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

　　张维平：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回到亚当·斯密去”的思潮，它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重新肯定市场力量，呼吁给私人经济以更多的自由。这恐怕是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伍晓鹰：无独有偶，也是从这时起，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中国的加入而大大深化了。它在给企业以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等方面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
　　张维平：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改革经济体制的调子近来也越唱越高，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这个世界性潮流的主题。
　　伍晓鹰：我同意这个概括，并且正是基于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价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学说。哈耶克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那场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的大论战中出名，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是他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而后在他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足涉经济、政治、法律以及伦理、哲学诸领域。
　　张维平：据说哈氏成年后一半时间是在故乡奥地利度过的。他目睹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后来旅居英美，觉察到经济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国家势力可能会最终葬送自由的危险，遂转向自由主义。
　　伍晓鹰：这段历史对他影响颇深，似乎一直反映在他的著述中，包括他晚年的著作。
　　张维平：你是说他在七十年代末完成的三卷本巨著《法律，立法和自由》吧？
　　伍晓鹰：是的，哈耶克在近八十岁的高龄向人类奉献的这本书，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倾毕生精力矢志不移地捍卫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严肃的学者形象。
　　张维平：说他是“严肃的学者”，只有今天你才敢这么说。很久以来，他的名声并不佳，一直是全球公认的“保守派”，他既不赞成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又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因此同东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潮都是相左的，很有些“反潮流”的味道。
　　伍晓鹰：有意思的是，他得到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由于他在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上的精深造诣，而是因为他早期对货币和经济周期方面的理论贡献，这似乎也说明了一种倾向。
　　张维平：不管怎么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早在四十年代初就被哈氏不幸言中，确实令人惊讶。今天重读《通向奴役的道路》我时常想：为什么国人过去那么褊执？为什么不能停下来考虑一下哈耶克的话呢？
　　伍晓鹰：这就是历史的命运。先知或许可以预见历史，但却安排不了历史，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依我看，对计划经济的狂热追求和对它的批判性反思，似乎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张维平：在中国，实践上的批判好象比理论上的批判要容易些。涉及到意识形态，我们总是有些神经过敏。譬如，长期以来哈耶克的书在读书界就近乎“禁区”。国人撰写的各种经济思想史，虽不能不提他，但都是标准化了的几句贬词。我怀疑有些论者压根儿就没有读过他的书，或者充其量只作了一些皮相的了解。
　　伍晓鹰：这种贴标签式的“批判”由来已久，比如把马克思之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冠以“庸俗经济学”，好象马克思之后已无经济科学可言，一部《资本论》已穷尽全部真理。这种贴标签式的做法，会隔断我们同发展着的人类思想文化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
　　张维平：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我国经济学界的青年学子现在普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商品经济，其计划性只能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并遵守商品经济的全部法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正日益对改革的进程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说，重新认识哈耶克，并通过哈氏的理论重新评价计划经济，此其时矣。
　　伍晓鹰：是的，我想经济学界的朋友们会有同感。哈耶克这本书的中心就是批判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他从两方面论证这种经济模式必然是低效率的：其一是计划控制代替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因而后者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受到了限制；其二是集中决策无法掌握大量分散的信息，因而不能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当然，这样的归纳过于经济学了一些，其实在第一点上他已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扩展到哲学和伦理学方面。
　　张维平：对，哈耶克首先着眼于计划经济下个人自由的丧失。哈氏认为，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是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必然发展到以政治权力替代经济权力。诚然，经济权力既然是一种权力，也可以对他人实行强制或压迫，但只要权力是分散的，则其为害程度便是有限的，而且是可以躲避或防范的。但一经集中并转化为政治权力，它就变成涵盖一切的力量，它所造成的依附性，我想就是哈氏为该书如此命名的用意所在。
　　伍晓鹰：可以这么说，这本书的原名是“The Road to Serfdom”，也可译成《走向奴隶制的道路》。奴隶是相对自由人而言的，丧失个人自由，在哈耶克看来，就是被奴役。
