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深刻的片面

　　〔《批评即选择》(见《当代文艺探索》一九八五年二期)，《认识发展的环节：片面性与不成熟》(见《当代文艺思潮》一九八四年五期)，吴亮的这两篇文章，合而观之，可以说提出了与当前文学批评的实践颇具针对性的一种见解，我想进一步加以发挥。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两篇文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情况，一种宽容的意向取代了以往定于一尊的批评规范，成为近年来评论界良好的愿望与开明的风气。它促成了由百花凋残向春回大地的过渡，保证了对创作个性和创作自由的尊重，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的回潮，而抚慰着一切创新、改革的尝试。许多正直而有见地的评论家鉴于历史的教训和文学现状的某种“娇嫩性”，不愿附和或使自己混同于潜在的粗暴批评，便不约而同地把“费厄泼赖”作为自己严格遵守的一种风格要求。已经僵硬的固有的文学规范也不得不松弛了自家的面部肌肉，即便气温适宜也不再毫无顾忌地呼啸而出，而是更多地用“……”(意味深长的暗示)代替了“？”(强有力的反问)和“！”(不容上诉的终审判决)。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批评对全部文学作品的首肯，批评自愿降格为所谓“高级广告”，降格为文学创作的附庸，在一种雍容大度的自我陶醉中逃避了其应负的责任。在较为不幸的情况下，则是有见地的评论家磨钝了自己的棱角，“咸与维新”，而僵硬的粗暴批评却改良了自家的武器，使得文学创作如入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所见的是一律的点头、微笑，竟不知压力来自何方，在宽容的气氛中感受着莫名其妙的不宽容。在不好不坏的情况下，恐怕更多地享受着宽容的恩惠的，是以次充好的平庸和以假乱真的赝品，而一切独特的创新，仍需艰难地为自己开辟通往无法测知的目标的道路。于是，我们是不是正在用一种模糊不清的单一来代替界限明晰的单一，用一片无个性的灰色或玫瑰色来代替一片无个性的铁青色，用一视同仁的党参北芪来代替一视同仁的巴豆大黄呢？
　　诚然，“不会选择的文学批评不可能成为‘批评’”。同时，“任何选择必将导致某种模式，而文学，只有在某种思想的模式当中，才能揭示出自己某一方面的涵意以及和世界本相之间近似或变形的程度”。所以，“没有模式的批评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范畴的思想是不可被思想的；没有尺度的判断是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判断的，因此，文学批评不能不选择模式、范畴和尺度，没有选择，文学批评就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但是，一种选择必将带来一种新的局限，也就是说，带来一种片面，甚至是一种偏激和狭隘。对于自以为能够“洞察一切”的我们来说，发现别人(过往时代的前人和别一国度的外人)的局限已成为家常便饭。只因我们手中掌握着没有局限的、无比全面的绝对真理，殊不知早就陷入了一种最糟糕的局限，即试图用自己的局限去纠正一切局限的局限。我们拥有一个神圣的、包罗万象的固定点，作品通过我们的批评而粘附到这个作为它们的支撑物的固定点上，所谓批评便只是我们围绕着这个固定点的来回奔忙，而不是这个固定点自身的展开和运动，而恰恰是唯有展开和运动才能使它获得真实的内容。但是，一旦展开和运动，它就不再被视为固定点，不再拥有那种虚假的全面性，而转化为一系列不完整、不成熟的环节。在每一个这样的环节上，空洞的“广阔”和无内容的“深邃”都消失了，呈现出来的恰恰是真实的片面和片面的真实，唯其真实，便有力，不但有力，而且深刻。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认识，不正是展现为这样的极为丰富而曲折的流动过程么？
　　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于固有的文学理论的万古长青，自豪于它的能伸能缩的弹性，它的时而灵活时而拘谨的应变能力，它的“万变不离其宗”的自我刷新。我们不无欣慰地冷眼旁观：别人那里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昙花一现，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由此看出他们的气息奄奄、气数已尽。似乎不难解释那里的一系列觔斗是怎么翻将过来的。浪漫主义批评把天才、灵感、激情捧上了天，作品只不过是天才的自我表现的忠实纪录，作家关于创作过程的并不一定可靠的忆述成为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文学史却受到冷落。遂有丹纳·勃兰兑斯一流的历史实证主义批评来反拨，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来解释文学艺术的“果”，却不免淹没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现象学美学、语义学派、符号学美学等流派，便一齐出来强调“本文”的重要，把对结构形式的研究推进到相当精确的深度，却又每每把作品当作一个封闭的结构，割裂了共时性与历时性、作品与作者读者的关系。遂又有接受美学应运而生，使文学批评的“焦点”完成了经由作者、作品向读者的转移，却又隐伏着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指出每一个环节的片面或许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困难在于怎样把深刻性从其片面性中解放出来。“片面之论往往对自己拥有的这一片面比旁人有较多的研究。它理论思考焦点的过分集中导致它在无意间忽视了其他有关的因素，这是它的不足。可是，难道不正是在某一局部，它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吗？”倘没有这样一些片面的环节，认识就根本不可能发展，人类对文学、并通过文学对世界的独特把握就不可能深化。
