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剖解“每月读书会”

　　一九八二年夏，中国文联几位先生到旅舍来看我。我刚在《读书》发表了一篇谈论美国读书会的文字，他们要打听，怎样可用同样方法也在中国组织读书会，使可鼓励读书与买书的风气。
　　他们当然是误解了。我在文中所谈论的是“每月读书会”(Book　ofThe Month　Club)的那种商业机构，主要目的是宣传新“读书会”会员可以邮购新书，既便利又便宜，如此而已，与我们中国人想象中的共同会集读书讨论的组织截然不同。
　　前来看我的朋友们很失望。我要怪我自己没有在文中解释清楚。近来美国“读书会”之多，无疑表明这是生财之道。据最近出版界估计，总数有一百四十二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每月读书会”与“文学公会”(Literary　Guild)。前者现属“时代”杂志出版公司；后者原属“双日”出版公司，已与母体一起于一九八六年被德国大出版商堡德斯曼收购。这两个“读书会”的广告，经常在各种报章杂志出现。它们每年介绍新书数百种，拥有上百万的会员读者。
　　其他的“读书会”不但规模小，而且比较专门化，它们的读者对象不一，例如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都有他们自己的“读书会”，其他专门兴趣者包括历史，心理学，建筑，看护，舞蹈，园艺，甚至东方功夫(武术)。“读书会”因为可向出版商购版权印书，故会员所购的新书价目较书店出售者为低，可是近来的书店兴起连锁联号的办法，也把书价打折扣，与“读书会”竞争。连锁书店中最出名者为“巴纳斯与诺布尔”和“达尔顿”，布满全国各城市。以恐怖小说家史蒂芬·金的新著《它》(It)为例，书局定价为二十二元九角五分，“每月读书会”月书向会员取价十八元九角五分，但是“巴诺斯与诺布尔”书店的打折扣价目是十五元三角八分，“达尔顿”书店更低，十四元九角二分。这类竞争已使“读书会”深感头痛，受惠的当然是读者。
　　由于这类经济压力，规模最大的“每月读书会”已在用另外一种宣传方法应付；广告重心已不在便宜的书价，而是在书的质量，向读者与会员们宣传它细心推荐选书的严正态度——好似旧时代小型书店主人向顾客推荐读品的亲密关系。
　　“读书会”的蓬勃对作者是一个好讯。一本新书成为畅销品，“读书会”的宣传与广销乃是最重要的因素。未经“读书会”挑中的新书，要跳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每周最佳畅销书单很困难。郑念所著的《上海生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便是一例。这本叙述中国“文革”的书，出版以来，每周都上了美国最重要的最佳畅销单(《时报书评周刊》与《出版家周刊》)，主要还不是因为它是“每月读书会”的五月主要选书。相反的，一本写得也不错的同样性质、内容类似的书，高原的《天生赤佬》(Born Red)，在同一时期出版，也获相当好评，却已默默无闻。
　　“读书会”既如此重要，它的内部有机活动一定引起喜爱读书者的兴趣。我想就两个“读书会”内情简单介绍一下：
　　早在一九四六年时，当时最红的《星期六晚邮》杂志曾派记者调查“每月读书会”内情。那篇文章报告说，“读书会的组织严密，犹如美国宪法一样的富含牵制与均衡的要素”。那是四十一年前，在今日，这个制度当然发展得更是复杂。
　　任何书局、出版商、“读书会”的开基点当然都是文稿。“每月读书会”的总办公室设在纽约市中城，每年所收到的书稿达五千余种。这些稿件有的很整洁，但是大部分是杂乱的，有的复制不清，有的填满修改的字句与编辑的评语……这些书稿都是由已经承印的书局送来，请“每月读书会”选择。“读书会”是来稿必读的，虽然，有的书局只不过想碰碰运气，所送来的书稿不一定对广大读者有吸引力。
　　“读书会”的主编与副主编每日一次检视大堆来稿，分给各个“读稿者”。“每月读书会”约雇有一百个“读稿者”，约有十个是长期工作人员，其余则是向外聘用的，多是各种专题的专家。“读稿者”在两星期内必须提呈长仅一页的报告，简明述出此书稿的优点与缺点。“读稿者”报告以四个问题为依据：