　　张维平：哈耶克的这个提法可能有些偏激，但书中有很多话却是一语中的。
　　伍晓鹰：是啊，读他的书时常想，有些话早该从我们这些生活在计划经济中，又饱受了“文革”劫难的人的口中说出，可是……
　　张维平：可是什么？有时你必须用别人的嘴去说出一个真理，这有些象“皇帝的新衣”。
　　伍晓鹰 ：你可能注意到，严家其等人在今年七月十五日的《文汇报》上撰文指出，象“文革”这样的非理性化的狂暴的法西斯运动，同我国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都有密切关系，我认为是对的。然而首先是计划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强化，形成前所未有的集中计划和集权政治，这是极重要的原因。否则，单纯从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品格去解释，很难说得通。人民在那个时期不但饱受匮乏之苦，而且确实丧失了个人自由。
　　张维平：否定自由的确不是我们的初衷，革命年代我们一直以“自由”为旗帜来唤起民众。不过我们似乎是只谈阶级的自由，不谈个人的自由。
　　伍晓鹰：是的，我们整个地忽视了个人的问题，忽视了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需要，个人的自我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张维平：我想，除计划经济在本质上要求集中外，这可能同东方的传统有关，这个传统是反对个人自由的。所以我们对“自由”一直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一方面我们禁谈具体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又竭力把自由思辨化。
　　伍晓鹰：是的，每个学过通俗政治理论教课书的学生都会倒背如流地告诉你“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滔滔不绝地给你解释“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辩证法，结果，“自由”仅仅是哲学沙龙里的奢侈品。
　　张维平：自由是具体的，在西方它是个人主义传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对此，哈耶克在书中已有详细论列，他甚至认为个人主义哲学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而自由是这种哲学的神髓。
　　伍晓鹰：你说的“个人主义”，在我们这里可连抽象的肯定都得不到，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个人主义等同于极端的自私自利。
　　张维平：那完全是出自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自由”的误解，西文中的individualism，并不等于自私自利。它的哲学要义是“从个人作为人的角度来尊重个人”，即承认个人的意见和偏好在他自主活动的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应作为其目标的最终判断者，每个人都应有充分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才能。
　　伍晓鹰：我以为今天探讨自由，很有必要吸取西方个人主义哲学的许多合理成分，因为这种哲学是同商品经济相连的。哈耶克说，个人主义美德滋生并流行于商业交易的社会，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商品经济的首要条件是选择自由：自由生产、自由消费、自由择业、自由迁徒等，这都属于你刚才说的个人自主活动的领域。所以说，商品经济是同个人目标与价值判断的多元化相连的，这也是前者的活力所在。
　　张维平：这的确是个需要深究的问题。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选择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所以我们只承认一元的社会目标，不承认多元的个人目标。传统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将因此而进步，可是劳动者缺乏积极性与企业缺乏活力久已成为社会主义各国的顽症……
　　伍晓鹰：丧失了选择自由的个体，实际上已不能作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哪里还有什么活力？
　　张维平：你这里所说的“个体”应该包括公民、家庭和企业三个方面。
　　伍晓鹰：是的。对个体来说，政府拥有无所不包的选择权，你只是消极接受，从摇篮到火葬场，你全都被选择，被分配了：在哪里居住、进哪个幼儿园、在哪里买定量消费品、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然后是指定的公费医院，甚至是指定的火化场。你别无选择。当你知道你无论怎么做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时，你怎么会有责任感、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张维平：确实如此，我记得前些年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执政伊始，西伯利亚科学分院一位女经济学家曾公开撰文，尖锐批评苏联体制造成了一整代消极类型的劳动者，他们干活磨磨蹭蹭，偷工减料，并且酗酒、怠工和旷工，对经营成果漠不关心。近几任苏共领袖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四出巡视工厂，不断发出措词严厉的批评，要求整饬劳动纪律，与懒惰和怠工现象做斗争。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我国，这也是司空见惯的，近来正试行合同工制来解决“出工不出力”的问题。
　　伍晓鹰：起初，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下会出现如此普遍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为什么在理论上已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了如此消极的劳动态度？现在来看就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失去了个人的选择自由。看来必须把选择权交给个人。我国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就是因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将自由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农民自己。
　　张维平：不过还不够，应当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农民。
　　伍晓鹰：城市改革也要走这条路，尽管困难很多。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也是没有选择自由，人、财、物、产、供、销统统由政府包下。没有了自主权也就没有主动性，当然也谈不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的企业不会努力革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满足市场需要，自然它也不害怕破产。对企业负责的是国家，所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企业有一种“父爱精神”：替企业承担风险，任企业讨价还价，没完没了地补贴。
