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华小说的魅力

　　《浮屠岭》，《姐姐寨》，《“九十九堆”礼俗》，《蒲叶溪磨房》，《相思树女子客家》等几部中篇小说，是古华同志继《芙蓉镇》之后的部分产品，是他的湘南乡村生活长卷的拓展。他曾说过，他之写作《芙蓉镇》，犹如站立在半山坡上，回首俯看二十多年来南方农村的风雨纵横，寒暑沧桑，“寓政治风云于民情风俗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那么，这几部作品，便是他沿着半山坡继续攀援、不断采撷的果实。半山坡离“金顶”还远，不能因为在半山坡上发见了奇幻瑰魅的景致，就再也驻足不前，甚或见歧路而返，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山里人的气概。古华知道继续攀援的艰苦，但他还是把目光凝注于生活河流的滚滚浪头。他不但正视历史的陈迹，更转而注目于新的乡村生活脉搏的跃动。这些作品，就是伴随着苦恼的、不倦的探索和追求的证明。尽管它们的影响都还赶不上《芙蓉镇》，但不能轻看它们在一个作家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也决不能轻看从中闪击出来的新生活的火花和光彩。
　　当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间小屋里初见古华时，曾好奇地打量过他，我觉得他的言谈举止尚未脱尽山里人的粗拙和憨态，可是，那双眸子和挂在嘴角上的笑意，却泄露着他内在的智慧、狡黠以至潜藏的幽默感。他有一副农民的身坯和一双作家的眼睛，他好象是山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结合。他的人生阅历是丰实的。他是真正从生活底层挣扎着，一步步走出来的，他来自山村榛莽，来自五岭腹地，懂得一草一木和布帛菽粟的来由。听他讲起自己当过十四年的农工，打草鞋，砍竹子，挑煤炭，修农具，管果园的各种营生，听他讲森林树木的各种品类用途，湘南山乡的各种习俗风情，民歌谣曲的悲欢情愫，我觉得他大致是个被山野的阳光雨露和民间文学熏陶、铸就的作家。如果说，当今的作家有“文”与“质”之分，他偏于“质”；如果说，当今的作家的知识结构中有书本知识与生活知识之分，他偏于生活实践知识。这也许是他的作品里生活堆积的密度较大，而空灵和巧思较为欠缺的原因吧？
　　古华称他的小说是“严峻的乡村牧歌”。既是“牧歌”，却又“严峻”，此中道理，实足讨论。其实，照我的看法，这种“严峻的乡村牧歌”，也就是把“风俗政治化，政治风俗化”之谓。有些人不大赞成“乡土文学”的提法，我倒是觉得，只要不把这个提法作孤立的、褊狭的理解，应该承认，“乡土文学”毕竟是现代和当代文学中的一大流脉。而古华，正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当代乡土作家。不过，对于“乡土文学”，人们的理解和追求往往相去甚远。我不大喜欢那些迷恋于“永恒”，醉心于“古朴”，赏玩着风俗，远遁着时代风云的所谓“乡土文学”。在许多“任何时代都可以发生的故事”里，我看到的只是艺术的凝固和僵化。活泼的生机在哪里？在于运动、速度和新生。一味地渲染化外的蒙昧之美，留恋和夸张行将解体和已经解体的古朴的宗法关系，等到这些奇风异俗最初的吸引力消失之后，还能留下多少东西呢？生活的力量属于不断新生的、催动着支配着生活旋转的政治经济的变化，作品的力量归根结蒂，还应归之于发展变化中的时代精神的支撑。如果说，古华的乡土作品有何独特性，那么，首先是他对政治生活的敏感。在他的笔下，不管描写多么荒蛮的所在，多么闭塞的山林，甚至没有一根电线，连收音机和香胰子都感到新鲜的守林人的木屋里，政治思潮的波及仍然不肯放过这里的每一个人。《芙蓉镇》里的古风旧俗变为“新”风恶俗，再变为真正欣欣向荣的文明之风，是读者都深有感受的。《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虽然嗔怪地对“一把手”说：“你呀，你还不如一条爬在木屋上的青藤！”已经有些沉醉于朦胧的爱情觉醒之中了。