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新星》及《夜与昼》这一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是艺术和美学上的意义。就这两方面而论，这一组小说的表现仍然是相当幼稚的。这一组作品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思想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作品象这一组作品那样，有意识地在如此宽阔的社会空间上，具有相当深度地表现改革和当代现实。这一组作品，实际上提供了映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组浮雕。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个极为独特的观察角度，展示了关于当代人的一幅颇为宏大的画图。因此这一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认识功能。蕴涵着大量值得认真译解和研究的文化—社会一心理信息。其中某些信息，甚至具有某种启示或预示性的意义。
　　一
　　我把文艺创作理解为作家对他所在社会——文化所给予的一种主动反应方式。作品既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又是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独特寻找和阐释。只是这种阐释，被编入于一些特殊的符号系统。因此，尽管情感—意义—价值这三个维度，决定了作品的深层结构；但是这种深层结构并不完全浮现在作品的表层——即文学叙事的平面上。有意思的是，由于作家自身常具有的思想矛盾，特别是由于自觉意识对潜意识的压抑和掩盖，作品的这种深层结构有时甚至并不为作家所自觉。正因为如此，所以永远需要研究者，需要评论家。文学评论不仅是一种再阐释的活动，而且也是对表层语码的破解活动。所以评论者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对作品宣示价值评判——赞扬或贬抑。相反，评论者有责任读出比普通读者、甚至比作者更多的东西。
　　看毕电视剧《新星》之后再读《夜与昼》，许多读者会有一种失望之感。因为《新星》在结局时给人们留下两个悬念：一、李向南的政治前途将会如何？二、李向南的爱情选择将会如何？但对这两个问题，在《夜与昼》终篇时只给出了一种极为模棱两可的解答。如果说，当这位主人公登上由古陵开往北京的列车时，他的前途是渺茫难测的；那么在《夜与昼》的结尾，当李向南伫立在北京中心的景山之上俯瞰这个夜幕朦胧的都市时，他的一切依然如同这夜幕一样是迷茫莫测的。许多读者都不会喜欢这个结局。但是可能作者会说，这正是我有意选择的一种开放性的故事结构。但是我认为，在这两部小说中，由于李向南已被设定的角色和性格，由于李向南所处社会关系的设定背景；更透彻地说，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变革本身所隐涵的深刻矛盾和复杂性质，以及这种矛盾复杂性在作者价值观念中所导致的内部冲突和不平衡，已经决定了这部作品必然不可能有结局。
　　但这种没有结局，却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失败。第一，这是李向南作为一个挑战者和改革者的失败；第二，这也是作者在创作意图上由于遭到自我矛盾，并难以解决，而导致的人物性格塑造的失败。事实上，看过《新星》后再看《夜与昼》，我们就会明显地发现，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在由写一个性格人物——青年改革家李向南，转变为写与李向南有关的都市文化背景。尽管在《夜与昼》的最后结尾之笔上，作者试图把前一主题找回来(他叙述了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在碧蓝的夜空下，在一轮金黄的圆月下，在京都，在紫禁城旁，一个象火一样活泼泼的小红孩儿在聚精会神地、雄赳赳地、不屈不挠地建筑着他的金字塔……”)，但是已经晚了。这回顾主题的一笔并不能调和由《新星》到《夜与昼》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不协调的色彩①。事实上，在《夜与昼》这部续篇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在由古陵走入北京的过程中，李向南的性格和表现在不断地趋于淡化。直至终于溶失在这个烟雾迷茫的大都市的生活场景中。另一方面，读者也会注意到，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在《新星》与《夜与昼》中所承担的叙述功能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在《新星》中，他是主人公，是舞台的主角。而在《夜与昼》中，他却只是联接者、催化剂，是把演员引带出场的报幕人。
　　《夜与昼》中的李向南飘荡在京城中的一个个小圈子之间。但在本质上，对这些圈子他既不熟悉，更难以介入。充其量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偶或大言不惭，却根本掌握不了任何主动的小人物(包括在曾对他倾心的林虹、顾小莉面前，在北京李向南也已失去了主动的地位)。在不知不觉中，李向南已由一个悲剧人物变成了一个喜剧形象，由一幅油画变成了一幅漫画，所以就李向南这一性格的塑造来说，作者在《夜与昼》中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只是这一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作者的原因，而更具有当代文化的深刻原因。
　　二