　　张维平：按哈耶克的说法，这是因为用政府计划代替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当然首先是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改革远远不够，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还不行，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有这样，才能成长起真正的企业家。
　　伍晓鹰：我们说了半天还没有讨论伦理学上的问题，实际上，哈耶克就此大费笔墨。前面说的似乎都牵扯到如下的价值判断，即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对的，是不是道德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张维平：人首先是利益动物，是经济人，这是全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谈论自由的出发点，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取消了个体的选择自由，整个经济就将失去活力。
　　伍晓鹰：正如你前面说的，这同样不能归结为“自私自利”。
　　张维平：是的，“自私自利”说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即“损人利己”，这是不道德的。个人主义恰恰反对损人利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一直有偏见。大家知道，个人主义是主张个人的独立性，但这不仅仅是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每个人的相互独立性，自己的独立要以他人的独立为前提，以互不侵扰和互不凌驾于对方之上为前提；再有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也不是仅指自己的利益，它主张每个人都有相互独立的个人利益，自己的利益要以互不侵犯利益，互相承认对方利益为保障。
　　伍晓鹰：这种解释非常必要。我想，在“尊重”和“发表意见”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一个尊重个人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互相尊重的社会，允许个人自由发表意见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容得下各种不同意见的社会。你发表你的意见，你不会把它强加给别人，你知道别人也有自己的意见，你的意见得到尊重的前提是大家互相尊重。
　　张维平：是这样的。相反，在以共同利益为名强调服从某种最高意志的前提下，不仅这种“最高意志”会强奸民意(这是最大的不尊重)，而且人与人之间也互不尊重。因为在“最高意志”下谁的意见也不重要，谁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人说话、行动，并要求被尊重。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这时借贯彻所谓“最高意志”，或以“人民”、“革命”等名义，个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欺辱别人，干最不道德的事。这一点，经过“文革”的人都深有感触。
　　伍晓鹰：不同的经济制度有不同的道德和伦理观，看来，要真正发展商品经济，首先得来一场“观念革命”。
　　张维平：可以这么说，把选择权还给个体，还给个人和企业，我们的全部生活和思维方式都得相应改变，否则，改革还是一锅“夹生饭”。
　　伍晓鹰：是的，首先，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就得改变，资源的分配将由依靠指令性计划的集权模式，变成以市场为主体的分权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将成为引导拥有自由选择权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的主要机制。
　　张维平：哈耶克极为推崇市场竞争机制，他除了认为它是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机制外，还认为它是最经济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使劳动分工和社会需求的日益复杂化，这种复杂化所产生的巨大的同时又是分散的信息量，是任何个人、任何集团或机构所无法全面收集、处理并加以正确判断的。但是市场却在这方面扮演了“最佳角色”。
　　伍晓鹰：哈耶克肯定是经济思想史上较早地并且系统地研究了计划和市场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的不同能力的人。他认为普遍竞争制度下的市场物价体系就是收发和处理信息的自动仪器，它的效率证明了它是非人力所能锻制的。在计划经济下，不但决策是集中的，物价也因人为控制而失去了它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功能，所以集中决策将因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量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失败。
　　张维平：排斥市场，失去市场物价指示的“计划”算什么计划？还说这种“计划”能按什么“基本经济规律”去满足社会需要，这真象“天方夜谭”。可以说，真正反映需要的是市场，市场不但反映需要，而且还创造需要，深化分工。哈耶克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个集中管理的计划机关来“计划”生产，那世界就将寒酸与单调得多。历史不可再造，事理却能判断，当前重新肯定市场机制的世界性潮流，已说明哈耶克的分析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伍晓鹰：看来是得重新研究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过去我们从市场经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引出计划的必要性，以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供求矛盾。同时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与垄断的出现，似乎已经预示全社会可以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大企业或托拉斯，它会创造比市场竞争更高的效率。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纯用演绎法推衍出来的乌托邦。
　　张维平：说把社会搞成一个大工厂就可以提高效率，是工程师的肤浅的逻辑。哈耶克曾警告过，如把工程技术方法搬用于治理国家，必然引起混乱。我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苏联高阶层领导出身于工程师的较多这个事实，这对于推行计划体制很有用，因为他们的职业习惯使他们乐于象管理工厂那样去管理社会，结果更加深了社会的停滞与僵化。当然，如果工程技术人员具有哲学、法学与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良好素养，那将完全是另一回事。
