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尼希堡
(Kranichberg)
从维也纳往南走八十五公里，到了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峡谷，这就是初建于十三世纪，曾经防御过外敌入侵的古堡所在地：克兰尼希堡。这个地方叫berg，是“山”的意思。饭店叫“BurgHotel”，Burg即“堡”，我这里一概译为“堡”了。这个古堡已改建为一个五星级大旅店，不过仍保存了原来的马厩作为陈列馆。周围都是山峦，远处偶有几家住户，乔木参天，忽晴忽雨，海拔虽只七百米，但已感觉到一种高山的气氛了。
到达这个古堡饭店时，哲学家A.许伯纳(Hübner)博士已经在阳台等我。他是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学会的会长，这次国际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个温厚的学者。我们在阳台上喝着咖啡，泛论人生和哲学。他说他的哲学是实体哲学(Concrete phi1osophy)；他说他要探究的是：世界最初是怎样的，它为什么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规律可寻。他说正如自然科学家讨究地球起源一样，哲学家也应当探究人类世界的起源——研究最初的模样，是为了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我对我们的东道主说，我不懂哲学，尤其不懂维特根斯坦，我是作为社会语言学者来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然后我们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许伯纳博士以他特有的沉着的声调，一本正经地说，世界上有时出现了不可预测的事(not expected)；但他认为一般地说(generallyspeaking)，事情的发生总是可以预料到的。
我说，这话很对。如果寻出了一条发展的规律，要发生的事情总是可以估计到的。可在发展的轨道上，常常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not predicted)事，表面上是完全偶然的。
他更正我的说法，他说不是常常，而是有时——有时出现不可预测的事，大多数(most of them)都是可以测到的。
我说，你这哲学观点很现实(realistic)，也很符合辩证法。也许从某一个角度看，事物的发展常常趋向于寻求一种内稳态(homeostasis)，也许在发展的途程中无序程度高了，增熵趋势大了，又只好寻求内稳态来解决。
他说，是呀，你这内稳态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这是你们控制论者的用语。
我说，是的，控制论的一些观念带有某种辩证法——但是我不相信热寂学说(heat dead thesis)。
他说，我也不认为世界最后走向热寂。
我们的简短的对话，以我们两人共同认得的我国学者洪谦作为话题告一段落——我们初次见面，却有一个共同的友人，因此他说：“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呀！”我接下去说，“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多么小呀！”于是在笑声中，他把刚刚走过来的旅店老板——也姓许伯纳的医学博士介绍给我，哲学家许伯纳走了，剩下了医学家即饭店老板许伯纳同我对话。
医学家兼企业家许伯纳身体魁梧，一眼看上去便知其人有魄力，有决断，亲力亲为，有一股劲儿。许伯纳博士告诉我，这里十多年前只不过是一片废圩——靠了他的精力和活动力，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美丽的旅游点了。博士带我去看陈列馆。陈列馆里有一口古钟，是用简单的机械按指令敲打的；博士说这口钟本来是在附近一所小礼拜堂里，为了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这古物，所以搬到这里来陈列了。博士打趣我说，这个钟的装置也符合控制论罢——然后他开了机关，不一会这口钟便当当当的敲起来了，很好听。博士领我去看古堡地下室，那里曾经是封建主的刑讯之地。除了种种习见的刑具之外，有一个铁制刑具，特别令人触目惊心。这个刑具完全象一个人，半边打开了，人可以站在里面，打开的半边上面装了无数约长五寸的尖刀，把被拷问的人推到那半边以后，便将带刀刃的这半边使劲的合上去，每一把尖刀都刺进活人的不同部位——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还帮助了这些封建主：刀刃都没有刺在致命的地方，因此万箭钻心，痛而不死。我在哥本哈根一个古堡地下室看过种种刑具，但所有那些都不及这一个“铁人”那么残忍。当代史家记述了纳粹在绝灭营中的酷刑，当代史家也记述了日本侵略者七三一部队在我东北设的细菌试验场，所有这些，连同那古老的刑具，都说明古今中外阶级社会的统治者都是愚蠢的，因而必是残忍的。
