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是空前绝后，而是有特发展

　　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当写到二十年代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创作时，特别提到的是三家：一是鲁迅，二是郁达夫，三是许地山。他给许地山以如此高的历史地位，这在十几年前是使我们颇感新奇而又不习惯的。但现在想来，夏志清之特别提出许地山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稍嫌不足，我认为可以加上我们一向更为重视的叶圣陶而称为新文学初期小说创作四大家。为何独独提出这四个人而不加上其他小说作家？实在因为他们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四种主要倾向和四种主要派别。鲁迅在这四派中成就最高，严格讲来与其他三家不能并列，但他确又难以取代其他三家，称之为独立的一派对认识二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是有益的。鲁迅小说，是属于中国的启蒙主义小说。他的思想自觉地体现着世界和中国的现代思想潮流，而对于中国的旧文化，对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精神上留下的恶劣影响，他有着明确的意识。他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这一意图。在小说作派上鲁迅小说也是独立的。郁达夫的小说不是启蒙主义的，而是自我表现式的。他把他所感受到的苦闷和委屈尽情地、夸张地倾吐出来，至于自我为什么有这种苦闷和委屈，它体现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符合不符合人的理想，郁达夫是不太考虑的。他的小说的作派与鲁迅大异其趣。他用的是自叙性的语言，抒情的、倾诉的调子，把自己的苦闷与委屈尽情地直诉出来。鲁迅的则不同。他把自己的感情压缩在自己所描写的情景和人物关系中，偶有抒情性的文字，也多是借小说人物之口曲折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许地山的小说是为人生的，这与鲁迅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主要不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至少在他的小说里，不是依靠对世界最新思潮的理解和追求，而是依靠他对人的终极性的道德理想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新与旧便是不重要的，社会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带来的对人性的新要求也是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只是人应当是怎样的。鲁迅出于对新的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的认识，使他不论在社会的现实人物和自我的现实精神状态中，还是在古代的哲人贤士身上，都难以完全体现自己的人格理想。他要达到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许地山则能在现实人物中发现体现自己人格理想的典型。不论是《命命鸟》中的加陵和敏明，还是《商人妇》、《缀网劳蛛》中的主人公，都表现了许地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小说作派上，许地山叙述的是人生的经历和命运以及人物对自己的经历和命运的看法与态度。他的人物一般都有极曲折的经历。鲁迅则不同，他一般不找有太多曲折的人生经历的人物。鲁迅的小说重视的是人生片断的描绘，场景和细节较之经历的过程更受鲁迅的重视。许地山的小说所代表的实是宗教哲理小说的倾向，与郁达夫不同，与鲁迅也不相同。叶圣陶的小说表面看来与鲁迅的传统更相近，但我认为，二者的差异并不一定小于鲁迅与许地山、郁达夫的差异。鲁迅着眼的是中国人的灵魂，叶圣陶着眼的则是社会的公平和现实社会的状态。贫富的差异、社会的腐败、地位的不平等等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在叶圣陶的小说中占有更大的比重。鲁迅也描写这些现象，但更使我们看的却是人的灵魂，亦即人物的精神面貌；叶圣陶也写人的精神面貌，但要使我们看的是现实的社会状况。要说“实”，这四派小说中以叶圣陶的最“实”，它的客观色彩最浓。较之叶圣陶，鲁迅、郁达夫、许地山的小说都更带主观性的色彩。郁达夫小说的主观性是赤裸裸的，鲁迅的主观性体现在他的小说格调和氛围的制造中，许地山的主观性则表现在人生抽象哲理的议论中。叶圣陶的小说没有极鲜明地托出叶圣陶的形象，而鲁迅、许地山、郁达夫都在自己的小说中把自己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了出来。如果让我命名，我认为叶圣陶的小说可以称之为社会写实小说。显而易见，鲁迅的启蒙主义小说、郁达夫的自我表现小说、许地山的宗教哲理小说、叶圣陶的社会写实小说基本涵盖了新文学初期小说创作的四种主要倾向，是有代表性的。
　　在以上四派小说中，我们更重视鲁迅小说是有其合理性的。鲁迅与其他三位作家的根本不同在于，鲁迅对于自己所体现的创作倾向，是完成态的，而其他三人即使对于自己所代表的倾向也是未完成态的。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潮史上，由于二者的交叉，常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文学现象。