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角川其人及其商法

　　“出版界的风云人物”、“电影界的革命家”，指说的是角川春树，“独裁经营者”、“出版社暴君”，指说的也是角川春树，在他因涉嫌违反麻药取缔法被捕之前和之后，翻云覆雨的传媒把他报道得判若两人。其实，这两个侧面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角川春树——角川书店社长。
　　角川书店是乃父角川源义创办的。源义本是学者，“相信出版事业才是使战败的日本早日重新站起来的道路”，在战后的混乱中白手起家。他的理想是学术教养型出版社，与岩波书店并世而立。一九五O年五月开始出版《角川文库》，宗旨是“基于有良心的编辑，把古今东西的不朽书籍，以能摆上书架的精美版本，廉价地提供给众多的人们”。这完全是因袭岩波文库的古典、名著主义。然而，春树却是个生来跟老子唱对台戏的长子。
　　他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图书经销公司、学术出版社磨练。在滞销退货的书山中，读到拿破仑·希尔的《敛财十三条》，大受感动，自信“出版是生意，我也干得了”。回到角川书店就职，他不顾老子社长的暴怒，别出心裁，插入彩色图片，附上朗读唱片，推出一套《世界诗集》。一箭中的，赢得头功，春树被提升为常务。但接着打出第二弹《日本诗歌》，却一败涂地，血本无归，使出版社陷入绝境。常务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又被降为科长。
　　遭人白眼的年代，春树开始去学习英语，伺机从翻译出版东山再起。时来运转，他看中一部美国小说，抱着被“炒鱿鱼”的决心，瞒过社长老子，独断专行地翻译出版，结果，　创下建社以来最大的畅销。出版社赚了钱，皆大欢喜，春树当上了编辑局长，时年二十九岁。
　　上台伊始，第一把火就是给文库“时兴化”。他“开诚布公”：文库本不过是商品，应当像卖化妆品一样。严选名著的岩波文库模式，是出版社出什么读者读什么，必须打破这种好为人师的传统，因应读者需求，进而创造新的需求。要大量推销，必须先变革读者的读书方式、藏书心态，把文库版图书当作消费品。为此他把广告做上电视，给文库造“读了就扔”的形象。幸而那时老爸已卧病不起，不然，一定会第五次宣布与这个跟他同样我行我素的逆子一刀两断吧。
　　源义去世，春树接任社长，一九七六年设立角川春树事务所，涉足电影业，实施他的“字、音、像”三位一体战略。选择的第一位作家是当时已有点背时的怪奇推理小说家横沟正史，一方面把他的作品全部文库化，另一方面改编电影，利用各种媒体大肆宣传。“横沟正史热”，以及后来的“森村诚一热”、“赤川次郎热”，就这么炮制出来。他摄制六十来部电影，全都据本社出版物改编，每当电影上映，原作也随之畅销，观众与读者相乘，影视共出版互动。角川文库当中，发行量最多的就是改编成电影的《人的证明》(森村诚一)，一九七七年以来已印行三百四十万册。一些本来不大出名的推理小说家的作品也大量文库化，“文库是古典宝库”的神圣形象被打得粉碎，娱乐成为主流。
　　角川春树的这一套做法即所谓角川商法。不周山被触，一向保守的出版界乃至文坛，受到巨大冲击。
　　关于日本文库之始，说法不一，大概是富山房的《袖珍名著文库》吧，刊行于明治三十六年(一九O三)至大正元年(一九一二)。这是德国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库(Reclam Universal-Bibliothek)》的仿制品。雷克拉姆文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业书之一，创始于一八六七年，严选欧洲等世界各国优秀的古典作品，以小型纸皮本刊行，向大众普及。时当明治维新以后，作为教科书、参考书，雷克拉姆文库在日本学生中也广为利用。