从地下室走上去，正好是饭店前的一个十分简朴的纪念碑，碑的周围都种了鲜花，碑上记录着这个地方(也许是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仅仅九个人，在第二次大战中被害的三十七个人的姓名。
住在这五星饭店里当然是很舒适了。早晚很凉，从房间走出露台，脚底即是万丈深谷——都是树，杂乱无章的树，有的乔木的树梢几乎长到露台边。傍晚七八点钟，周围还很亮。只有一天黄昏，忽然下大雨，雷声隆隆，山风很大，把雨点刮得到处乱飞，简直好象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下面一般。此时气温陡然下降——连忙披上毛衣，才悠闲地站在窗前欣赏阿尔卑斯山麓的夏日暴雨。
古堡饭店只有二十八个房间，就说三十个吧，我不知它是如何经营的。在接待处平常只有一个女职员，能讲几种语言，什么都做，连售邮票，分信发信都是她。右边是一座有林间小路可以攀登的小丘。每天清早我上山散步，沿着这条林间小路，每走二三十步，路旁便有一个“神龛”，有门，可以打开，打开一看，是耶稣升天各个阶段的绘画和祈祷文，大约虔诚的教徒每过一龛必祈祷一番——山顶则树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木塑的，大小如真人。我每天登上山顶，在耶稣前面的一张木椅上坐一会，虽则耶稣没说话，我也知道他正在纳闷：怎么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人，竟坐在我前面了！！有一天，遇到同住这个饭店的波兰教授——他才三十九岁——，原来他也是每天来此散步的。他戏着说，陈教授登山是在探索什么哲学境界罢？我也戏着对他说，山上好作哲学的沉思呀！不过我只有这一回在山上遇见这位教授，另一回在山脚遇见同住的土耳其大学老教授土努里(Tunuli)。正因为住的人不多，所以这里实在是难得的恬静。
住在克兰尼希堡的一周间，最有意思的恐怕是八月二十日晚间的露天音乐会了。会场就在古堡左边的一个山坡，随着坡度固定安置了一些木椅子，一层一层象梯田似的，到了坡底则有一个小小的舞台，这就是露天剧场。欧洲人夏天喜欢在露天剧场里听音乐，看表演——前些年夏天我在黑海边的瓦尔纳(Varna)，几乎每夜都是在露天剧场度过的。饭店主人早几天就贴出了海报，说是有一个乡村的杂耍团要来表演，节目如何如何的动人。在这样的“乡村”，还加上这么一个五星饭店，夏夜欣赏一次乡村巡回演出，倒是一件难以遇到的事。饭店主人向每一个客人兜售入场券，每张要九十奥先令(会议餐券每张七十五奥先令，我的房间一宿五百五十奥先令)。大约住在饭店的客人被主人说动，买了票，还有从附近村子里来的零零散散的居民。这个晚上真可谓阿尔卑斯山麓一次盛会了——来的有三男一女，有变戏法的，有吹黑管的，有吹笛子的，有唱的，等等，有很浓厚的民间味，在维也纳歌剧院那里是接触不到这种味道的。还邀请了附近一个名叫柯尼希(K
nig)的钢琴家来表演——饭店主人介绍我同柯尼希见面，我们大谈其舒伯特，也许是钢琴家发觉我这个从东方来的客人，居然在这些乐曲上起了共鸣，很高兴。那天夜里，他弹了我最喜欢的《鳟鱼》(Die Forekle)——柯尼希弹的尽是小曲，从作曲家的《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流浪者》组曲中选出来的小曲——他弹了那著名的《菩提树》(Der Linden Baum)，这是缪勒(W.Mül1er)作词，收在《冬之旅》中的第五曲，那熟悉的曲调，那熟悉的诗词，场内听众伴着琴音轻轻地(几乎听不见地)用不同的语言唱出了这短歌：
门前有个古井，
井旁有棵菩提树：
在它的绿荫间
我作过美梦无数。
也曾在那树干上，
刻过蜜语甜言。
无论快乐或痛苦
我常在树下流连。
如今我又到这里，
深夜走到菩提树旁，
我在黑暗中行走，
竟然只好闭上两眼。
可是枝叶沙沙作响
仿佛向我轻轻呼唤：
“回到我身边，朋友，
你将得到宁静安息。”
凛冽的寒风吹过，
直扑我的脸面，
我的帽子吹走了，
可我仍不断走向前。
一年又一年逝去了，
我远离了这地方，
可我仍然听见召唤：
“回来吧，你将得到安宁。”
那天夜里的演奏是很成功的，每个人都勾起了自己的思念，音乐和诗，这是永恒的感情的交流——这种信息可能引起不同的感受，同逻辑信息总是不同的。舒伯特作这一组曲《冬之旅》是在一八二七年春，歌曲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尤其这首《菩提树》。这首歌后来是家喻户晓了，成为游子怀乡(Nostalgia)时的低吟了，但其时可能反映了作曲家一种低沉的(却也并非绝望)思念祖国的情绪。
露天音乐会一小时就结束了。我随着许伯纳博士还有别的学者们，在黑夜的山风中，送钢琴家和这个巡回演奏的乡村艺术家们走出古堡的石门，附近的居民也同我们告别回家了。我伫立在夜色笼罩着的林间，回味着迷人的乐音，想不到在异国的乡村，重温了儿时学习的那些熟悉的曲调：世界是多么小呵！
克尔希堡
(Kirchberg)