　　一、此书是否值得读书会的评审委员作最后考虑，有提为每月主要选书的可能。
　　二、如果不是每月选书，是否可定为交替选书(Alternate　selec-tion)，或作为读书会一般书单中之一项；
　　三、“读稿者”自己是否赏鉴此书；
　　四、将它的质量排次序：非常出色；甚佳；不错；平庸；低劣。
　　“读稿者”可在每一问题下作解释。他们的批评标准严格，往往较一般刊物上所发表的书评更为坦白直言。因为这些报告不能让“每月读书会”以外人士看到，“读稿者”不必考虑作者朋友的交情，也不必担忧自己未来的著作会被这位作者评介。
　　“读稿者”有的虽是成名的专家，可是报酬不多，每篇报告不过五十元。这是读书会的第一防卫线，草率低劣的书稿都在此第一线上被淘汰。有一个曾替“每月读书会”读稿十三年的作家称，有的书稿犹如“垃圾”，他惊异那些出版商的印书标准；那些书稿都是厚叠叠的，废话连篇，出版商似以为厚书可以吸引读者。
　　“读稿者”报告直接送往主编的办公室。主编可有三个决定：一、退稿；二、第二度审读；三、提交每周一次的编辑会议讨论。如果“读稿者”的报告分数相当高，但又不能评为“非常出色”，那就需要第二度审读。往往第二个“读稿者”与第一个有相反的意见，书稿便再交第三、第四“读稿者”审读，最终交编辑会议决定。
　　“每月读书会”的编辑会议于每星期四召开，参与者除了各编辑及内部“读稿者”以外，还有读书会分支(例如“佳质平装书读书会”)的代表。在这个会议中，六本幸运的新书被评为选书。(“每月读书会”每年所选的书约共三百种。)
　　不过“每月读书会”的编辑任务与通常书局的编辑任务有所不同。他们考虑了新书后，不再加编校，完全根据书局所印发的原文照印。他们读了书稿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可向原来出版的书局提建议；有时，书局也会同意修改。
　　同时，“每月读书会”的最高编务委员会(与编辑会议不同)也于每月第三个星期三集会一次。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鉴定每年十五种的“主要选书”(Main　selection)。“主要选书”是读书会认为每月选书之中最佳的，郑念的《上海生死》便是“主要选书”。可是每年只有十二个月，怎么可有十五种“月书”呢？我不能对这个谜团作解释。其实，“每月读书会”这个名字本身就不十分切当。
　　“每月读书会”的最高编务委员会完全是独立的，它的评审委员都是向外请来的文艺学术界著名人士，他们的意见不受读书会自己的主编与编辑会议左右。自从“每月读书会”于一九二六年创立，六十一年来一共只有十八位文化界名士当过评审委员。目前六个评审委员包括老资格的克立夫登·法迪曼(Clifton　Fadiman)与约翰·赫金斯(JohnK.Hotchens)。一位较为年轻的评审委员威尔弗里·希德(Wi1fria　Sheed)最近刚有一本新著小说《冬天的男士们》(The　Boys of　Winter)出版，甚获好评。这已是他的第九部小说。
　　这六位名家受到“每月读书会”有礼貌的款待。每月第三个星期三，他们齐集奢华的会议室内，先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讨论三本至六本新书，从中定夺一本“主要选书”。他们所选的有时并不出人意外，例如名家约翰·厄普代克或流行作家詹姆斯·密歇纳的新作。有时却很独特。一九八四年时，他们曾将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太太(Helen Hooven　Santmyer)的处女作《……俱乐部的太太们》(……AndLadies　of　the　Club)提为“主要选书”。这位在养老院养老的处女作家的小说内容是叙述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生活，长共一千一百八十四页。“每月读书会”作了决定后，老太太成为纽约时报第一版的新闻人物，一时名气大扬，与摇摆歌星相齐，成为出版界佳话。