　　新潮社也早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就出版了《新潮文库》，旨在刊行西洋名著，但第二年草草收场；后来几起几落，现在的新潮文库是第四波，始于一九四七年，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文库本是长年备货销售的出版物，把什么作品收入其中，耐得住时间的淘汰，乃生命所系。古典有定论，而现代作品见仁见智，选收不当，就会失去读者的信赖，似乎更需要编辑有眼光。
　　《岩波文库》问世是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七月，它的成功使小型廉价版业书定名为“文库”，后来跟进的各种文库都仿照其开本和装帧，因之，一般把它视为文库之始。岩波文库六十年了，这么长的历史，的确，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事业，都不能说短。似乎从事业来说，尤难能可贵，因为人事变迁，同一事业是不易持续的。
　　文库的开拓者，也就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于一九四六年去逝。当年，他辞去教职，卖掉田产，开办的是一爿卖旧书的书店。他托友人请夏目漱石挥毫，题写店名“岩波书店”，得识这位代表日本近代化的大文化人。夏目把自己的作品《心》交茂雄印行，由此“旧货商”开始了出版事业，终至形成了一个“岩波文化”。
　　关东大地震后的一九二六年，改造社为挽救败局，宣布“断然实行出版界的大革命，把特权阶级的艺术向全民众解放”，出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通常要十元的书价被定为一元一册，订数空前。出版社争相效尤，抛出各种廉价版全集，在出版史上形成一个“元本时代”，开拓了大量出版的体制。本来岩波茂雄也想乘机出一套《世界文学全集》，却被新潮社捷足先登，只好另辟蹊径。他参考雷克拉姆文库，既借“廉价本热”的势头，又大反其粗制滥造，制定了“文库”业书计划。
　　文库的权威，全在于选书精良，所以很需要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天遂人愿，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新风吹进日本哲学界的三木清正在这时出现了。协助岩波推进文库出版的小林勇兽这样记述他：“问三木什么都能给予明快的回答。其学识之深和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他的解释批评让人觉得新鲜、准确。对于我，三木是充满魅力的人物。他了解耆宿前辈们的力量，不客气地谈论。”“三木从不装模做样。突然托求也不见怪。着急的时候，等一个钟头就给拿出结论。自然科学方面不多言，但纵观大局。一个优秀的全能选手成为我们的人。”《岩波文库发刊辞》就出自三木之手。
　　当时也有学者非难这个出版计划没有体系，但读者的反响却异常热烈。有人写信说要把一生的教养寄托于这个文库，使茂雄大为感动，认为“岩波这时才可算是出版人了”。
　　岩波文库的确不愧为岩波书店的“看板(招牌)”，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密不可分，对日本读书界影响之大，难以估量。作为教养主义的象征，知识大众对岩波文库的信赖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岩波文库六十周年之际，编辑部编印了《岩波文库总目录》，提供书志方面的基本资料，并附有“书名索引”、“著译编者名索引”、“分类书名索引”，对于读书人甚是便利。那时岩波文库已出书四千三百六十种，共发行三亿册。(据说，雷克拉姆文库至一九六七年问世百周年之际，出书约二千种，印数一亿一千万册)