　　《新星》及《夜与昼》这两部作品，所给人带来的首先是一种强烈的新鲜感。这种新鲜感，是由于作者找到了一种对当代社会生活极为独特的审视角度。在《新星》中，通过李向南与顾荣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代表既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和追求未来的年轻改革者的冲突，从而相当有深度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中的政治斗争的写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一冲突的揭示，也触及了当代政治斗争的一般形式，吸引人去反省其中一系列深刻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新星》中所描写的从顾荣(县委书记)——郑达理(地委书记)到公社、大队书记这一权力网络，看到一种完全非现代的政治管理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形式严密的立法，没有不顾情面办事的要求——在任何问题上，这种关系都带有极端个人化的性质。这种管理结构实质上是社会学家韦伯所说过的两种前现代管理形式的统一：家长制的结构加等级制的结构。在官员与官员之间，通过政治和其他利益的纽带，联结着私人的感情、忠诚和默契。每个下属只对上司个人负责，而不是对制度、对党、更谈不上对人民和社会负责。而这种上下间的人身隶属性，实质上正是一种具有封建性的依附关系。由此我们又可以注意到，韦伯在评价现代管理体制时所提出的九项指标：一、官员有个人自由，并且仅仅执行与公务有关的职责；二、官员有稳定的职务等级；三、官员有严格规定的职务权限；四、官员是由契约或合同而聘用的，因此也是根据专业能力可选择的；五、官员有固定的薪金制；六、官员的职务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七、官员可根据工龄年限，或根据才能和胜任情况，合理地预测自己的晋升，而不必顾及长官的意见如何；八、有严格统一的工作纪律和监督方式；九、管理者与管理手段相分离。就是说，被管理的人们只服从管理的规章(管理者本身作为个人也服从同样规章)，但不服从、更无须畏惧执行管理的个人。就《新星》中所描述过的现实政治关系看，与此显然相差甚远。实际上，所谓“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从根本上说，不仅取决于一系列法律的制订，而且尤其要取决于由旧式政治管理体制向现代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新星》作为一部描写和呼唤改革的作品，事实上相当缺乏自觉的现代政治意识。因为在《新星》中的李向南，他从事的改革不是从管理体制上着眼，不是澄清水源，而只是从管理者个人着眼。他的手术方法就是撤换(但他事实上也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而他本身，仍然是实行人治而非法治的一个典型。在这种意义上，他仍然只是一个旧式的“青天”、“清官”的形象，而决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家和管理者的形象。因此，这部作品的优点并不在于它积极地展示了政治现代化的理想，而在于它揭露了政治非现代性的生活现实。
　　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常常说中国政治面前有一块竹幕，而《新星》中的政治描写拉开了这块竹幕。在《夜与昼》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斗争已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被展示着——在高级干部的星期日沙龙中，在一些靠近权力企图攫取权力的青年野心家中，并且，也在黄平平那样一个平民家庭内部利益的调节和分配中，总之，通过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和利益的错综复杂的冲突，这两部作品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当代政治的一系列幕后活动。这种政治描写，打破了“文革”以前和“文革”以后一些政治作品中“路线斗争”的旧模式。在那种模式中，总有一方是主导的积极面，并且通常是这一面战胜。政治斗争常常只表现为抽象的思想与口号之争，却不敢深入挖掘这种思想和口号分歧之下的现实利益和利害关系结构。
　　综上所说，我认为《新星》和《夜与昼》这两部作品的成就，主要在于两点：第一是它触及了八十年代围绕着社会改革问题而引起的一系列与利益再分配有关的政治斗争。第二是这一组小说，第一次尝试写类似《人间喜剧》那样的一种史诗性作品。从这两部小说的写法可以看出，作者的抱负显然不只是写一个人物或事件，而是有志于为当代生活和当代人立传。因此在《夜与昼》中，我们可以看到活跃于、或沉埋于当今社会中的各种大人物和小人物。
　　由这两部作品的这一格局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种颇为宏大的历史眼光和气魄，在一些人物风貌的具体描写上，作品也作到了不失传神和准确。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这样一部立意雄伟、场面宏大的作品，对所触及的多数人物，却往往只是在纸上匆匆带过。因而缺乏一种更具匠心的构思和系统化处理。否则，这部作品本来是的确可以写成一部波澜壮阔的当代史诗的。
