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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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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萧恩与《纽约客》
作者
董鼎山
期数
1993年04期
曾在美国著名文学杂志《纽约客》(Newyorker)当了三十五年主编人萧恩的逝世,表明了美国文坛一个时代的变迁。威廉·萧恩(William Shawn)享年八十五岁,他的去世之讯并不令人惊震,可是他于过去数十年来对美国文学写作风格的影响却替他奠定了文学历史上的地位。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将他的一生贡献向本刊读者介绍一下。编辑人才往往是幕后工作者,少有扬名的。他们所做的事吃力而不讨好,名利只属于作家明星。读者们请把这篇文章看作对所有编辑们的称颂吧!
《纽约客》系于一九二五年由编辑怪才哈罗·罗斯(HaroldRoss)创刊,风行一时,立刻成为时髦的轻松文学刊物。到了一九五二年罗斯逝世后,由他的助理萧恩接手。慢慢地这位沉默寡言、不爱出风头的文人把这本杂志转化成为严肃的文学期刊,有一时期占了美国文学杂志界的第一把交椅。他对作家们彬彬有礼,态度和蔼,可是在编务工作方面,他十分严格,在他三十五年主持《纽约客》编辑方针的期间,他被视作一位独裁者。
萧恩能够这么持久地占了美国文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杂志主人弗莱修曼(R.Fleischmann)的一意支持。弗莱修曼出身富有,资助罗斯创刊《纽约客》。他逝世后,由儿子接手。年轻的一代爱财,于一九八五年将《纽约客》以一亿四千二百万元巨资售与报阀纽豪斯,此后《纽约客》的命运就被注定。(在今日,《纽约客》在英国女编辑娣娜·布朗(Tina Brown)主持下,成为一本合乎时潮的刊物,在外形与内容上都大有改变。布朗女士原是美国目前最走红的杂志《名利场》(Vanity Fair)主编,也属于纽豪斯报系。)
纽豪斯于一九八五年接管后,为了抚慰杂志的多年老读者与经常撰稿的作家,立刻宣布要保持《纽约客》原来性格,并要萧恩留任。不料二年后他就强迫萧恩退休,而将编务交与也是属于纽豪斯报系的克瑙夫书局总编辑罗勃·戈特立布(Robert Gott-lieb)。当时此举曾引起《纽约客》内部工作人员反感,一百五十位作家、编辑、漫画家联名写信抗议。这个情况我前已曾作报导。可是五年来戈特立布不但未曾改变《纽约客》原来作风,而且获得这些曾经抗议的作家们的爱戴。好景不常,报阀纽豪斯显然并不满意,于一九九二年将广销盈利的《名利场》主编布朗调任过来。报刊主人的自的是在赚钱,于是严肃的、文学与时论并重的《纽约客》已在逐渐转化为一本轻松的消遣刊物。
且说,萧恩于被迫退休后,郁郁不乐。于一九八七年后期,他被法拉·史屈劳斯·吉罗书局聘为顾问编辑。在美国各著名书局被国际大企业机构吞没的情况下,法·史·吉书局是绝无仅有的仍保持独立、着重严肃文学出版的书局。(我曾于三年前与该书局主人兼总编辑史屈劳斯在一友人宴会中相谈,对他的文学见识极为倾服。他也已退休,由儿子接手。)
威廉·萧恩编辑《纽约客》数十年,建立了他在编辑界的名誉。他的长处是无限的耐心,对细节的极度关注。他拥有编辑务求十全十美的名气,有时不免过于挑剔,可是作家们都很心服,并不批评他吹毛求疵。多年来每周一期的《纽约客》中,几乎每篇文字都经过他的细细推敲。任何一篇文章中有他认为不适当之处,他不惜花费时间与作者共同研讨。《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J.D.Salinger)称呼萧恩为“天生伟大编辑艺术家中最过度谦虚的一位”。
