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拓的代表作——《望君早归》

　　王拓，台湾基隆人，一九四四年生。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行列中，他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而且还写了不少的文学评论、政论文章。一九七五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金水婶》出版，一九七七年又出版了他的文学评论集《街巷鼓声》。
　　王拓的作品反映了七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所出现的重大变化。他揭露了在台湾商业化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贫困、堕落、自私自利和非人道的现象，对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他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他曾指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极端个人的、自私的商业社会是要灭亡的，人类是应该无私地互相帮助来共同创造一个真正平等的、和谐的世界。我相信，历史的发展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迷惘与徬徨并不可怕，怕的是社会上的人都象死水一般没有反映，没有动静地被商品和物质给麻痹了。”(《从当代小说看知识分子的迷惘与徬徨》)他认为，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们应该创造一种能够反映台湾现实的新文学。他说：“知识分子在考虑这个文化问题时，在努力建立新的自我文化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到社会众生的生活需要，是不是应该先去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呢？”“中国的现代文学应该是能表达我们大多数人的痛苦、欢乐、期望与理想的文学；中国的新文化也应该是能实际解决、满足我们大多数人(物质和精神)的生活需要的文化。而它们的基础应该是要建立在对广大的社会群体的了解、沟通与一脉相连的关系上的。”(《让文化建立在我们的土地上》)本文所要加以简单介绍的几篇小说就基本上反映了王拓的这一思想。
　　《望君早归》这一小说集一九七七年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收集在这个集子中的五篇小说都是王拓七七年在台湾报刊上发表的。书前有蒋勋写的序，概述了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过程，分析了王拓小说中的道德力量。
　　王拓生长在基隆市郊外八斗子渔村，对渔民的生活非常熟悉。他的小说集《金水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描写渔民生活的。这一特点在《望君早归》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望君早归》是给这本小说集定名的中篇小说，描写渔妇秋兰的丈夫出海打鱼，不幸遇上台风，包括她的丈夫在内的两船渔民全部遇难。小说以细腻的笔调描写了秋兰在这个强烈打击下的哀愁和绝望。这篇小说引人注意的是王拓不仅刻划了渔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船老板不顾渔民死活，借死人大发横财的罪恶面目，而且描绘了渔民和船老板的斗争，同时塑造了一个为保卫渔民生存权利而坚决斗争的人物——邱永富的形象。
　　邱永富是基隆渔会的一个职员，自从水产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渔会工作。十五年前，他的父亲在一次台风中遇难。当时船公司欺骗说船仅是暂时失踪，等有了确实消息才能开协调会。结果一拖十五年，船公司没有发给渔民家属抚恤金，也没有给予任何其它金钱上的帮助，而遇难船员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好认了命。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邱永富的内心忍不住就要怨责起他母亲与大哥当时的软弱来”。这件事深深地印在邱永富的脑海中。他到渔会工作以后，眼看着许多遇难船员家属向渔会请求协助，但渔会只能做船老板的传声筒，帮着船老板欺哄家属，“于是，他那少年时代因为父亲的亡故而长久蕴积着的愤怒，不禁就火一样地燃烧了起来。”他热情地帮渔民办事，替他们争取一点权益，“特别是对于海难事件的协调他更是不遗余力，事事替渔民的家属设想，甚至在协调会上带头来抗议船公司的做法。”虽然在这种斗争中他经常是失败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来船公司与渔会在处理海难时，已经不敢再象十几二十年前那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他得到了许多渔民的拥护与支持，所以船公司的老板们莫不对他恨之入骨。“四年前，据说就有几家船公司的老板联合起来，对当时的渔会理事长施加压力，要他把邱永富赶出渔会，但是那个理事长却恐怕引起渔民的反对，终于还是不敢解雇他。也有一些船公司想要赠给他一个顾问或什么类似的名义，每月给他一笔可观的津贴，希望他能够不与船公司对立，但是邱永富不为所动。”
　　现在，面临着一次新的海难事件(他的侄子也在这次事件中死亡)，邱永富又挺身和船老板斗争了。