　　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看不出，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而伟大的变革时期(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但是，这个变革却是在大多数中国人刚刚从文革浩劫的恶梦中醒来，在思想的、理论的、政治的、文化的准备都天然不足的前提下，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和催迫下，突然地到来的。形势比人强，当代改革的这一特点，造成了无数历史的误会、冲突和悲喜剧。一个在今天善于深入观察我们时代文化氛围的人，不难时时看到这种有时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因此难免会产生哈姆雷特的那种感觉——“这个时代脱节了！”
　　在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其意义超过了过去的一百年。而在这种变化中，最为震撼人心的变化无过于当代价值结构的断裂和突变。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需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时代。
　　康德在描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文化精神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这种批评。如果宗教想以神权的名义，法律想以威权的名义逃避这种批评，那么它们也只能加深人们对它们的疑惑，从而丧失它们尊严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由理性所作的自由和公开地审查的东西，才配享受理性的尊崇！”(《纯粹理性批判·序》，此引文是笔者据英译本新译的)
　　毫无疑问，《新星》和《夜与昼》所试图总体地把握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变革的历史精神。这是一个极为难能可贵的尝试。因此尽管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但就思想价值来说，它对于当代文学仍然具有一种崭新的意义。
　　三
　　中国当代历史以“三中”全会为历史分界线。从那时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不同于“五四”以来任何一个阶段的崭新形态的文学。从宏观的视野看，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出现了三种基本的趋向。即：新现实主义的趋向；表现主义——现代派的趋向；通俗市民文学的趋向(包括“口述实录体”等等)。
　　《新星》和《夜与昼》所代表的正是当代文学中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潮流。这种新现实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伤痕文学”。但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这种新现实主义，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文革前和那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在某些特征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两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观察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由《班主任》和《伤痕》首开其端，而由《人到中年》、《绿化树》等作品张大其势，主要是对十年浩劫极左路线的控诉和反省。而随着《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描写改革问题的作品顺乎潮流地出现，这种新现实主义就进入了以文学形式呼唤和探索当代社会变革的第二个阶段。但是，对前一阶段的改革文学作综合分析，我们会看出这些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普遍缺乏有深度的认识和写照。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艰巨和复杂性更普遍地缺乏理解和思想准备。改革——首先是指政治改革，在这些作品中常被天真地看成可以简单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并且一服即灵、药到病除的灵丹妙剂。而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缺陷和弊病，也似乎都只是出自某些领导人的因循守旧、官僚主义、愚昧顽固。与早期的改革文学不同，柯云路对当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症结，作了更深入的观察和思索。因此，《新星》中的李向南尽管仍然不无超人的传奇色彩，但他基本上却是活跃在中国真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小说的第二部《夜与昼》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正是由于当代社会和改革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作者很难违背现实主义的要求，而给李向南安排一个皆大欢喜或皆大落泪的结局。更重要的是，作品表现了改革的艰巨性，表达了改革不仅应当是简单的政治手术(如李向南在古陵所作的那样)，而且更是需要经济、思想、文化的广泛呼应和准备的社会变革这种认识。所以这两部作品才获得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
