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爱书者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出版，得到一册，翻阅一过，深感趣味。我有读书目的爱好，这件事初看好象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正是如此。有如讲究饮馔的人爱翻食谱，爱听戏的人喜欢看旧戏单一样，看书目也一样，在每一条目下面，看见简单的版本记录，就仿佛可以想见原书的风貌，如有自己曾经见过的书，就又有旧友重逢之乐了。这本薄薄一百来叶的书目，也反复地看了好几次。这是至德周叔弢先生的藏书目录，原书早在一九五二年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郑西谛答应编印书目以作纪念，本来是并不困难的工作，不料一下子竟拖了三十多年才得完成，说起来也是值得感叹的。
　　“书目”前面附有书影五十叶，卷尾辑存了叔弢先生的藏书题识一卷，都是可以帮助了解、增加趣味的。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目中所收有宋本六十五种，元本四十三种，宋人和元人抄本各一种，明人抄本八十三种，明本约一百四十种，校本约一百种，明活字本八种，毛氏汲古阁抄本十一种，士礼居校跋本四十九种。还有蒙古刻本一种，金刻本二种，这事实上也是宋本，只是刻于北方而已。这五百种书大抵都是至精之本，叔弢先生以毕生精力辛苦收集，至今得以完整地保藏在国家图书馆里，不能说不是大幸事。
　　这个书藏的重要性不在瞿杨丁陆之下，但与诸家目录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不求全求备，在以四部分类的传统书目中，有些部分几乎都有相当的缺略，如唐人别集中就没有杜甫的作品；史部纪传中也多缺略不完。这是以严格的质量为最高标准的书藏，而并非按目求书，填满目录的做法。他当然重视宋元，可是更明显的是对抄校本的爱好。这是有高度修养的访书者的特征。自明代以来，著名的写书藏书家的手迹，这里的收藏是略备了的。吴宽、钱谷、姚咨、谢在杭、钱牧斋、毛子晋、钱遵王、叶石君……下至清代的黄荛圃、顾千里、吴兔林、陈仲鱼、鲍廷博、劳季言，几乎在藏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都搜罗不遗。这是一大批极为重要的标本，当进行鉴定各家真迹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比勘的资料。校本的趣味，又不是刻本所能比的。每一册书都留下了前人的手迹，抄写、校订、题跋、藏印，无一不值得留连欣赏。记得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正好叔弢先生捐赠的藏书运到，一个个厚木板钉起的大小有如装运机器的板箱还没有起封。赵万里先生说，“你的眼福好，就先看吧。”打开封盖以后我从面上取出两三本小书，坐在地下书库临窗的小桌上展阅。记得两本书就看了半小时光景。后来只能叹口气罢手，毫不夸张地涌起了“望洋”之叹。记得大板箱共有六只，象这样看起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由此又想到冀淑英同志编写这本书目花费的劳动。只可惜记述的还太简略，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愿望。
　　叔弢先生关于善本书的“五好”标准，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冬就听他说起过的，现在珏良同志又在后记里记录下来。这是他选书的标准，也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心情的真实写照。在过去，有些人曾偏激地反对过这个，称之为“古董家数”，说是算不上真正读书者的藏书，实在是所见太小了。欣赏古书而要讲究这些趣味，不免有点奢侈，但这也是一种高尚、纯朴执着的趣味，并不与养花、下棋、游山、观画有什么区别。没有这种对书籍的挚爱，又怎能想象今天还能留下这些珍贵的典籍。
　　过去藏书家往往有一种完缺之见，致使不少仅存的册籍遭到毁失，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是懂得残本的重要的。在这册书目中就收录了不少残本，但又往往是孤本，如六卷本宋蜀刻《后山诗注》，只残存尾四卷，就是久佚的“人间孤本”，“纸光墨彩，焕耀眼目，字体古劲中有秀逸之致”，“是蜀小字本之最精者”，于是毅然以重价收得，“同辈甚诧其痴而讥其大费，余则以为人生几何，异书难遇，……奚暇为财物计耶！”
　　有本为一书，因种种原因，分储数地，他又能先后收得，剑合珠圆，欣幸无似。这时他的藏书题跋，往往深情流露，成为出色的散文。如他在元岳氏荆谿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名号归一图·年表》一书后所题，
　　“庚子春余从文友堂先得《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卷十二、十三、卷廿七至卅，计六卷。越岁辛未冬复从肄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廿六，计廿三卷，旧装未改，居然璧合。闻卷一前十年归嘉定徐氏，因急访之北平，乃前数日为一龚姓用六百圆买去，故都人海，渐不可追矣。……甲申十二月廿六日北平书友陈济川以函来告云，嘉定徐氏藏岳刻《左传》一卷，近在谢刚主先生处求售，予闻之，不禁惊喜过望，此正予本所逸，曩日传为毁于兵燹者，今岿然犹在人间也。……此二年中，时时谐价，与日俱增，皆不能成。丙戌十二月姐丈孙静庵卒为我以黄金一两易得之。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余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这实在已经很艰难也很巧了，可是在这跋后，还有几行说，
　　“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后，遂检前得抚州本《左传》二卷，宋汀州本《群经音辩》二卷，归之故宫。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辩》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置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邪！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
　　好书一定要聚合在一起，不能听任其分崩离析，至于藏在自己家里或国家图书馆中，那是不必计较的。当然书去之日，还是不能不惘然。这正是人之常情，但比起钱牧斋卖宋板《汉书》时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的情感，却不知高出多少了。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与认识，他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保藏。这是一个真正爱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周珏良同志为此书所写的后记，翔实地记录了叔弢先生对收藏善本图书的种种意见，并记下了他从日本购回善本，免使国宝流散域外等许多故事。在在都能使人亲切地看到这位老人的精神风貌。这本《书目》的出版，正是对老人的最好的纪念。他是藏书史上最后一位古籍版本收藏大家，也是一位真正的爱书人。这些都应该是对他公允平实的评价。
　　一九八六年七月卅一日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