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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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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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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最是文人有自由
作者吕澎
期数1993年08期
  陈寅恪曾有“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诗句,有人猜测为“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第6页)
  实际上,自由不自由是个相对而论的东西。陈寅恪是个文人,他究竟还想奢求多大的“自由空间”呢?这“自由空间”究竟在何处呢?就今人的语词范围而言,空间无非有二,其一为精神空间,其二为现世空间,科学领域里的“宇宙空间”不过为“现世空间”的扩大而已。文人对空间的选择通常为何?《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的作者陈平原又提到了中国文人通常走的三条路:从政、述学、文化批判。
  我们且不管从事文化批判的文人为何经常指责“从政”、“述学”者,也不去论及胡适等人如何议政与述学兼而有之,更不去谈徐复观在《杂文自序》里说自己每周五天面对古人,两天面对当代之类的说法,我们就来谈谈“从政”、“述学”、“文化批判”各自的空间范围,之后,我们即知文人究竟自由还是不自由。
  就今天的观点来看,政治是一门科学,将政治视为权术泥潭的人实际上对政治的理解太简单,这就正如把学术界里的无休止的笔墨官司看成是无聊的游戏一样,都是错误的。从政的含义,就实质而言,就是从事社会的公益之事,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计划、组织、安排一些社会活动,调整、改变、治理一些被认为是有害于公益的现象,所谓“修齐治平”不过如此而已。“议政”的工作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发现了不少有害于公益的问题,并急于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苦于手中无权,故舞笔议而论之。实际上,这类人往往缺少政治的操作技术,加上理想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急性子,他们的议论通常只能煽起道德主义的激情,而不能解决多大实际问题。文人议政,一但遭遇到如此结果,就深感社会大逆不道,进而感到自由天地太小,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道?
  人有道德良心,“有情”与“不忍”,则导致议政,然而,这种“议政”倘若不是无目的的游戏,其意义何在?在引发道德的愤慨吗?或在引发政治家的思考吗?引发道德的愤慨是十分容易的,但想引发政治家的思考却就难说了。政治是一门冷静的科学,道德的激情只是一种滋补性的精神背景。文人议政,除了也许能引发道德的愤慨外,基本上是自言自语。
  由于文人议政过于频繁,且往往“借经术以文饰政论”,故“文化批判”的真正含义让人分不清。“借学术谈政治”未必是坏事,不过,文化批判的所谓学术根基就难说了。文化批判实质是透过文化文本去探查社会的病理,从根本上与社会,进而与政治有关。所谓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不是现世的不允许,而是道理上的不通。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语言哲学的观念来看,“政治”与“学术”这两个词本身就得事先作一番清洗。
  文化批判其实介乎于“议政”与“述学”之间。文化批判并不直接说政,但间接在揭示“政”背后的问题。文化批判并不象“述学”那样“闭门造车”,却往往与实际的政治生活有相当的距离。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些文人,他们在从事文化批判之时,往往过于激动,以致进入了“议政”的游戏圈,却又拒绝“议政”圈的游戏规则;或者,也有文人大谈“文化批判”的文化问题的针对性时,却又在字词之间作“钻牛角尖”的游戏,于探查文化病理无补。这都是对人生之度缺乏把握导致的。
  文人的本职工作仍是“述学”。所谓述学,就是从事自圆其说的文字游戏。将一个研究对象或课题放在“有意义”或“真理”的位置上,并加以不慌不忙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寻求乐趣,这就是文人的工作。图书馆的填充,有一部分填充物来自文人的“述学”之成果,后人可以从这些成果中发现前人的智慧与聪明。
  文人因身处社会,且具道德激情和善良意志,以致“议政”或从事“文化批判”,均无可厚非。但做文人的人一定要清楚:“议政”不懂政治操作容易滑向“骂政”,“文化批判”又由于缺乏“述学”之功底也容易变为“道德批判”,这些都是导致若干年来人们对文人之生活界限不大清晰的原因。
  就我个人而言,我以为如果一定要使用“自由”一词,并且是在大家对这个词有默契的情况下使用它的话,我就会说:最是文人有自由。
