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龚古尔文学奖内幕

　　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一八二二——一八九六)为了纪念他早逝的弟弟、作家于勒·德·龚古尔(一八三○——一八七○)，在遗嘱中说明以他们的遗产为基金成立龚古尔学院，由十位著名作家担任院士，每年评选当年出版的最佳小说一种，颁发龚古尔奖。该奖自一九○三年起颁发至今，别看奖金只有区区五十法郎，但在法国文学界的影响却非同小可。例如杜拉斯的《情人》(一九八四)本来售出二十五万册，获奖后销量便上升到一百万册；名不见经传的让·卢奥所写的第一本小说于一九九○年获奖，销量也高达六十万册。总之只要是获得龚古尔奖的小说，法国人都情愿闭着眼睛掏腰包。因此不难理解每年评奖之前，学院内外都活动频繁，流言蜚语也沸沸扬扬。为此法国《读书》杂志的记者查阅了保存在南锡市档案馆里的院士们的通信和会议记录，在第一九四期(一九九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名为《龚古尔奖的内幕》的调查报告，赶在一九九一年的龚古尔奖颁奖前夕来了个大曝光。
　　调查报告一开始就不客气地指出：“龚古尔奖是出版社之间的交易。”因为院士们的作家资格固然无可怀疑，但是他们却分别代表着出版他们作品的各个出版社的利益。所以对每年送审的上百部小说无论看与不看，每个院士都早已胸有成竹：只要是自己出版社出的书就投赞成票。而操纵评选的主要是伽里玛、格拉塞、瑟意这三家大出版社，号称“三魔头”，其余中小出版社只能分一杯羹作为点缀。例如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一年，获奖的二十二本小说中就有十四本属于伽里玛出版社；而在一九六八年，十名院士中仅伽里玛一家便占了六名，难怪连学院主席埃韦尔·巴赞也愤愤不平地说：“这难道不是骇人听闻吗？”
　　为了获得多数票，出版社除了有自己的代表之外，当然还要拉拢其他院士，所以围绕着最后表决总是有一股“行贿”的气味。不过出版社的手段极其巧妙，完全合法，不要说学院自查查不出来，就是税务局来人也无可奈何：例如亏本再版某院士的作品，或者为其尚未出版的小说大做广告；对某院士所写的序言之类的短文付以高额稿酬，或者向某院士预付一本书的稿费，其实只有天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才写得出来；有位作家的小说总共卖了不到一万册，后来他当上了院士，第二天就有出版社给他送来了五万册的印数稿酬，等等。所以每次评奖都是“吵吵嚷嚷”、“丑闻不断”，好在一是法国丑闻太多(可以直译为“丑闻后浪推前浪”)，二是法国人健忘，吵嚷一通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院士们的政治态度同样影响着评选的结果。一九五七年，刚刚脱离法共的罗歇·瓦扬以他的小说《法律》获奖，《法国观察家报》评论说：“资产阶级是以龚古尔奖来奖赏他脱党而不是奖赏《法律》。”反过来，身为院士的安德烈·斯梯是法共中央委员，代表格拉塞出版社，但就在三年前由格拉塞出版的《夏尔·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行将获奖、只缺他这一票时，由于该书作者贝纳尔一亨利·莱维支持以色列，他就是不投这一票，终于使该书落选——这在我们看来无疑是大义灭亲、立场坚定的表现。一九六八年，阿拉贡刚当上院士，便通过斯梯告诉获奖呼声最高的贝纳尔·克拉韦尔：要他在《人道报》上发表一封感谢信才投他的票。不料此事被人披露出去，阿拉贡不得不辞去了刚当上几个月的院士职务。
　　此外在院士的选举和龚古尔奖的评选标准上也时有纠纷、矛盾百出。一九七一年二月，代表伽里玛出版社的院士让·吉奥诺去世，九位院士一致选举该出版社的作家费里西安·马尔索递补，使马尔索欣喜若狂。不料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第二天他就以三票对六票落选了。原来当天夜里其他院士在巴赞主持下来了一次“宫廷政变”(巴赞语)，乘伽里玛出版社的两个代表先后去世、只剩三人之机，决定摆脱它的控制，今后不再增选它的代表当院士了。龚古尔奖应该是奖给青年人的，所以七十三岁的阿尔贝·科恩在一九六八年以年纪太大而落选，可是一九八四年大家却又选上了七十岁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最最出奇的是法国《读书》杂志的编者按：“龚古尔学院的院士们愈是受到嘲笑、诋毁、揭露，他们的影响就愈大，威望就愈高，在这方面，我们的调查一定会增加他们的光荣，只有沉默才会损害他们……因此他们起初会对这篇调查的内容感到不快、甚至愤怒，但接着就会说：感谢《读书》杂志！”事实的确如此，每一次“吵吵嚷嚷”，每一次丑闻，都只是促使获龚古尔奖的小说更加畅销。何况在人们无法要求议员们申报他们的额外收入时，又何必苛求或许多拿了几个稿费的作家呢？只是这种揭露比沉默好、揭露反而会使读者更加信任和喜爱龚古尔奖的说法，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所以乍听起来未免会觉得是奇谈怪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