在萧恩担任编务期间,《纽约客》不但在文学作品方面出色,而且在时论方面的发挥也获得读书界的尊敬。约翰·赫赛的《广岛浩劫》描绘了原子弹的悲惨后果;蕾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首次指明化学工业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的危险;詹姆斯·鲍德温的《下次的火》叙明了美国黑白种族之争的危机;琼纳森·谢尔的《地球的命运》指出核子武器竞赛所可能引起的全球毁灭。越战期间,《纽约客》也曾发表了不少反对越战的文章。这些时论的刊载大大影响了美国民意,转而左右了政府的政策。萧恩显然对美国与人类的前途极为关心,因此编辑部中也有人认为《纽约客》内容似太多悲观的成份。
同时,在文学作风与新闻报导风格方面,《纽约客》成为美国全国各地作家与记者们的指南针。当杜鲁门·卡波地的《蓄意杀人》(In Cold Blood)于一九六五年发表后,写作界立时兴起一种用小说方式纪写实事的风气(所谓“非虚构小说”;我前曾在本刊报导)。萧恩特别看重实事报导的文学风格。上述的鲍德温与卡逊等的报导,文字都极精湛美丽,非通常新闻报导所可及。一九六一年,《纽约客》特地耗资派遣著名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亚仑特(Hanna Arent)前往耶路撒冷采访纳粹杀人凶手艾克门(Ado1fElchmann)的审判。她的报导与通常的浮浅新闻报导截然不同。一九六三年时,社会学家迈可·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一书出版,甚少引人注意。可是《纽约客》一篇书评指出《另一个美国》的重要意义后,当时的肯尼迪总统读了,马上体会到美国的贫苦面问题的严重。
萧恩主编时期的着重严肃文学与重大时事问题,也有缺点。萧恩自己曾于一九七九年接受记者访问时遗憾地承认,自他担任编务以来,《纽约客》缺乏初期创刊年代的轻松幽默文章。他也自认他的编辑的严正,影响了杂志的销路:一九七四年的销路跌至每期四十八万五千份,一九八三年增至五十一万份。一年以后又跌至五十万份。销路之跌与广告收入的减少,乃是《纽约客》出售的原因。
数十年来,萧恩自己由于编务的繁忙少有写作,偶然替《纽约客》作家的文集写篇短序,便被初学写作者视为至宝,因为他的文句都是精炼简洁,没有一个废字,没有一句废话。他生活态度严肃,待人有礼,弹一手好钢琴,在友好集会中会讲一些富含风趣的文坛轶事。在他处理之下,《纽约客》成为纽约市高级社会中世故老练的象征。他生性不喜热闹,不敢开车过速。他保持了老派人物的癖好,讨厌冷气空调与自动电梯(《纽约客》办公大楼的电梯改为自动化后,留下一部仍由司机开动,专给主编人使用)。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晚上难得出外应酬,只偶然在著名的阿尔贡耿旅馆的餐室中请作家用午宴会商文事。这样一位外表与生活方式极为平凡的人物竟在《纽约客》主持了编务三十五年,所历时间较创刊人罗斯的二十六年尤长。
杂志主人弗莱修曼一心一意的支持表明了他对萧恩的信心;他甚至在遗嘱注明赠送萧恩遗产十万元。而他的编辑才能极受本刊其他编辑与作家们的尊敬。他的标准极高,其次他请犹太哲学家汉娜·亚仑特博士写一篇哲理深奥的文章。亚仑特表示犹豫,认为《纽约客》读者对她的作品恐没有多大兴趣。萧恩答道:“没有关系,在他们眼中,单是你的文笔已经够好了。”
萧恩的长处是他的严格而遵守逻辑的头脑。他的头脑常在思索转动,学习任何动作(例如开驶汽车)。他凡事必须要有一个解释。对他批评的人当然也有。一九六○年时,《纽约客》的著名女作家陶乐赛·派格曾讽刺地说,《纽约客》所载者似乎“都是某些人在巴基斯坦的童年时代记忆。”(我确记得,在六十年代,《纽约客》载了不少有关童年记忆的自传性散文;我自己就曾在这种风气下试投过稿,当然没有发表!)这类个人回忆式的文章往往过长而不够紧凑。而当时所载的一些所谓虚构小说也被人批评为缺乏情节、只着重文章的风格。所谓《纽约客》式写作的风气,就是在那个时期盛行的。一九六五年时,作家汤姆·沃尔夫,即后来以《名利场大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一书闻名的作者,曾在当时的《纽约先锋论坛报》讥刺萧恩将《纽约客》化为“全国最成功的郊区妇女杂志”。
