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须从旧锦翻新样

　　近代以来，用旧体诗表现现代生活，唯一可行的路是在“新意境”上用功夫。倡导“诗界革命”的梁启超对此已有所意识，在颇具影响的《饮冰室诗话》中，他自觉修正了先前的“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夏威夷游记》)三合一的提法，而以“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代之成为“诗界革命”的新纲领。这是梁启超的一片苦心。“新语句”与“古风格”既不能相容，现代白话诗又没有在他手中出现，被牺牲的只能是“新名词”了。
　　实际上，直到如今，旧诗的爱好者们仍在举行这一创作原则。“新名词”用得太多，旧体诗变了味，就不如去写白话诗，还免得被人视为附庸风雅或不懂韵味。
　　西学传入，知识大开，意境的创新并非难事，只是写得好不容易。新事物太实在，新学理太枯燥，都不及把具体与抽象集于一身的宇宙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来得惬意。无怪乎这时期有不少诗描述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与“天文大发现”。
　　古代中国人大多相信天圆地方，歌中所唱“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正是最形象的表述；又总是以中国为“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虽有“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的“浑天说”与邹衍的赤县神州为九九八十一州之一的“大九州”说，在一般人，凭五官感受和生活体验，实在难以真正领会。
　　直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现代天文学与地理学，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这就是金和诗中所写的“自从国初来，西法斯权舆。近今百余年，乃见全地图”。地图的出现，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仍有人持怀疑态度：“地图九万里，闻者疑其诬。”金和不客气地斥之为“病在见太浅”。于是，在他为李圭的《环游地球图》题诗时，便针对国人的浅见，正面讲述了他的新地球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