　　伍晓鹰：如果考虑人的因素，那么社会越发展，分工越复杂，人的需求也愈益多样化。马斯洛曾把人的需要抽象为五个层次，这里还没有把人的丰富的个性差别考虑进去。人的需要是万花筒般的世界，计划只能限制它而无法满足它。所以，苏联能把宇宙飞船送上月球，但它的人民却为买不到卫生纸而发愁。
　　张维平：这的确是个讽刺。不过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不考虑丰富的社会需要，计划经济倒有助于较快地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譬如计划经济可用于战争等非常时期，因为战时有必要限制民众消费，使资源集中配置于军事用途。和平时期这样做，不但会妨碍经济与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要付出诸如文化与伦理方面的代价。
　　伍晓鹰：哈耶克也认为在技术原始、社会分工不太复杂的社会，反倒易于统一计划，但这仍要以个性压抑为代价。原始人几乎在每一件日常活动中都受到繁缛仪式的束缚，以及各种各样的禁忌与限制，任何人都不准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行事。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行为受一成不变的成规束缚的范围便与日减少。但计划体制的要求，却与这个进步潮流相悖，它通过无数种成文或不成文的道德禁律，来规范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与思考方式，从而使社会失去文化创新与个性发展的活力，并进而产生物质与精神文明的退化现象。
　　张维平：“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现象的登峰造极，从黄蚂蚁到红海洋，从天天读到忠字舞，真是人类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恶梦。今年是文革收场十年祭，但对文革成因的探讨却还大大有待于深入。你前面谈到严家其的观点，我有同感。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写过一本书：《从七层楼上看世界》，他把全球经济分为七个层次，中国经济处在最底层。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国家中，中国经济也是最糟的，体制的缺陷加上个人专断，就出现了“文革”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这个事实对我们深入反思计划体制的实质有帮助。
　　伍晓鹰：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同当权者个人素质关系很大，同样，在计划体制下，计划由谁制定，目标序列上的孰先孰后，价值判断标准等等，都将因人而异。
　　张维平：是这样的，可以说每个计划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如果我是计委主任而又酷爱解放鞋，并相信每人年消费两双足矣，于是便下达年产二十亿的指令，其结果当然会使今日的摩登女郎觉得不堪忍受；如果你是粮食部长，认为大米比鸡蛋更富营养且来得经济，并主张每人每月吃三十斤大米，则那些胃纳差的老弱人等就会把剩余粮票拿去换鸡蛋——这当然只能在非法市场上偷偷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怀着犯罪感去争取选择自由的权利。我这些并不是俏皮话，荒唐的计划不乏实例，当年的大炼钢铁，就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例证。计划当然有水平高低之分，但你不能否定任何计划都带有主观随意性色彩，苏联搞计划的时间可谓长矣，不能说没有积累相当的经验，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每一次更替，都必然伴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内容的一次巨大变动。
　　伍晓鹰：哈耶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了。他说，搞计划就象一群人决意去做一次旅行，但却没有一致同意的目的地，结果可能不得不进行一次大多数人根本不愿意的旅行。人人皆大欢喜的计划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如果把许多事情孤立地看，其中每一件都可能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完成，正是这一点使许多人热衷于计划，然而人们不懂，反命题并不成立。普通人的计划(目标)是如此之多，一个计划化的社会只能对芸芸众生的计划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计划当局又力图把其设计当作全社会的目标，因为他们自信这将行善人类并推进民族利益。而当实行过程中遇到民众自觉或不自觉的阻力时(这是必不可免的)，计划专家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便会在不断的磨擦与撞击中愈演愈强。于是只要可能，他们便不惜凭借权力，通过压制反对派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哈耶克断定，任何一种计划管制的经济都或多或少要走独裁路线。
　　张维平：确实，计划者的意志专断在这种体制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通病。西方学者把计划经济称为统制经济或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不无道理。
　　伍晓鹰：计划靠命令、靠强制来推行，首先一点就是因为这种统一计划所追求的“全民福利”或“共同幸福”，都是些没有明确含义的模糊词汇，从而无法指导行动。哈耶克认为，幸福或福利，无论是属于个人、集体还是民族的，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的目标，而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一个目标系列。但因为计划体制的前提是否定个人自主的，所以便与此相悖，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二律背反”。
　　张维平：我们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但草芥小民总是自惭形秽，哀叹自己不过是失落在“人民海洋”中的一根枯草，生活中到处是关卡、白眼、官腔和训斥。当你遇上态度恶劣的服务员而责问他(她)是否懂得“为人民服务”时，你会得到这样一句回敬：“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伍晓鹰：说到“为人民服务”，想到我们的思想教育。计划体制的动力来源，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思想工厂”——更精确地说，是经由“德治”，即从道德领域获得的。例如鼓吹轻利思想，提倡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以促使共同目标的实现等等。“文革”期间一度被玄学化了的“思想领先”和“精神变物质”等口号，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遗弃，恰好反证了半个多世纪之前哈耶克的明智。他告诫说，如果不是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在生活中没有人会持久地奉献最大的努力，除非不断地从外部施加压力。