在编务工作上,萧恩有“独裁者”之名,因为他从不召集编辑会议讨论编辑方针与杂志内容。他的作风还是老派的,与编辑或作家进行一对一的单独谈话。弗莱修曼对他那种作法毫不过问。一九七四年的一次《纽约客》股东大会中,有人问萧恩是不是有个他可信任的副手。弗莱修曼答道:“我猜想没有吧。”
萧恩对女性仍保持了旧式的绅士态度。某次他搭乘电梯,发现一个醉酒的作家在女乘客前高声粗言,他乃告司机者:“请停车,我要马上出去。”他的敬重女性态度,显然与他的幼年教养有关。他于一九○七年出生于芝加哥一个富商家庭,在密歇根大学受过教育,当过几年新闻记者后,他来纽约,开始替《纽约客》的“本城闲话”栏写稿。他说在开始时稿费是每英寸二元,“简直不能赖以为生,但不久他们就雇用我进办公室工作。”于一九三五年时他被升为编辑,但是他的兴趣仍在写作。到了第二次大战爆发,他才被重用。据幽默作家詹姆斯·塞柏在他的回忆录《与罗斯一起的年月》中说,当时主持非虚构部分编务的圣克莱·麦克尔威前往从军,所遗下的执行编辑名衔就由萧恩接收。
创刊人罗斯开首小视萧恩,但不久两人就合作得非常顺利。散文家E.B.怀特曾这样形容:“罗斯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当时人人都兴高彩烈的享受安逸生活。萧恩是三十年代的产物,当时人人以叫卖苹果为生。”二十年代的繁华与三十年代的萧条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两个极端面,而罗斯与萧恩的合作却使《纽约客》能在大战期间继续生存。据《纽约客》作家勃兰登·吉尔在他的回忆录《这里在<纽约客>》中说:在战争进行期间,“萧恩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每星期七天,沉着冷静”,毫不受外面世界的骚扰。他的编辑见解甚受罗斯重视,在他的催促下,罗斯同意将《纽约客》整整一期登载约翰·赫赛的《广岛浩劫》。这篇文章全长三万余字。它的全文一次登载不但使赫赛立即成名,而且引起美国政府民间对原子弹消灭全城人口威力的注意。突然间,《纽约客》由一本充满漫画、幽默、轻松文字的杂志升华为一本严肃刊物,深获各方赞扬。从此,萧恩成为罗斯手下最重要的助理。
詹姆斯·塞柏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一年罗斯病重,“他对我们明告,他要萧恩作他的继承人,衷心希望萧恩会同意。”勃兰登·吉尔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相信接任者不会是萧恩。”
这样,萧恩一直做到一九八七年始被迫下台。他担任了法拉·史屈劳斯·吉罗书局的顾问编辑后,最后一本所编的书是黑人电视女记者夏琳·亨特·戈尔特的自传,记述她于一九六一年作为首个打入乔治亚大学的黑人学生的经历。这位女士初期曾在《纽约客》工作,她要求书局请萧恩编辑她的书,认为这是当作家的莫大光荣。
据萧恩的儿子说,他的父亲晚年写作甚勤,所写的可能是小说。他说他不知手稿藏在何处。有人问,萧恩对娣娜·布朗接编《纽约客》有何意见。萧恩儿子道,他从没有什么表示,但是据他母亲说,父亲正在计划与布朗女士聚餐叙谈,“我相信他只愿望《纽约客》一切顺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日于纽约
萧恩与《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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