　　其实，一九四一年以前，岩波文库的开本比现在要大些，是由于战争，纸张规格被统制，才不得已改小了开本。岩波文库第一批书有二十二种，其中半数以上迄今仍是它的主要书目，被人们捧读了半个多世纪，可见，普及“大家应该必读的真正有古典价值的书”并非妄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明》是岩波文库里印数最多的，计一百二十万册，次之的是夏目漱石的《哥儿》一百二十万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百万册。为保持文库的活力，编辑们一方面不断发掘适宜于现代的新的古典，丰富书目，一方面随时点检、整理已出版的图书。自一九六五年起，每年出书四十八种，即一月四种，每个月的十六号上市，就像是“定期刊物”。
　　从历史来说，文库的性质是廉价提供古典、名著，保证读书的基本部分。岩波文库发行量列在头十位的图书，全部是一九五一年以前刊行的，隐然可见它当年独领风骚的盛况，那正是教养主义勃兴、蔓延的时代。五十年代初，在书荒的背景下，角川文库的刊行带动起战后第一场文库热，五花八门的文库多达九十余种。当时岩波文库也创下一年出书一百六十种的记录。其中以古典、历史、教养为中心的文库也为数不少，都没有跳出岩波文库“宪法”，然而，古典有限，僧多粥少，一番较量，全败下阵来。把图书便宜而广泛地提供给大众，是出版的根本使命，而文库正是达成这一使命的有效形态之一，似乎也不应被囿限于古典的普及。
　　到了七十年代，中间读者层形成，出版物情报化，阅读取向多样化，同时又出现了所谓脱离活字(即不读书)倾向，整个读书界构造发生变化。说到底，角川春树的变革不过是顺风扯帆罢了。一九七一年《讲谈社文库》问世，七三年《中公文库》(中央公论社)问世，七四年《文春文库》(文艺春秋社)问世，又爆发一场文库战争。这种文库热、文库战争，往往发生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这是因为萧条则有暇，有暇而读书，读者的回归使出版业界反而每当萧条倍繁荣。角川春树祭出娱乐这一法宝，大概也是为了在文库竞争中异军突起，乱中取胜。
　　将娱乐之风刮进文库，刮上文坛，“冒渎书籍文化”，当然招来批判乃至谩骂，但是，角川文库却在口诛笔伐中销行，作为角川书店的支柱，与岩波文库、新潮文库鼎足而成三大文库。四十几年来，该文库已出书八千五百余种，现在仍再版的，约二千种。其他主要文库的出版种数：新潮文库五千五百种，讲谈社文库三千四百种，文春文库二千三百种，集英社文库二千种，德间文库一千九百种，现代教养文库(社会思想社)一千五百种，讲谈社学术文库一千种。每月刊行新书最多的是角川文库和讲谈社文库，各二十种。新潮文库和德间文库均十六种，文春文库十四种，集英社文库十种。置娱乐文学于古典的对立面，在“好书坏书”这种暖昧的标准下把娱乐一概抹杀，似也没什么道理。角川文库的编辑们自许：“‘角川文库很有趣’，这是让我们感到最荣耀的话。打破文库等于古典名著这一常识，把更有趣的书提供给更多的人，这种精神现今犹存。”
　　出版是一种文化性商业活动，似乎杂志把出版的商业品行显露无遗，而图书更多些文化形象。“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文库出版恰处于中间，在知识大众化社会里盛行。文库本价格便宜，不大量倾销就无利可图，而且，流通、销售、管理上也较为烦难，没有财力的小出版社是不敢照量的。
　　日本书店里，不像我国这样，书架上把同一种图书摆出一大排，而像是图书馆，一种书只一册。文库本或按作者序列上架，或依文库区分，如岩波文库、新潮文库、角川文库。若打不出招牌，一册小小的文库本就会淹没在书海里，难以被读者发现。
　　在文艺图书衰退的环境中，讲谈社要把良质的文学作品系统化，留传给二十一世纪，于一九八八年推出一套《文艺文库》，印数最多的是三万册。反过来说，作为文库本，印数若少于三万册，恐怕就是赔本赚吆喝了。标榜少印数重刊主义，当然也多多益善。