一是一个作家所追求的一种新的倾向，由于社会的和个人的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在他自身造成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这种倾向的真正伟大的作品是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出现的，但他对于所追求的方向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历史上应赋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二是当一个作家追求一种新的创作倾向的时候，他的个人的才能和社会的条件都已成熟，这种倾向立即在他这里造成了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使后来人的作品反而相形见绌。我把前者称为未完成态的，后者称为完成态的。未完成态的象中国最早的话本小说。由于早期说话人的文化程度和创作才能的限制，由于这种形式在初创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并没有立即出现很伟大的作品。它的一系列丰硕成果不是它的开创者创造的，而是它的继承者创造的。而描写封建大家庭盛衰史的文人小说《红楼梦》则是完成态的，它的出现就是它的高峰，使此后的续书再也难望其项背。即使到了现代，到了有新的思想看待中国家族制度的衰败原因的时候，人们仍难在这方面超过曹雪芹，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不论在其思想的丰富性上，还是在艺术创新的意义上仍然是难以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并肩媲美的。在这里，用不着达尔文的进化论，起作用的是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鲁迅的启蒙主义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完成态的。它使后来人很难在启蒙主义的目的下创作出更为伟大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在体现中国启蒙主义小说的精神上，可说已达到了巅峰状态，很难想象还会有谁写出比鲁迅的作品更具有概括性的启蒙主义小说力作来。郁达夫、许地山、叶圣陶则不是这样，他们即使对于自己的创作倾向也不是完成态的。郁达夫的小说是自我表现式的，但他的自我表现还太直露和肤浅，他没有像卢梭等一些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在对人性的新的探索中做有深度的自我表现，也不是在对中国国民性的现代性思考中表现自我的，而在艺术上的直接后果则是结构上的松散，象《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这类小说简直如漫出堤坝的洪水一样极其漶漫地向前流动。这使后来人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更有思想艺术价值的自我表现、自我暴露式的小说作品来；许地山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宗教意识极为薄弱的国家，中国人极少从超越性的非现实的观念上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价值，思考人的生和死。许地山受的家庭教育和启蒙教育主要属于儒家的入世思想教育。他之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意识，一是由于他的性格是冥思型的，二是由于他的入世的职业选择与宗教有更密切的关系，三是他的早期生活的某些波折加强了他的人生无常感。但是，他像郁达夫一样，当时的倾向并不代表他们思想的成熟，而代表着在初踏入世途时的偶然性的思想选择，所以当他们随着人生实际经历的增加，其原来的思想倾向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却体现着鲁迅思想的成熟，所以此后的人世纷纭、社会动荡、思潮起伏只是加强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改变了它的具体表现形态，而没有动摇他原来的思想追求及其根本性质。许地山的宗教哲理小说不能不受到他当时状况的限制。他的宗教哲理小说，多数仅与他接受和思考过的人生哲理意义有关，而与现实人生的直接体验较远。我们能从郁达夫的小说中直接看到郁达夫个人的经历及其人生体验；我们也能从鲁迅的小说中模糊然而确实地感到鲁迅所亲身体验到的人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但许地山所写的则与他的实人生距离更远。不但加陵与敏明对待人生的态度与许地山相距甚远，就是《缀网劳蛛》、《商人妇》的主人公的经历也没有许地山个人的经历的影子。但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他却赞同这些主人公的观念和态度。这样，他的人生观念在小说中便具有明显的注解性质，而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些伟大作家一样异常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艺术描写。他的宗教意识还是淡漠的，不但从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即使在他的作品中也能感到。正是由这种淡漠，使他停留在一般的宗教意识的层次上，而无法深入到一个特定的宗教中去。佛、道、基督乃至儒家的某些精神追求，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彼此相矛盾的成份在他就不重要了。实际上，在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思考中，越是深入，越是只能进入到一种特定的宗教中去，因为不同的宗教实际代表着不同的精神追求。许地山这种擦过各种宗教而未入任何教派的现象，恰好说明他的思想仍然是现世性的，一切的宗教只不过是说明现世生活现象和自我现世追求的理论罢了，同用现代哲学学说诠释人生现象和自我追求没有本质不同。这样，他的宗教哲理小说就难以以完成态的形式出现，而后来有更强烈宗教意识的作家大有可能创作出更伟大的作品来。较之鲁迅、郁达夫、许地山，叶圣陶的创作倾向更有现实思想的基础，中国后来的社会写实小说多数呈现着他的思想倾向。这不是说在具体的思想选择上相同，而是说在以社会公平的尺度描写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和低层人民的生活痛苦方面是相近的。