可是，她的感情的觉醒，“一把手”的遭到贬斥，王木通的象，“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式的愤怒，难道能够逃出被扭曲了的政治生活的支配吗？《浮屠岭》更能说明这个特点。这个离县城、公社都路途遥远的山寨，仿佛是新时代的“桃花源”，“天高皇帝远”。可是，当田发青秘密地分田到户，自以为万无一失，人不知鬼不晓的当儿，锒铛入狱的镣铐声，已使这个犷悍不羁的山民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姐姐寨》是描写两代民歌手的悲欢感情和命运际遇的，应该说素材的地方风味很足，作者也有了施展他的民俗知识的用武之地了。但是，古华还是注意到了，即使是“唱唱山歌”，居然也可以大大地牵动“左的神经”，以至为了这“山歌”酿成了大祸，付出了惨重代价。也是围绕着山歌、俚曲，小说传送着新生活到来的信息，表达了青年一代农民渴望文明，爱情，思想解放的心情。《“九十九堆”礼俗》借用了一些荒诞手法，但在乖情悖理之间，扑朔迷离之中，表现了即使是偏僻的山冲，文明与愚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总之，我觉得古华乡土小说中的“乡土”，不是世外桃源，山村乐土，也非与世无争，静穆幽远，而是回响着政治生活的涛声。
　　其实，说他的小说政治色彩浓，还不算十分确切；更准确些说，他热衷于剖析：从人与人的微妙关系中剖析古老的，传统悠久的，自有其“惯性”的转动节奏的中国农村特有的社会关系。也许他的刀法还不能说十分纯熟，手腕还不是特别刚劲有力，却也要学庖丁解牛，郢人运斤，试图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目有全牛，“以无厚入有间”，收到以少总多，见微知著的功效。《芙蓉镇》写了一镇，《浮屠岭》写了一岭，《姐姐寨》写了一寨，《相思树女子客家》写了一爿客店，《爬满青藤的木屋》写了一屋……这一镇一岭，一店一屋，绝非在题目上做文章——谁能说他的喜欢以地名作题目不包藏着一种追求？在作者心中(不管它达到了或尚未达到)，它们皆是大社会中之小社会，大时代中之小时代，是标本，是细胞，是缩影，是样品。对于这种创作意识，古华有自己的表述，叫做：反对“小家子气”。他说：“我想即使是一个从事乡土文学的人，如果对于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毫无兴致，一无所知，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把那点乡村里的人和事写得颇为生动，总难免透出一种文学的‘小家子气’”。这是中肯的甘苦之谈。如何摆脱“就事论事”的局囿，打破胶柱鼓瑟的窘境，由“近视”转为“俯视”，升高立足点，不断提高对生活的涵盖力，确是古华多年来一直艰苦摸索着的难题。
　　我想，从“小家子”转为“大家子”，从小格局跨入广大空间，绝不是一个主观随意的问题。在诸多原因中，能不能从丰富的生活感受里达到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经济形态，伦理道德的传统和现状的深切认识，也许是最关键的。中国是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国的农村历史悠久，传统深固，庞大而又复杂，要认识它的盘根错节的内部奥秘关系不那么容易。古华是热衷于对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进行剖析的。他的笔与生活的块垒相撞，常能迸发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批判锋芒。读者会发现，在他的小说里，紧贴着人物和情节的，有一种“闲笔浪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正话反说、反话正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笔墨与通常所谓“小说中的议论”还不大一样，不是外加的佐料，而是形象的外延。