　　张维平：从伦理学上看，被“德治”培育出的理想追求，象七彩长虹那样，富有迷人的情调。但这种追求的实际上的道德后果，则令人不敢恭维。关于“德治”的批评有很多，哈耶克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区分对于“德治”的理想追求，和“德治”的实际后果。我觉得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颇有味道。中国古代德治也即“人治”的伪善性质，表现在它培育出的是“阴阳”两面人式的官吏，一个领袖群伦，在道德上自诩为“童贞般纯洁”的人物，在背地里却是孜孜利私，鼠窃狗偷，丧尽天良。
　　伍晓鹰：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还是得树立新的道德观，譬如怎么看待“钱”？多挣钱是不是应值得赞扬？马克思向来认为把一切权力变成货币的权力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是对任何封建和政治的特权的彻底否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货币成为一个人向社会所提供的才能的市场评价。
　　张维平：哈耶克有句格言是：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这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评价。我想，这意思是明确的。钱代表自由选择的力量，而自由选择，正是现代条件下个人自由的一个基本内容，人们难免因为挣得少而束缚在相对贫困之中，但进步的动力亦由此产生。
　　伍晓鹰：讲到“相对贫困”，话题便转到平等问题上来了，平等与效率这个题目，现在已经谈得很多了。哈耶克批评了计划体制取消一切自由选择工作的机会，而代之以为每个人提供收入不变的安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或症结，恐怕也在此。
　　张维平：安全就是保障，马斯洛把安全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固然不错。但我理解，就象饮酒一样，安全也不能过量。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西方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搞福利国家，哈耶克当时明确表示了忧虑，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是杞人忧天。福利国家强调平等与安全，导致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日益增强，市场力量则日趋萎缩。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化浪潮，主要是解决这个弊病。计划体制国家的保障问题是制度性的，因为它自始就是社会目标之一。
　　伍晓鹰：其结果是积重难返：“铁饭碗”、公费医疗、职业保障、住房分配，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结果就是你前面说的，惰性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要用立法来对付劳动者的懒惰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我国经济改革中十分重要的“企业破产法”和“职工解雇法”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症结正在于民众的惰性与依赖心理。
　　张维平：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福利国家”名称的福利国家，只是经济馅饼小，福利水平低罢了。但是抑制工作动力的消极后果却更为严重。我国三十余年“均贫”基础上的低水平社会保障(铁饭碗)，固然使社会安全感已经变成人们心态中的一个稳定部分，但其代价是巨大的，不但企业家缺乏创新与承担风险的素质，而且亿万群众在久已习惯的“生活保障”、“价格保障”与“职业保障”的网络中形成了惧怕流动、变化和动荡的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在体制转换的震荡中显示出如此脆弱的适应性，以致于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会面临着“社会心理承受力”方面的各类问题。
　　伍晓鹰：安全与自由，在哈耶克看来，并非不可兼得的熊掌和鱼，而是应该有一个适度的组合。政府可以向居民提供足够保持健康与工作能力的最低限度的衣食住三件事。政府的行动最好是配合市场机制去进行，并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受伤害，哈耶克的这些思想无疑是我们在改革中应予采纳的。
　　张维平：有趣的是，计划与市场，在哈耶克看来，在某种情形下，也象安全和自由一样，是可以有某种适度的结合的。他说，这两者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在今天看来或许不新奇，但哈耶克却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说的，岁月的尘埃并没有使这一思想失去光彩。
　　伍晓鹰：类似的思想还有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等。哈耶克认为法治是自由主义的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正是在法治的问题上，哈耶克把自己的学说与“无为政府”和自由放任作了区别。哈耶克认为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有所作为，而是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遵循法治还是人治的路线，人治政府才是不足取的。
　　张维平：关于法治，我理解哈耶克的意思是这样的，它的协调作用在于对公民和政府两方面的行动自由都给予某种事前规定的限制。恰如运动场上的竞赛规则，作为裁判的政府和作为运动员的公民都应事先了解，并在竞赛中加以遵守。引申到市场机制的运转中，便是指政府应当设法确保所有人等在公平的条件下参加竞争。这是保护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伍晓鹰：我还要补充一句，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法治传统，乃是人类文化中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优秀遗产之一，而对于象我们这样具有长远中央集权的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这尤为重要。好吧，关于《通向奴役的道路》的讨论，就此打住，我们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无疑只是书中相对小的一部分，而且按常规应有的扬弃与批判糟粕的工作，我们也未涉及。但这无关紧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通向奴役的道路》，〔奥〕哈耶克著，滕维藻、朱宗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一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