但在这方面，不但有中国古代的伟大作品，而且也有后来者的更广阔、更细致的描写。叶圣陶熟悉的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儿童的生活，对更高政治层的内幕和最低层工农的生活都没有切身的体验，这影响了他的社会写实小说的成就。不能比美于外国的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巨匠，中国后来的茅盾、巴金等，在社会写实小说的成就上也都超过了他。总之，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是古今中外的作家都不可替代的。外国的作家在表现中国国民性的深度上无法替代鲁迅，古代在旧文化内部产生的作品也无法替代鲁迅，后来的作家则因鲁迅在这方面所已达到的高度而不可能在同一领域中超越鲁迅，正象巴金在描写封建大家庭的盛衰史上无法超越《红楼梦》一样。但我认为，许地山同郁达夫、叶圣陶一样，正因其作品的未完成状态而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正是在他们的未完成态的意义上，才预示着现在和将来有可能得到更长足发展的创作倾向。我们这一代研究者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文学研究界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每一个人都不能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人生、自己的思想追求和人生追求，而在重新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新文学初期这四种创作倾向便又都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和整个社会上。当我们把我们做为一个纯真无邪的孩子而思考自己在人生中遇到的痛苦和委屈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外界以其不可战胜的力量使我们受到伤害和感到屈辱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了郁达夫那自我表现小说的需要；当我们从人的终极道德标准、从社会苦难的不可避免和人类爱的终极需要，从面临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与在污浊现实中保持自我精神的善与美的需要出发，我们感到许地山宗教哲理小说所表现的创作倾向并非是不可理解和不可容忍的；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强凌弱、坏欺好的社会不公现象感到强烈不满时，叶圣陶的社会写实作风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而那些不甘于匍匐在现实面前听任该类事件在中国重演的人们，那些不满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经结束而要从它的发生根源思考它的人们，则自觉与不自觉地走向了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道路。在这时，人们的思想撒开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解度也拓宽了，人们在寻找自己发挥作用的领域时，自然向更宽广的领地发展。《许地山传》的作者宋益乔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许地山研究的。
　　宋益乔是对许地山的研究下过极深功夫的，为之作传，其见解的深刻和资料的翔实是有保证的。中国的某些文人有个坏毛病，就是要把什么都说得“有趣”，这就把各种趣闻都往某个名人的身上堆，史实的可靠性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弄到后来，真不真，假不假，真假也搞不清了，历史成了一笔糊涂账。在大兴名人传记的现在，是不能不警惕的。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讲鲁迅和毛泽东的，把未经证实的资料以记实的名义写出来，并且讲得有鼻子有眼，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大约，中国文人传统中真有一种浮滑的灵魂。小说讲想象，要虚；历史要忠于史实，要实。有些人做小说做不了，专在历史上编故事，待到成了妇孺皆知的“佳话”，历史的脸就怎么洗也洗不净了——越洗越脏。可悲也夫！宋益乔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他的传记的第一个特点是实。事实是不移的，是经过考证的，翔实的。
　　传记光有“事实”不行，还要实中求深。许地山的宗教哲理倾向，在过去是作为“糟粕”批判的。宋益乔首先以理解的态度对之进行分析性的评述。传中观点，都来自他个人的思考和研究。褒贬由人，但却不能否认作者确对许地山的为人为文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在该书原版题记中说，他要“把‘挖掘魂灵’视为自己写作的最崇高目标”，这就是他求深的表现。在事中看人，在文中摸索作者的灵魂，可谓该书的第二个特点。
　　在以上两个特点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作者是全力向着艺术传记的方向努力的。在谋章布局上力求艺术化，在语言文字上力求形象化，不是把传记写成刻板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努力写成形象具体的小说。这形成了这部传记作品的独特风格。现在这本许地山传再版问世，欣喜之余写了以上一些话。请读者原谅我的啰嗦唠叨。
　　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许地山传》，宋益乔著，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版，2.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