  说文人自由理由有二:其一,就自由的精神空间而论,其述学的空间是无限的,文字游戏在智慧的驱动下可以无限展开,永无终结。人们往往会问文人的述学究竟有何益处,其实,每每遭遇此类提问,最佳回答即是:无益。然则为何仍然继续搞这样的名堂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兴趣与爱好,这就正如有人爱好从政一样。所不同的是,前者于社会无直接作用,后者几乎日日在影响着、干预着、改变着社会。在当代社会,既然文人并不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且也无力改造,那么,于人类文化游戏有益的“述学”就成了文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内容了。
  前辈文人往往觉得“无自由”,乃是因为他们有从政的冲动或有过多的道德激情,由朱熹提示的儒家政教思想对他们起着根深蒂固的作用。且不说不少文人内心真对仕途有兴趣,即便是受“道德责任感”驱使的文人的“议政”也往往是大而无当,于事无补。对此,文人须当切记。
  说文人自由的第二理由是:文人的现世空间也是无限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政客几乎无法选择做一个文人,而一个文人也许可以选择走几日仕途。中国历来不少杰出文人均有此经历。不仅如此,这“几日仕途”往往深深滋润着这些文人的“述学”。当然,无论出自学术还是正义的原因,文人也可花出一点时间从事“文化批判”,出出心中的恶气。也许这样的“文化批判”缺乏学术浓度,但只要清醒这无非是一种测试自由度的游戏,就不会落进“批判”的陷阱。
  需要补充的是,今天的文人——如果我们一定认为有的话——所处的境遇与以往任何时代都有不同,以致出现了“文人还会被尊敬么?”的急问。究其急问的原因,不是过去人们熟悉的向文人逼来的政治压力,而是每日不可或缺的金钱的匮乏。了解文人生活的人都清楚,文人之清贫,与过去相比,实在是严重之致。然而,如何认识乃致脱离这样的困境呢?我想,方法有二,其一,当再清醒地反省一下文人的角色或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旦保持文人即是从事文字游戏的人这样一个觉悟,那么,“尊敬”或不尊敬的焦虑就会消失。倘若过分焦虑于“尊敬”,则会有求虚荣之嫌,而文人之骄傲处只在于文字之中自得其乐。金钱的匮乏对于今天的文人决不会到了无米下锅或日日稀粥的局面。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艰难的生活局面都能克服,何况今日。只要对日益增加着的财富没有过多的追求,他人的富裕是不应该成为文人是否还会被尊敬这个提问的理由的。当然,认识和脱离金钱匮乏的方法还有一个,这就是下几日“海”。我并非指今天日日在报上、书摊上所见的“知识分子下海”这类现象的陈述,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并不是说真正的文人下海,而是该下海的就趁这个时代的潮流下海去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也不该再回来,那就是他们的事业,乃至就是他们的生活。我所说的“下几日海”,有点类似于几十年前的文人议几日政,但他们终究不会从政。尽管文人之间能力智慧有别,但只要有可能,通过下几日海测试一下自由度也是有益的。所谓焦虑来自政治就议议政,焦虑来自经济就下下海,既然一开始就知道这只是一种人生的权宜之计,一种放松人生的有益活动,那么,就不必把结果看得太重。
  文人总是聪明的,传统文人的缺点就是“假放松”,他明明关心国政,却偏偏要坐在竹林里喝酒作诗做出个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关心国政当然可以,可一旦你身处国政游戏之外,其关心的意义就很难说了。我们总不能老是向自己作自言自语的道德陈述吧。文人应将聪明放在应放的位置上,比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想读的书;或者,到室外走一走,无论室外的空气和环境有多恶劣,带着一种游戏的心情,总能发现点美化室内的点缀。
  明代吴宽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应被视为对文人述学生活之规划,“穷而工”的文章固然具有愤世之激情,但总难免遭遇政治的伤害。
  总而言之,文人是身处现世但内心出世的人,有点类似于在家居士。只是所读的书不太一样,也没有居士那样热心于行善。有时,他要顺从一下内心的善良意志,对社会发发议论,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就今日之现状而言,文人下几日海,也可以视为一种人生策略,一种保护学术的生命的方式。究竟“下几日海”是否会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的财富所得,这并不重要。有趣的是,回到家时,总有些人间图象可以在笔端下出现,以作为述学闲暇之时的话题。
  文人的身份不是靠书本或自我陈述来证实的。文人应甘于身处社会的边缘,这样,他才清楚不同游戏圈的界限。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社会并不属于文人的,那怕你下了几日海,有了一点钱,你也应该仍然清楚,你只是社会中的影子,你的真正的实在只有在书桌之前才会出现。
  物欲主义的恶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文人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此,放松人生是一必要的提醒,因为,所谓自由也就是在放松之中,我们无时不应该对放松有所意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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