　　为了更透彻地阐释李向南的人格结构，我们还可以再参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韦伯在分析社会人的行为动力时，曾指出从社会心理学看，有四种主要的推动力：1.传统的；2.情感的；3.价值合理的；4.目标合理的。
　　韦伯指出，在前工业文明的社会中，决定人行为的，主要是与传统习惯和感情因素有关的心理目标。而在近现代文明中困恼着人们的，常常是价值目标与功利目标的不统一，所谓价值目标，也就是道义上合理的目标——即与社会正义性有关的理想动机。韦伯说：“纯粹按照价值合理方式行动的人，并不考虑可预见的后果，而只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行动，以执行他认为是义务、尊严、美德及其他与宗教或启蒙目标有关的使命。”(韦伯《科学论文集》英文版第551页)换句话说，按照价值目标行动者，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是殉道者，是英雄主义者。而按照功利目标行动者，就必须谨慎地选择机会和手段：“为了纯粹达到能获利的目标，有时将不得不排斥价值合理的行为，因为在只考虑功利目的的情况下，人们是不能迷信价值的。”(同上书第558页)所以，无视价值目标的功利主义者，常常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人。
　　根据韦伯的上述社会行为理论来观察李向南，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内心中时时遇到价值理想与功利目标的冲突。他常常试图调和价值与功利的这种选择冲突(并且作者也帮助他作这种调和)。但是，如果道义价值必须时时服从功利的选择，那么它本身将不再有真正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夜与昼》中李向南的性格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实用主义心理。
　　请看《夜与昼》中关于李向南在爱情选择问题上的如下一段自我剖析：
　　“他朦胧地觉得：感情上作这种抉择——抉择总是理智的、权衡的——含着某种挑剔，不道德、不崇高的成份。然而，自己为什么会被这种朦胧的道德观念支配呢？这里或许就含着感情上对小莉的更大倾向、对林虹道义的歉疚？难道自己真的在感情上更倾向小莉吗？而只是在道义上更同情林虹？
　　…………
　　一瞬间他就从自己过去的几次恋爱史中，从他现在对小莉的态度中朦胧感到：自己选择配偶的标准其实是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系统，它涉及并包含着年龄、外貌、性格、思想、感情、气质、道德、政治、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的考虑。而且，如果仔细剖析自己的这个复杂的、多方面考虑的‘标准’，大概将暴露出自己思想、性格深处极其复杂的东西来。”
　　什么是李向南思想、性格深处那种极其复杂的东西呢？正是他的虚伪。在李向南的两个爱情对象——顾小莉与林虹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对比。事实上，这种对比很有趣地恰好可以印证韦伯的理论：顾小莉体现了在政治功利目标上，对李向南有利的一种选择。而林虹则体现了在价值理想和感情上对李向南有利的另一种选择。从古陵开始，他一直游移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直到《夜与昼》的结尾，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我们由李向南在爱情问题上的态度，可以透视他的整个性格系统——在政治上他也正是如此。在深层心理上，游移于道义价值和个人功利目标之间。所以从根本上说，李向南并不是许多天真的读者所期待的那样一个献身于崇高道义目标的行为者，不是一个无私地献身于社会进步和人类事业的真正的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在他的所有行为中(包括他在古陵操之过急的大刀阔斧的政治行动)，在道义性的价值形式之下，在深层心理中，都可能隐藏着与个人功利目标(进退出处)直接有关的“极其复杂的东西”。当李向南从古陵进入北京的时候，面对繁华长街上的灯红酒绿、那些丰满幸福的女人和情侣，那些沙龙，那些权力和荣誉，我们在小说中时时看到他暗暗怀有的羡慕和嫉妒。而在那些地位、成就、优势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他内心中又时时泛起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他总是在以自己和别人的荣誉与成就作比较。作者也许会辩解说，我所以要刻画李向南性格中阴暗复杂的这一面，正是为了揭示人性的复杂，为了塑造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我们不妨接受这个解释。就是说，承认作者对李向南这个性格所作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因此也许是真实的。只是这种真实的现实，将使人感到十分可悲！