　　日本出版行业习惯把图书类分为单行本、文库、新书、全集等，这里的单行本相当于我们的精装本。眼下，文库本的平均价格为五百日元，是单行本的三分之一。虽然直接以文库本形态刊行新作品已渐成势头，但多数还是一仍旧惯，先出利润高的单行本，赚足了之后再考虑出文库本，细水长流。不少文库版图书一印再印，发行量惊人，如新潮文库《人间失格》(太宰治著，一九五二年刊)五百三十万册，《友情》(武者小路实笃著，一九四七年刊)四百一十万册，角川文库《心》(夏目漱石著，一九五一年刊)二百九十万册，讲谈社文库《青春之门　筑丰篇》(五木宽之著，一九七二年刊)二百三十万册，文春文库《龙马奔腾》(司马辽太郎著，一九七五年刊)一百六十万册，蔚蓝色文库《吸血鬼》(赤川次郎著，一九八一年刊)一百五十万册，现代教养文库《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著，一九五一年刊)一百四十万册，集英社文库的《青青时节》(山口百惠著，一九八一年刊)一百四十万册。
　　单行本图书文库化以往大都在三年以后，但近来似越来越提前，要趁着新鲜劲儿赶快文库化，再捞一下舍不得花钱买单行本的主儿。
　　当年，角川书店因历史短浅，没有积累，便到处收罗其他出版社的图书出文库本，以致有“小偷公司”之讥。后来一些出版社抓文库出版，其实也是为保卫本社的资产，不能眼巴巴看着人家把自己开发的图书拿去出“二锅头”。
　　执着于古典、名著的时代终焉，文库形象几乎变成了“图书廉价本”，书目上挤满了流行作家、话题作品。与此同时，新创作的“生鲜”作品也开始加入本来是“罐头”的文库世界。在时潮的激荡下，历来以简朴求价廉的岩波文库也不能不问问“画眉深浅入时无”，套上了彩印护封。作为硬性文库，内容不改初衷的岩波文库，以学术名著和辞典为主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和后来的以个人全集为中心的筑摩文库等，与其说是在坚持什么主义、理念，不如说是以自己的特色占据着市场的一角。一九九二年日本共出版文库本四千二百余种，印数一亿二千万册，足见文库出版、袖珍文化之兴盛。
　　文库本娱乐小说得势之日，正是凭文学全集立世的筑摩书房破产之时。到了轻薄短小的时代，图书的形态乃至内容也需要轻薄短小，重厚长大的全集被人们抛弃了。当时，对于筑摩书房，文化界发出一片援救之声，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角川商法”去的，因为前者是“善玉”，而后者是“恶玉”，后者败坏了读书风气，用娱乐扫荡了古典、教养，使前者大受其害。破产反倒成了英雄。不过，个中人可没有硬充反潮流的好汉，抓住的恰恰是文库。筑摩书房拥有多年来蓄积的雄厚财富，那就是各种全集。改变一下出版物形态，于一九八八年推出《筑摩文学森林》十六卷，三年间卖出百万册，使负债累累的出版社起死回生。
　　筑摩的文库看似逆娱乐之风而上，其实，编辑标准已决然放弃大系主义、教养主义，避开文坛政治，不搞平衡，不追求权威，“把自己读了觉得有趣的东西向人推荐”。后来又推出文库版《筑摩日本文学全集》五十卷，也是以“有趣”为取舍，不拘泥于作家知名度和文学史地位。
　　文库版全集并非始于筑摩，战前已有，战后也时有出版，如平凡社《世界名作全集》七十卷，讲谈社《吉川英治历史时代文库》八十卷。筑摩对文库爱不释手，最近又刊行一个硬性文库《筑摩学艺文库》，从宣扬的几种特色里可看出较为正统的文库出版路数：发掘古今东西被埋没的名著，把学术、思想、教养的基本图书小型化；由著者本人修正或研究者校订，堪为定本；以巨著也不难购求的价格提供；书后附有详细解说或著者撰写的文库版后记，以助读者理解。
　　筑摩的成功好像又证明着出版是绅士的事业，而角川春树竟大言不惭：“有销路，文化随之而来”。这可实在令文化人气结，对他那套不择手段的“角川商法”，鸣鼓而攻之。好，现在进了大牢，“果然不是东西”。著名作家兽野绫子已宣布从角川书店撤回全部著作。
　　据说因父子相左，角川春树从来不给父亲上坟，但在被强制搜查的前一天，去源义墓前祭扫了一番。作为俳人，他吟咏了一首俳句：
　　吉野山，开尽繁花返素貌。
　　莫非对人生有所悔悟？悔悟什么呢？