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中自有富强术？

　　上海有份半月热门书排行榜，分文艺与非文艺两栏，每栏五本，在最近的一期上，荣登非文艺榜首的是上海交通地图，其余四种则是《股票搏击技巧》及其伯仲。可惜倒退一百年尚无这样的排行榜，我们无法确知当时热销的究竟是些什么书，但“有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常盛不衰的时文范本、科场闱墨外，在清代同光之际，要算《西学大成》、《富强丛书》与《时务通考》一类书籍最为畅销。
　　自从那场名叫鸦片的战争以来，天朝大国老是败于蕞尔小夷，起先以为是偶而失手，后来才悟到确实是技不如人，于是渐渐酝酿起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潮。这一风潮的青萍之末乃是同文馆的格致之学。同文馆本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后来听从美国人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的建议，增加了西洋科学技术的科目。丁氏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自撰《格物入门》一书七卷，其内容分别为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和测算举隅。书名自然来自《大学》：“致知在格物”。于是先是格物，后是格致，成了西方科学的代名词。
　　丁韪良任职期间，正是徐继畲管理同文馆事务的时候。徐氏在前已有《瀛寰志略》行世，这本启蒙性质的世界地理全书广为流行，为他赢得很大荣誉。但当丁韪良请他为《格物入门》作序时，他却老老实实地说：“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也就是说，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技术也还不十分了解。
　　《格物入门》的初版没有见到，见到的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的增订版。这一版以“同文馆集珍板”的形式刊行，纸白、墨黑、字靓，而且派头不小，书长近一尺，书前并有李鸿章等要人的序。据丁氏自序说：该书“迄今行世已久，辱承士大夫谬奖，内地既为广传，东洋亦屡行翻刻。”可见从初版到增订版已足足风行了二十年。此风还远刮日本，正好适应了明治维新以后的需要。集珍原板并非人人能备，于是又有普及的巾箱本出现。巾箱本、缩印本的刊行都是畅销流行的标志。自《格物入门》之后，介绍西洋科技的书籍层出不穷，或西人自编，或中西人士合译，无虑成千上百。比如曾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及江南制造局编译的傅兰雅(John　 Fryer)，就编辑了一套《格致须知》，从光绪八年到二十四年才陆续出齐，包括《地志须知》、《电学须知》、《化学须知》、《全体须知》(即解剖学)、《植物须知》等三集二十二种。其他如《格致启蒙》、《格物探源》、《格致举隅》等等不一而足。连丁韪良自己也又写了一部《格物测算》。但是光有科学技术的学习显然不够，洋枪造了，洋炮买了，中国还是屡战屡败。于是有识之士认为还要讲求西洋各国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说，要学习包括格致与典章制度在内的西学，才能臻中国于富强。
　　“西学”一词何时问世，尚待考证。但自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丁韪良《西学考略》出，此语就广为流行了。丁于光绪六年请假归国，两年后回到北京，写成此书，纪其周行各国，谘访政教之梗概，比较中学西学的不同。其时他到中国已有二十年，深知中国之弊不只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还有风俗政教方面的缺陷。所以此书之用意乃在于通过西学的介绍，以说明中学应该改进之处。此后，以西学冠名的书籍，不知凡几，正如王韬说：“近时所译西国各书纷然错出亦甚夥矣，门径既多，头绪又繁，阅者如适宝山，茫然不知所取材，何则？以无贯串之者也。”于是以贯串为目的，合众书为一书的西学丛书和类书在八十年代很快应景而出。其中《西学大成》要算是较早出现的一部。该书在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出版，共分十二编，从子编到亥编依次为：算、天、地、史、兵、化、矿、重、汽、电、光、声诸学，将有关的西学书籍的全部或部分汇入其中，查阅十分方便，因而此书发行量很大，一再重印，至光绪乙未(一八九五)板，已经有些模糊了。除《西学大成》外，广为流行的还有《西学启蒙》、《西学通考》、《西学三通》、《西学军政全书》、《西学自强丛书》，甚至于《西学时务总纂大成》，应有尽有。这些书越出规模越大，收录范围也越来越广。国人作事讲究天王盖地虎，你有大成我则有通考；你有通考，我则有三通，一物降一物是也。因此发展至本世纪初的《西学三通》，其篇幅竟达五百零八卷之巨，号称“汇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定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与《西艺通考》”三部分。这里的政、史二类不言自明，艺即艺术(也可叫术艺)，并非指的Art，而是Science& Technology，正如廿四史中的艺术传，并非为画家、音乐家或书法家树碑，而是为卜者、医者和畴人立传。换句话说，此书政史艺三类自谓已把西学内涵囊括无遗，直可与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相媲美。
　　西学既成时髦，如何利用西学来为现实服务，便是“时务”的责任，于是又有《时务通考》之类的丛书产生。以光绪二十三年出版的《时务通考》为例，该书正续编共有四十册之多，分别卅一卷，除科学技术部分外，加入“约章”、“律例”、“商务”、“教务”等内容，以备当时事务的需要，故以时务为名。
　　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骚动沿海地带的话，半个世纪后的甲午之败却是震撼了举国上下。岂但西洋船坚炮利，连全盘西化的东洋竟也能置我于死地，可见不但西学必须看重，即东学亦应讲究，于是“新学”一词又悄然出现。西学乃与中学相对立，泾渭分明；新学则和旧学相比照，内涵更广。只要不是词章考据之学，大体便入新学范围。所以凡是讨论富国强民之道，宣传改良变法途径，则不管是国人还是洋人(包括西洋和东洋)的著作，统统纳入新学。一九○三年出过一部《新学大丛书》，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其中所收就尽为国人与日本人的作品。故该书例言云：“本编搜集中东名著，取其有关目前经国之旨者编辑成书”。内容则分为政法、理财、兵事、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等十纲，比前之西学又有所扩充了。