　　评审委员的标准当然随个人的兴趣而定，并不具科学性的精确。评审委员中资格最老的是克立夫登·法迪曼，他已当了四十二年，因此他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无论是虚构或非虚构的选书，确有一个共通点，即是评审员、编辑们、会员们都可认同的解释时代的特性。把多年来的“每月读书会”书单集起来一观，这个特性就可一目了然。事实上，“每月读书会”的整个历史中的最畅销书有两本，一是威廉·夏伊勒的描写纳粹的《第三帝国兴亡史》，另一本是《烹调的乐趣》。
　　一本新书被选为月书或“主要选书”后，读书会就与原来的出版书局交涉复印权。读书会向书局交版税，书局再与作者拆分。一般选书的预支版税约为一万元，“主要选书”的预支版税约是八万五千元。不过如果另一大规模的“文学公会”也要竞争此书，那末预支版税可以大升。由于读书会往往造成新书的大量畅销，书局所获的版税常高出于预支数目。它与作者间的拆分通常是对半，可是畅销作家却可交涉得更大百分比。
　　对作家而言，被选为月书后，受惠的不仅在金钱的收入，而且又可声誉大增，有助于未来的著作的出版。当《随风而去》被选为“每月读书会”主要选书后，作者玛格丽·密切尔受宠若惊，高兴不已，写信致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最意外的事；我甚至有三天没有将此讯息告人。”
　　出版商原来以为各种读书会的兴起会损害通常书店的生意，事实证明读书会往往增加销书量。有的书店甚至将“每月读书会”所选新书陈列在显著地位。读书会在报章杂志登载的大幅广告也可减少原来出版商的广告费用。
　　除此以外，“每月读书会”并发行每月书讯杂志，免费寄赠一百四十万名会员。杂志上除了广告之外，并登载书评及一百二十余种新书的简介。它所能达到的购书顾客数目较《哈泼斯月刊》，《大西洋月刊》，《纽约人》那类期刊所能达到者为高。另一个对作者有利的一点是，即使在原来书局失却兴趣停印之后，“每月读书会”会继续将某些书留在书目单中，经常提醒会员。因此，通过读书会所销的书的数量，有时也可超出原来书局所销售者。
　　在这类有利情况下，哪一个作家不希望读书会的青睐？
　　专门性的读书会在这里可举例者是坎乃迪克州的“历史读书会”，约有十一万名会员，规模当然较小，不过它每年所收到的书稿也达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种。它的选择过程与“每月读书会”类似，先由助理编辑读稿作淘汰，只有三分之一获得考虑。它所淘汰的标准如何呢？有的太专门、题目太狭窄，例如《种植玉蜀黍的历史》；有的是重复，例如亨利八世传记，美国内战史之类。
　　余下来的分配给“读稿者”审读，多是大学教授，最后的定夺仍属编辑部。“历史读书会”每月所选新书约七、八种，也在书讯月刊中宣传。书局所收到的版税，是读书会书价的百分之八至十。好象“每月读书会”的“主要选书”一样，“历史读书会”也每月选出一本佳书，名之曰“编者之选”，在每月书讯中特加宣传，通常约可获得全部会员中百分之十五购取，因此可销一万五、六千本。
　　“编者之选”通常都是以较广兴趣的读者做对象。美国内战历史总有顾客，而历史学家如白蓓拉·塔克门等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众。
　　作者当然也是读者。因此很多作家也是读书会会员。去年有一位女作家名卡玲·考恩(Karleen Koen)，她的处女作小说《暗透玻璃》(Through　a　Glass Darkey)竞被“每月读书会”选为“主要选书”。这位青年女作家乃是“每月读书会”会员，收到每月书讯会刊后，见到自已的著作竟被作为重要新闻介绍，惊喜不已，大声尖叫，她的尖叫声之高，直可抵达读书会主编的耳朵。
　　一般说来，“每月读书会”的劲敌“文学公会”的选书质量较低，小说方面，多着重于爱情、间谍、惊险一类的通俗小说。但历年来它所推荐的也不乏佳作，例如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因此而畅销成名。重要作家如约翰·斯坦倍克与劳勃·品·沃伦的作品也曾被“文学公会”挑选。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