　　你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你会惊讶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的偏激甚至专断。陈独秀斩钉截铁：“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一九一七、五)钱玄同对此“极端赞成”：“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一九一七、七)连胡适之也“受了他们的‘悍化’”，断然说道：“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一九一八、四)至于鲁迅，我们很熟悉的是他认为青年应少读竟至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因为即便是颓唐，也是活人的颓唐。最是惊世骇俗的，还是钱玄同“废灭汉字”、“全数封闭中国现在的戏馆”一类主张。反观当时站在保守方面的人物，其文章却每每作“持平之论”，大意无非是说：只要文学适应时代要求，形式尚非所急，白话不白话无关紧要；传统文化，也有好的，只是被后世俗儒弄坏了；欧美新学，与吾国之历史民性相异，采之宜慎，勿染其糟粕；等等等等。相较之下，先觉者们的偏激、片面、浮躁、气盛，无庸讳言，竟无法与他们的“雅量”同日而语。然而，这才是动摇旧根基的大决心，推动时代大潮的大气魄！以至时光流逝不到二十年，在郑振铎写《文学论争集》的导言时，就不无感慨地缅怀起当年那种“扎硬寨、打死战”的不妥协精神：“在那几年，当他们努力于文艺革新的时候，他们却显出那样的活跃与勇敢，使我们于今日读了，还‘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憧憬于他们的时代，迷恋于历史上的伟大的事业的成就……这样的先驱者们的勇敢与坚定，正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前夜’的光景。”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一切面面俱到的“持平之论”只能有利于保守僵化的一面，只有那些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却代表了生机勃勃的推动历史的深刻力量。
　　今天，我们可能又正身处于将要为后人所憧憬的大变革的时代。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复杂化在我们面前展开。创作界正努力从总体上全面地把握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然而，就每一个具体的作家而言，都深深意识到只有经由他自己所深切体验到的那个侧面，他才能够作出真实的具体的表现。没有众多的片面就不可能有真正有内容的整体，未经“分解”的整体只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这业已为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所证实。在这种情势下，文学批评不可能仍在那个神圣的、包罗万象的固定点上犹豫，生怕一旦离开这个固定点就会掉进万丈深渊。过分长久地满足于空洞无物的全面将会使思想枯竭，思想的向上运动是无法遏止的，螺旋式的偏移已经四处出现。评论家理应卸下这样的一种思想重负，即他所代表的总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思想体系，他所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总是关乎真理的声誉。文学家有权经由自己那个片面去表现生活，评论家也有权经由自己的那个片面去把握生活的表现。理论认识遂展开为各个不同的互为驳诘与补充的侧面，经由这样的运动和自我否定，才会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写到这里，我们显然陷入了一个很重要的自相矛盾之中。因为我们论证片面与不成熟的存在的合理性，恰恰是对宽容的一种呼唤。也就是说，深刻的片面在一定程度上以宽容的气氛为其存在的前提。微观的不宽容却在要求着宏观的宽容，要求着对不宽容的宽容。这仿佛是一个悖论。己所不欲，加之于人，是不是一种霸道或小孩子式的任性撒娇？总体的宽容与个体的片面在这里形成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关系，宏观上的兼容并蓄正是为了鼓励微观上的有所选择。当着每一家杂志都“百花齐放”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一家真正有特色的杂志，到处都只见到一片同样斑斓而模糊的杂色，结果总体上也就很难有“百花齐放”。然而，要求有所选择，这决不是对肃杀秋风的呼唤，而是希望有众多的专种某一类花卉的“养花专业户”的涌现。只要评论家的评论不再操生杀大权，只要负有领导责任的评论家也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片面，只要偏激和片面正常地得到另一些偏激和片面的补充和反驳(而不是那个唯一的凌驾一切的“全面”的纠正)，那么，真正有内容的多样化就会形成，文学批评的繁荣就会到来。那时候，为了限制权力的滥用而提出的宽容的要求将会被人们愉快地遗忘，真正的“费厄泼赖”就会蔚为风气，而不是象眼下这样似的，光有“费厄”而没有“泼赖”。
　　八五、六、十三、夜于勺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