　　事件发生后，船公司只给每个渔民家属三万元台币的恤金，即便加上社会救济和渔会的补贴等也只有六万元。这点钱对于要养活一家老小的渔民家属们来说，怎么够用呢？邱永富在协调会上揭发船老板的罪恶说：“台风过境到现在，已经五六天了，船如果真的破了沉了，说不定还有船员在海上飘流，说不定还在无人岛上等待救援。但是，你们庆昌公司却连一条船、一架飞机都没有派出去搜寻过，……”原来，公司之所以急急忙忙地宣布船沉人亡、马上就发恤金是为了好吞掉船员们的保险金。只要是船沉人亡，公司就不会有损失，“保险公司自然要赔他一条新船。公司决定每名船员发恤金三万元，表面上好象很仁慈，但是，谁知道船公司替船员保的险是多少钱呢？公司恐怕不但没有什么损失，甚至还可能因为船员死亡而领到一大笔保险费”。邱永富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船老板是“没有一个有良心的”，因此要和船老板斗争就只有联合起来。“如果大家不联合起来，就只有统统被船公司吃得死死的，他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可是船公司和渔会却利用了有的家属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吃这一点来分化渔民的斗争。他们个别地把钱发给了渔民家属，等邱永富想把事情闹大、联络好记者后，大部分的渔民家属都已领了钱盖了章了。但是，邱永富并没有心灰意冷，他坚持要拚下去，因为“不拚就永远没有出头天，永远被那些船头家吃得死死的。”故事的结局是，邱永富抬着一副装着遇难渔民尸体的棺材，打扮成出殡的样子，走进了庆昌渔船公司的办公室。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感动了受难的渔民家属，使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要坚持斗争下去的意义。
　　王拓的这篇小说，内容真实、思想深刻、艺术构思和人物处理也都比较完好，它展现了台湾渔民的悲惨遭遇，赞扬了他们的斗争，揭露了船老板的凶残。王拓一扫乡土文学中知识分子迷惘和徬徨的形象，刻划了一个顽强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形象在台湾乡土文学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奖金二○○○元》写一家小医药公司的外务员郑文良为了得到公司的两千元奖金，改善一下家庭支出情况，只好在限期的最后一天去拚命工作，但却不幸发生车祸，大腿折断。他奖金到手，人却住了医院。公司老板不但不给医药费，反而停了他的薪水，并要一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陈汉德正式接替郑文良的工作。陈汉德得知郑文良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福利和保障，而且被停薪后，他的心里“象被什么给刺了，流着血，感到一阵隐隐的痛楚，而这分痛楚又渐渐在心里发酵、膨胀，渐渐转化为一股不平的愤怒，成为一团红色的热热的烈火，烧着他”。他质问老板：“留职停薪，妈的！这不是吃人吗？”他不顾老板要开除他的威胁，痛骂了狠毒的老板。
　　陈汉德到医院去看望郑文良，看到郑文良的凄惨状况，他“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薪水也交给了郑文良的妻子，转身大步地走了。
　　在这篇小说中，王拓揭露了老板的残忍和贪欲，描写了小人物生活的悲苦，赞扬了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在另一篇描写医药公司生活的小说《耕牛图》中，通过描写经理和老板之间的复杂关系，王拓揭示了资本家之间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又通过资本家为了赚钱，不惜使用各种不人道和违法的办法，包括做假药、禁药，利用色情去推销商品等，揭露了台湾现实社会中在商品和金钱利诱下人性的丧失。
　　《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员》中的青年教师李文举刚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比较活跃，他编校刊、写文章，经常和青年学生来往。但就是这个自认为有思想、有抱负的人，却在两个陌生人到学校要走了他的全部文章以后吓得哭了起来。从此以后，他变得完全象是另外一个人了，不再高谈阔论，不再编刊物，和学生们在一起也只是喝喝茶，闲散时就看武侠小说。李文举尽管已变得如此消沉，但他仍在学校中自视清高，瞧不起弥漫在其它教师中间的铜臭气。同时他却又极端厌恶劳动，讨厌农村生活，甚至讨厌他生活在乡下的哥嫂。他心胸压抑、思想苦闷，可从来不敢想去反抗，而是处处屈服，只想通过寻找爱情来解除心中的烦闷。他虽然厌恶训导主任痛打学生的非人道行为，甚至想去干涉，但在自己思想烦闷不得解脱的时候，也动手不问青红皂白地痛打了学生。
　　王拓在这篇小说中成功地揭示了在台湾的思想高压下，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在作者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懦弱以及堕落进行的辛辣讽刺和沉痛鞭挞中，展现了台湾社会中知识分子从热情到徬徨以致堕落的现实命运。
　　《车站》是一篇描写失业工人悲惨生活的速写。一个男人从工厂失业了，半年以来没有找到工作。在心情烦闷的时候，他就喝酒，酒喝多了，就打妻子。妻子不得已离家出走，但最后想到留在家中的孩子无人照应，只好又回了家。
　　王拓在这本小说集中，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刻地描写了渔民、失业工人、教师、公司职员、小知识分子等小人物悲惨的生活和命运，再现了他们的复杂的思想感情，描写了他们的苦恼和忧愁。从人道主义出发，他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反抗——即使是极微弱的，表示了支持。他真实地揭露和抨击了在台湾商业化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非人道行为，对台湾现实社会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王拓还在这本书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他对台湾乡土的热爱，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是两脚深扎在这块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还在这块土地上，和这块土地合而为一、混为一体。所以，我们爱她！无条件、无保留地深爱着她。为她，我们愿意流汗、流血；为她，我们甚至可以死！因为没有这块土地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子孙、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中，到处充溢着这种从对于乡土的爱中所产生出来的感情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