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牛津·中国·意大利》

　　哈罗德·阿克顿爵士(Sir　HaroldActon)这名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位英国贵族文人，一生最重要的业绩之一是介绍中国文化。他以“爱美家”(aesthete)自居，却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理想的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他在中国居住八年之久，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与现在中国许多诗人、作家、演员过从甚密。但是，很少人知道他目前的景况。他长期侨居佛罗伦萨，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
　　一九八四年夏天，八十岁的阿克顿爵士又成了新闻人物。这倒并非由于英国王室玛格蕾特公主亲自设宴为他祝寿，而是他遍于全世界的朋友——诗人、作家、汉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等等——合作动笔，送给他一件罕见的厚礼：一本装帧优雅的书：“牛津、中国、意大利：纪念哈罗德·阿克顿爵士八十寿辰文集”。
　　文集作者名单，就令人叹为观之：英国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写了题献诗，但贝杰曼本人却在阿克顿寿辰之前去世。著名作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Powell)、诗人萨谢伐拉尔·西特威尔(sacheveral　Sitwell)、作家琼·哈斯里特(Joan　Haslitt等英国文化界耆宿著文为寿。据《纽约时报》说，如果不是“时间上的小差错”，那么索姆赛特·毛姆、依夫林·沃、让·柯克托也会在文集作者之列，也许还会有格屈鲁特·斯坦因和毕加索。
　　文集的大部份作者，都是对阿克顿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某一阶段，或是他范围极广的文化活动中的某一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阿克顿作为诗人、作家、历史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家的成绩，以及他作为“健谈家”(conversa－tionalist)的名声，的确使这些文章中溢美之处并不多。美国汉学家劳伦斯·西克曼(Lawrence　Sickman)写了阿克顿在北京的生活，使人想起阿克顿著名的自传《一个爱美者的回忆》(Memoirs　of　an　Aesthete，1970)中对北京生活令人感动的依恋之情。我国现代文学史家似乎还没有注意到阿克顿这本书中提供的丰富史料。
　　阿克顿在北京开始了他长期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事业。美国著名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为此文集写了长文，评介阿克顿在这方面的贡献。
　　在北京大学执教时，阿克顿发现他的学生中有几个年轻人，如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出手不凡，使他开始注意中国新诗。一九三六年他与当时才二十出头的学生陈世骧(后为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东语系主任)合作翻译出版了中国现代诗的第一本英译本。这个选本的确独具只眼：当代选当代，应是最难的事，往往过不了多少年就使编者受到历史的嘲笑。但是阿克顿选入的诗人，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三十年代上半期中国新诗的代表人物。而且，白之认为，阿克顿基于自己富厚的文学修养，“译出”了一些中国诗人的风格渊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译得酷似济慈，而邵洵美的诗译文出自道森(Ernest　Dowson)手笔。
　　然而阿克顿对中国古典文化似乎更着迷。在北京时，他是出名的“洋人京剧迷”。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中国名剧》(Famous　Chinese　Plays)。一九四七年他出版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如胶似漆》(Glue　and　Lacqu－er)。由于战时英国条件困难，此书只印了三十册，但其装帧、插图简朴中寓优雅，使之成为收藏珍品。然而阿克顿最杰出的翻译是四十年代末他与陈世骧在柏克利翻译的《桃花扇》。很奇怪，他们译了全剧四十场中的三十四场，就此搁下。白之认为当时阿克顿是在用翻译排遣他对北京的“怀乡病”，根本没想到出版。三十年后，陈世骧作古，白之发现此稿，加以整理补充，一九七六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中国古典戏剧完整的英译本不多，有些评者认为这个译本是其中最出色的。
　　白之在论及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中译闻一多诗时，插了一句与阿克顿无关的话，我觉得这句闲笔很值得在此重复一下：“我相信迄今没有人指出过闻一多最出名的诗《死水》，几乎全部惊人的意象得益于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蕾的《十四行诗第四十三首》’”(owes　almost　the　whole　ofits　striking　imagery　to　Edna　St.Vincent　Millay’s　‘Sonnet　xliii’)。
　　米蕾的这首十四行诗见于她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诗集《The　Harp－Weaver》，现在我把这首诗试译于下，供读者参考：
　　我收获美，不管它生在何处：
　　多彩的花，斑斑的雾气
　　惊见于丢弃的食物；沟渠
　　蒙一层混乱的彩虹，那是油污
　　和铁锈，大半个城朝那里扔入
　　空铁罐；木头上烂满空隙
　　青蛙软泥般翠亮，跃入水里……
　　绿泡儿上睁一只黑亮的眼珠。
　　美，她无处不居，在每个门前
　　费尽猜详，我推开每个门。
　　哦你，害怕铰链吱咯响的人
　　转过头，再别回过怯懦的脸。
　　我告诉你，你猜不到美裹着
　　蛛网头巾，绣着出格的花边。
　　阿克顿译闻一多诗时，并不知道
　　这里的借鉴关系。但至今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依然没有注意到这个值得做一番题目的史实。我们应当感谢白之先生这个精彩的发现。
　　(Edward　Chaney　and　Neil　Ri－tchie　ed.，Oxford，China　and　Italy：Wrisings　in　Honour　of　Sir　HaroldAct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Tha－ms　and　Huso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