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一所国民学校(Volkschule)举行的，这所小学大约在暑假里经常租给国际会议，因此路牌也叫做“会议中心”路(Konferenz-zentrum)。小学有奠基石，记载了它是一九七二——七三年建造的，建筑师为某某等等——三层楼，有现代化设备，但一点也不豪华。课室的隔音设备非常之好，室内的黑板是绿色的，很宽，还可以翻过来，背面有方格线，大约是教座标用的。课室内可打幻灯，可放投影等等。四壁不挂东西，但室内有洗手面盆。桌子椅子很矮小，适合小学生用，我们这些人也只好权作小学生了。每层楼有公用男女厕所，男小便池有光电装置，人一站近就放水，人走开，水就自动停了。因此一点臭气也没有。总而言之，这个小学简朴无华，却很实用。我八月十七日在一个课室里做学术报告——如同其他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样，同时有几个学者在不同的课室里作报告——，主持者是意大利皮沙(Pisa)大学的加尔加尼教授(A.Gargani)，东道主许伯纳事先就对我说，加尔加尼教授是他的好朋友，一个著名的学者。我讲完，加尔加尼教授向我祝贺，说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很有吸引力的，很有启发的演讲。这几句评语就传开了。下午我遇见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教授，她就重复了这样的祝贺——我说，你下午去听了？她说不，可惜没去，听人家说的。旁边一个爱尔兰教授很幽默，他说，我也听说了，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你想听时却不可得兼，你不想听时却正是你能支配的时候。这样，七嘴八舌的谈到刚出版的平装本《(维特根斯坦)致奥格登的信》(Letters to C.K.Ogden)，我连忙到会议售书处去买了一本，就在小学校前的广场坐椅上读起来了。
我最喜欢读作家的日记和书信，也许这些本来不打算发表的东西，最能如实地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不过这本小书吸引我的还不只这个点共通性的东西，它提醒我一部学术著作(特别是生僻的学科或尚未被人理解的著作)要公诸于世可真不容易呵。从书中所收文献看来，维特根斯坦作为奥军俘虏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释放，由意大利回维也纳时，他就努力找出版家把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哲学逻辑论》在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印行。他向出版家接洽了五次，都失败了。罗素(那时已很有名气了)帮他向出版家请求，也没有实效。一九二○年七月德国那时最有名的大出版家莱克蓝(Reclam)最后也拒绝了之后，作者就心灰意冷，打算放弃一切努力了。他写信给罗素说，他已经不想再作任何努力去投稿了，但如果罗素有办法印行，他的原稿随时可以寄去。不久，作者就到基尔希堡附近的乡村教书去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罗素准备来中国讲学。他来华前把原稿交给琳琦小姐，请她设法找出版家。琳琦小姐同剑桥大学出版社接洽，被拒绝——这是一九二一年一月的事，这之后，她就同一些德文期刊接洽。一家干脆拒绝了，另一家说到五月再考虑。还有一家《自然哲学年报》(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的编辑奥斯瓦尔德看了稿子，却愿意勉强刊出——他坦率地说，如果不是买罗素的面子，他也一样会拒绝的。琳琦小姐三月里把原稿寄去，当年秋天在《年报》最后一期刊出。八月间罗素由中国回英，他好象不相信《年报》会刊登这部著作，所以同奥格登研究如何让它问世。那时奥格登受一家大出版家的委托(这是保尔·柯冈Paul Kegan出版社，我几年前曾去访问过，不过那时没有谈起这桩事)，主编一套《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丛书》，也不知是罗素还是奥格登出的主意，要把维特根斯坦这部书稿编入。奥格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给罗素的信，提到此事，他建议书名改作《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而不用拉丁文书名，因为这才是一个“selling title”(可否译为“可供销售的书名”？)，但显然作者宁愿用一个拉丁文书名(后来就用拉丁文书名出书了)。作者的信上说，“我认为拉丁文书名较好。虽则它也并不理想，但它表达了书稿的本义，而所谓‘哲学逻辑’则不然，我真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世间就没有什么‘哲学逻辑’的东西。(除非说整部书稿都是胡说八道，因此书名也该胡言乱语)。”信中还有一个很有趣而为后人所不解的事实，即作者多次写信给奥格登说他感谢“译者们”(translators)，而实际上这部稿子只是奥格登一个人译的，有人以为也许奥格登去信说好几个人都为此事奔波(包括罗素在内)，作者就误以为是几个人翻译。多年以后(在一九六○年)，因为有人提出英文本不是德文原文的准确权威译本，罗素写信给奥格登辨明此事，他说英译文每一句都经作者亲自校订，确实有些字句与德文原文不同，但罗素问过作者，作者说他自己改定的，以英译为准。所以罗素说，当然可以出版新的译本，但不能说原来译本不准确。我很喜欢这样的书，编入有关的书信和札记，大大有助于读书界对作者的理解，可惜这样的书实在太少了。
一九八三、八、二十一在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