《相思树女子客家》写山区经济改革，作者在写到赵书记面对上级大呼小叫要“查办”观音姐时，有一段“代拟训话”，好似赵书记的内心幻觉，又似一个看不见的幻影在发号施令：“赵行同志，不要对上级软拖暗抗，按兵不动了！……这意思你懂吗？你总不能为了器重一个什么‘算盘精’，‘经济干将’，一个作风败坏的女人，丧失自己的党性原则嘛！女子店要加强领导，派几个党员进去嘛。乔三腊不是还当过几年经理？不能说，她一个党员一点不懂经济嘛！不懂经济就慢慢学。不懂的反面就是懂！谁他妈的一生下来就是经济专家？主要是要懂政治，政策！其次才是经济。位置不能颠倒了。啊，要清醒。注意！……”这不知发自何处的“声音”真叫人啼笑皆非。可是，这个“声音”里的混乱逻辑，包括它的腔调，谁不熟悉？象这类例子，在古华的小说里错落有致地穿插着，大约可以看出他的叙述风格中的批判锋芒所在，也可看出他力图解剖农村社会关系的勇气。
　　人们都说古华的小说里生活实感强，密度大，我认为，他的作品中经济细节的准确和丰富，值得注意。他在《芙蓉镇》里算过一笔“帐”，这笔帐收支明细，无懈可击，把个卖米豆腐的女人的小家底全然揭明；他在《浮屠岭》里又算过一笔“大锅饭”的帐，把生产队的口粮拖欠，现金亏空算得一清二楚，凿凿有据；他在《相思树女子客家》里也算经济帐，直算得乔三腊无地自容，观音姐扬眉吐气，从而开出了经济改革之路，……这些细节，或不为某些小说家所重视，但我以为，不是对农村经济十分稔熟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写小说固然不是“算帐”。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小说里的经济细节比专门的经济学家还丰富，红学家称赞《红楼梦》足可成为研究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形态的底本，这都不是它们的作者的初衷，谁也不会为了后代研究经济才写小说的。然而，对于一个有志于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趋势的作家，他是不应该看不到潜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巨流的奔突的；他也不能不发现经济根源如何实际上支配着人物的意识和情感。我从古华小说中农村经济内容的丰富翔实，悟出了这是形成他的艺术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古华的小说，为读者喜闻乐见，走的基本还是传统的民族化的路子，所谓“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他的语言，有泥土色彩，有乡土情调，有粘着力和趣味性；他的人物，打着传统的民族心理素质的烙痕；他的情节，叙次井然，首尾相应，注重引人入胜的故事性。近几年，他又不断吸取新的手法，逐渐磨成一种凝重厚实、悲喜杂糅的清新格调。不过，据他说，他的题材大多“利用生活中现成的人和事，进行改造、提炼，努力使之典型化”(古华：《冷水泡茶慢慢浓》)。我想，这一方面固然使他的小说朴实自然，“少了一些斧凿痕迹”；另一方面，是否也多少会受到生活原型的箝制，不免于板结胶滞，缺乏飞动之势呢？这与那种由一段情节，一股情绪，一个灵感，突然逗引作者点燃整个生活库存，达到感情酣畅淋漓的渲泄的创作是不同的。各种方法皆可并存，不必定于一尊，但古华似可更多地注意吸收后者之长。
　　然而，更紧要的是，当今的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物换人非，云翻雨复，万木峥嵘，新的生活迫切地要求新的构思，布局，语言，手法去适应它。如何力克“思维定势”，谨防“风格老化”，在艺术表现上“削去脂肪，抽出懒筋”，消除肉多于骨，冗繁拖沓之病，让想象力和表现力更加活跃而敏捷，或许正是摆在古华和众多小说家面前的新题目。
　　芙蓉镇很美，姐姐寨多情，惜乎终非久留之地。从《相思树女子客家》中，我已经看到了作家改弦更张，另拓新境的努力。寄语古华同志，勇敢地拥抱新的生活，大胆地写出中国农村新鲜的血和肉来吧！
　　　一九八四年八月写于京郊
　　(《古华中篇小说集》，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