　　深思当代社会文化的人会发现当代现实中一个至关重大的社会精神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文学中缺乏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缺乏一种不计功利而唯以道义目标为至上的精神动力？缺乏一种以社会进步和人类事业为最高目标而为之献身的无私精神？在《夜与昼》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青年的一组群像，其中有许多相当真实的人物。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令人钦佩的性格和人物。如果说电视剧《新星》中的李向南，在总体上仍不失为具有一种豪迈的话，那么在《夜与昼》中，他的举止却相当猥琐和做作。不仅如此，在古陵中学还是那样朴素大方的林虹，回到北京后在都市文明的刺激下，也突然下决心要以自己的美貌和才能向生活“索还欠债”。而另一个在小说中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城市改革家范丹林(对林虹来说，他是李向南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却具有从心理上玩弄女性弱者的嗜好，而且公然夸耀这种嗜好：“我告诉你，我轧马路，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看看虚荣心导致的虚情假意表演。我有时候挺坏，很愿意折磨折磨人，觉得有趣。”另一个出身底层市民被人玩弄的可怜女性康小娜，她的灵魂却同样卑污。因为她漂亮，她是演员，所以虽然她出身微贱，但“凭着这两样资本，她一定要踏入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活跃在《夜与昼》舞台上的一代年轻人，其中不乏有事业心、进取心的才能杰出之辈。但就根本性格来说，他们却无一不是绝对的自我中心者，是追逐于名利场中的人物。作者作了刻意描写的顾小莉自不必说了，就连那个有时很可爱的黄平平，在内心深处何尝不是颇工心计的凤姐式人物？这种当代青年心态的描写，我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因而不知道是否真实，但它的出现，必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作者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中心心态的非正常性，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更深的探讨和开掘)。但即使有客观的社会原因，这种情况和心态仍然是不可取的。如果中国年轻一代的改革家，其真实心态不过都趋于自我中心而无视道义真理的价值和社会责任，那么这个社会的前途将是令人困惑的。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当代某些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道义的虚伪。这里有一个极其耐人寻味和引人深思的问题。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作为主流的西方文学(包括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性的价值理想。他们的主人公敢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鄙视和扬弃这个人欲横流的尘俗世界。但当代中国文学却不同。我们的某些作品往往表现出中国人在食与性两方面的无限饥渴。我们不仅描写，而且夸耀庸俗和人欲。我们试图用文学的形式来充分表现我们中国人在物质欲望上是多么欠缺和被历史所亏待(这当然也是事实)。似乎因此，我们今天有权利表现我们的一切贪婪。表现我们已不再相信正义和善，不再相信一切道义的价值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某些作品，不禁令人联想起美国德莱塞作品中的那种“金融家”和“巨人”。
　　文学映现文化，映现时代。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文学的活跃期，往往是社会大变动的酝酿期。我们这一代人，是当代中国一系列伟大历史性变革的见证人。所以，有哲学头脑和历史感的文学家，终将会写出充分展示这一伟大变革的史诗性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新星》和《夜与昼》作了这样一个尝试。但与当代文学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是一个“急就章”。就当代文学来说，哲学上的浅薄、文化底蕴的贫乏、艺术的幼稚，似乎是较普遍的弱点。它们往往不是过于早熟(缺乏完备的发育形态时已成熟)，就是尚未成熟。相比之下，柯云路的这两部作品还明显地高出其他某些同类作品一头地。可是这个高度对于世界文学史来说，却未免太低了。历史正在呼唤着史诗，作为读者，我们也在期待着！
　　我不知道本文对柯云路作品的分析是否过于苛刻。但是请读者注意，我始终认为，这两部作品具有一种开创性的意义。拿破仑曾经说过；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代社会制度。在这里，他所说的墨水是指思想，是指文化和精神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这位伟人可以说预见到了今天的信息革命的意义。文学，在一个其他通讯手段相对不发达的落后社会中，是传递信息、影响社会价值观念、传播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也是促进社会改革和改善的手段。所以，我尤其希望本文对《夜与昼》价值结构所作的分析，会比其他问题更引起读者和社会公众的注意。
　　一九八六、四、二十五于京西古城
　　(《新星》、《夜与昼》，柯云路著，分别刊于《当代》一九八四年三期增刊，一九八六年一、二期)
　　①　也许有人会说，《夜与昼》是另一篇与《新星》不同的独立作品，所以应该允许有这种不调和。但是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这两部小说的人物遭遇和事件，是相互承接的。它们既然是一部系列作品，我们就有权利将其作为一个统一有机体来给予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