　　从格致西学到时务新学，外来文化的传播在中国经历了颇长的时间。日本从开港到明治维新只花了十五年，且一举成功；而中国从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几近一甲子，仍不免于失败，国情确与日本不一样。中江兆民说过：我们日本民族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没有哲学当然不大好，但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没有包袱，对于外来文化可以拿来就用，而老大中华，文化过于深厚，很难实行拿来主义，对于外来新鲜事物总是有所疑惧，即使不疑不惧，也很难放下架子去学习夷狄之长技。因此晚清主张改革的人就演出了一曲双重奏：一是西学源于中国论，二是书中自有富强术。
　　首先，声光化电诸学虽说是西方传来，但究其源乃出自中国——清末不少著作都力图证明这一点，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张自牧的《瀛海论》，详细论证《亢仓子》乃电气之祖，机器兵法与管墨庄列诸子互相出入云云；或者说这些东西中国亦古已有之——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今天仍然时时看到周朝已有机器人和足球源于中国一类的文章)，所以言西学当然应该以“格物”二字总其成。奇怪的是洋人倒不来争这个发明权，甚至还承认化学本自炼丹，报纸仿自即钞，印书乃冯道之遗意，考试则从岁科取士学来，煤气不过四川火井的翻新等等。就连丁韪良自序其《格物入门》也说：“尝读《大学》‘致知在格物’，不禁叹圣人言近旨远。……今诸国相师而学，孜孜惟恐不及，新法迭兴，乍见者震而惊之，不知中国圣贤早为指明此理也。”中外所见略同，在西人恐怕是为了传播的便利，在本邦则是为了面子。中国人怎能见利志义，丢掉面子去拾洋人的唾余？既然西学源于中国，心理上这一关就过去了。当然并非言西学源于中国者，皆愿西学传播于中国，而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已。但几乎所有的西学类书籍的序言中都要提到西学源于中国，却对这些书的广为流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中国人向来最是迷信书的实用价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文盲老妇也能朗朗上口的箴言。既然书中什么都有，还能没有富强术吗？因此王韬为《西学大成》作序说：“西学至今日亦盛矣哉！……自象纬、舆图、历算、测量、光学、化学、电学、医学、兵法、矿务、制器、炼金，类皆有用之学，有神于人、有益于世、富国强兵即基于此学者。”李鸿章为英人艾约瑟《西学启蒙》作序也说：“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今为尤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上有显爵，下有世业，故能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因为对西学有这样的理解，在晚清遂有许多仁人志士，幻想从书中去寻觅富国强兵之道。甚至于有一套很有影响的西学丛书就直名为《富强丛书》，张之洞在该书的序中希望读者能通过此书，窥西学之奥秘，撷西学之精华，“始以彼之利用供我之所求，驯以我之会通夺彼之所恃，行见中国之富强且驾西国而上也。”
　　有了这两个信念，难怪在时文制艺——只要科举制度不废，这种书永远行时——之外，格致西学时务新学一类书常盛不衰。但是希冀国富民强的良好的愿望到底变成了通向地狱的铺路石。就在《富强丛书》出版的第二年，熟谙富强术的一批先知先觉，发动了一场旨在富国强民的维新运动。可惜皇帝乃是孱头，维新不过百日，主事者死的死逃的逃，一切烟消云散。政权比富强更加重要，祖宗制度岂可随便更改？于是继续落后下去，不断挨打下去，八国联军、辛丑条约接踵而至。等到最高统治者悟到不富强也会完蛋时，又开西学之禁，重提变法之议，甚至于筹备立宪，改行新政，比戊戌维新还做得彻底，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病入膏肓的人什么药方都是枉然，只有入土为安才能了事。大清王朝终于覆灭，正应了福泽谕吉的一句话：“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
　　维新的成功要有三个条件：启蒙者的鼓吹，当权派的支持与实行家的努力。日本三条具备，而中国只得其一，结果自然不同。日本开港比中国晚，接受西学比中国迟。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衰志略》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格致西学诸书也在明治维新后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日本的成功并非因为人人都熟读了书中的富强术，恰恰相反，福泽谕吉在晚年很深刻地说：日本“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断事大胆活泼，但相对之下，知识非常浅薄。……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的无知所赐。”书中的确有富强术，但仅仅是“术”而已，即使此术能点石成金，也还需要那一“点”。所以戊戌维新并非失败于启蒙不足，而在于当权者的扼杀和缺少“无知”的实行家。
　　尽管如此，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启蒙过程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西学书籍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正好描绘出了这一过程的轨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真应该将晚清以来的此类书目作一番清理，——由于后世无人看得起这样的书，公私收藏都已不多，而且图书馆因其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分类也很混乱——进一步，如果财力允许，更可把这些书的序跋甚至目录汇为一集，作为研究的基础。这样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书能在日本起作用，而在中国不能。“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历史，历史就有可能重演。”好像谁说过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