　(3)文学作品中有些人物的性格是二重组合的，有些则不是，那么，你为什么把“二重组合”作为一种普遍性“原理”？
　　我们说要塑造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要求人物性格是一种一元化的二重组合形式。这不意味着在一部作品中只能写二重结构的人物，不能写单一性格结构的人物，不能说只允许阿Q的存在，不允许小D、小尼姑的存在。尽管现实中的人，其性格都是正反两极组合成的性格张力场，但是，有限的艺术作品不可能把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充分表现出来，作家往往在有限的篇幅里，只写了人物的一面，或只写了人物性格的表面。这样就形成性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层次。西方小说美学所规范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并不是说不能写扁形人物，或扁形人物完全没有性格美，而是相对地说，圆形人物比扁形人物处于更高的审美价值层次上。扁形人物也可以成为典型，但一般都是类型化的典型，审美价值较低的典型。典型的模式，依照其性格结构，大体上可分为四种：(1)单一型性格：性格结构只有一极，它表现出来的只有单一的性格特征。例如，《水浒传》中的戴宗，只是个“神行太保”，他的行为处处都表现出“神行”的特征。还有象“白衣秀士”王伦，他的性格只是单一的“褊狭”性格。(2)向心型性格：这种性格模式，是多种性格特征同时围绕着性格核心的组合形式。这种性格比单一化性格丰富一些。例如武松的性格，他的勇武，是通过其他各种正面的性格特征的合力而构成的，这样，他的勇武与一般的简单的勇武就不同。金圣叹在评论武松的性格时说：“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武松的英雄性格是多种英雄性格的集合。我国《红楼梦》之前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人物，很多是属于这种性格模式。例如曹操、关羽、刘备、诸葛亮，他们的性格都是向心型结构的。以曹操而言，曹操性格特征是多样的，他的性格核心是“奸”，而围绕奸，他又表现出多智，多疑，爱惜人才，有雄才大略等特征，因此，性格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3)层递型性格。这种性格结构，是性格从纵的方面逐步发展，有一个逐步演变推移的过程。这是因为性格处于外在的、尖锐的矛盾环境中，这种环境迫使性格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形成性格运动的若干层次。这种性格也可以写得很丰富，但丰富的源泉不是性格内在的矛盾，而是以历史的或者现实的外部冲突为动力的。例如，高尔基作品《母亲》中的尼洛夫娜，就是这种性格模式。这种性格，与那种单一的、凝固化的性格不同，她的性格世界是一个动态世界，这个世界有波澜，有发展，有互相关联的辩证运动过程。但还不属于二重组合。(4)对立型性格。这种性格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重组合，是性格正、反两极的对立统一。这种性格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人的性格真实，揭示人的性格运动的内在矛盾性，因此，能表现得最动人心魄。哈姆雷特、贾宝玉、阿Q就是这种性格。因此，它属于性格美的最高的一个层次。文学上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性格，都属于这种性格组合模式。我们所讲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就是作家通向这一最高审美层次的一种桥梁。因此，二重组合原理，对于创造较高审美层次的典型，带有普遍的意义。
　　(4)你在论文中提出应当把审美理想与道德理想区别开来，这就是说，观察人物性格应当有一种审美眼光，这个问题你能再进一步谈谈吗？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我们的观察的确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审美眼光。所谓开放性，就是应当超越狭隘的、封闭式的世俗眼光。例如，在一般道德范围内，惩恶劝善的眼光是合理的，但是，在审美范围里，如果还仅仅是这样的眼光，那就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人物要么是善，要么是恶，非此即彼，可是，这样人物形象就会变成抽象的寓言作品。而开放式的审美眼光，则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既站在现实的地上，又要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审美观察点上，把人看成审美对象。一旦将人看成审美对象，那么不管是什么人，其内心世界都可以具有审美意义，都可以获得道德价值之外的一种审美价值。
　　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很不相同。席勒在《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矛盾》文中说：“譬如偷窃就是绝对低劣的，……是小偷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从审美的角度说来，他将永远是一个低劣的对象。……但假设这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凶手，按道德的法则说来就更应该受惩罚。但在审美判断中，他反而升高了一级。……由卑鄙行动使自己变成低劣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罪恶提高自己的地位，从而在我们的审美评价中恢复地位。……我们面对可怖的大罪大恶时，就不再想到这种行动的性质，而只想其可怕的后果。……我们立即不寒而栗，所有细致的鉴赏趣味一时都销声匿迹。……简言之，低劣的成分在可怖成分中消失了。”鲁迅先生曾说，他希望他的敌人是狮虎鹰鹫，而不要是癞皮狗。尽管狮虎鹰鹫很凶恶，但他们的凶恶伴随着一种勇猛，这样，我们在憎恶它们的凶恶本质时，却对它们的勇猛表示钦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会令人神旺，消去鄙吝之心。如果从审美判断来看，此时，狮虎的凶恶反而并不太重要，它们所表现的力的美反而很重要。又如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如果用世俗的眼光去斤斤计较其主人公在依恋一个有妇之夫，那就会抹煞这部作品的价值。如果超越这种眼光，而用一种开放性的审美眼光来观察，我们就不会这样庸俗地苛求，而会把小说中的人物那种情感冲突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看到这种情感交织中的审美价值，而且看到中国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伦理观念的变化，又具有认识价值。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作者对生活的评价是一种宽容的，而且是站在更高的历史与审美的高度上的评价。我们就不会简单化地去对待这一篇优秀的作品。一个文学批评家最不足取的，是仅仅用道德家的眼光去审视文学形象。就象“五四”运动时期有些道德家在批评汪静之的《蕙的风》，痛心疾首其道德的沦丧。鲁迅为《蕙的风》辩护，严肃地批判这种狭隘的封建式的“含泪的批评”。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借用鲁迅《补天》中的故事来作比喻。一个作家对女娲(审美对象)进行评价，应当与女娲保持一点距离，甚至站在比女娲更高远的蓝天上来看她，这就是开放性的眼光。这就会看到女娲的美，女娲的创造，女娲内心的苦闷。如果象那几个拿着小竹片的小丈夫，站在女娲的大腿上，指责她道德沦丧，性格不够单纯，那就是一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只看到女娲的大腿不符合道德，而看不到女娲的整体形象的美。割裂美，就不能理解美，更不能创造美。对人的性格，如果我们用开放的审美眼光来看，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不难理解要塑造出真实的性格，具有较高审美层次的性格，需要把人物内心世界的二重性充分展现出来。
　　(5)有些同志认为，把二重组合作为一个原理，也可能导致另一种公式化？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一个聪慧的、有作为的作家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因而也不必担忧。因为只有非常简单地把二重组合原理机械地理解为善恶的线性排列或理解为优点加缺点的拼凑，才会导致公式化。而如果把二重组合过程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辩证的组合过程，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我将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说明二重组合过程是各种性格因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围绕性格核心的模糊集合过程。二重组合原理，是从文学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试图帮助作家去研究人，去理解人，去打开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希望这个原理成为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和演绎形象的公式。任何艺术原理都不能代替作家的艺术发现和艺术创造，但是，它有助于作家的艺术发现和艺术创造，否则，我们的任何理论探索都是多余的。
　　谢谢《读书》编辑部关心我们的学术探讨，提供一个让我发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